主动把握和平与战争的相互转化规律，下决心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李慎明论金融危机》观点集述

陈荣荣、单  超

一、在2000年前预测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和后来爆发的美国与国际金融危机

作者在1999年提出：“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假若21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中叶前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相伴”。[1]2000年，作者明确提出：美国“泡沫经济成分显而易见”；“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10年内会不会，15至20年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假若在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极不平静”。“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不仅是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烈度极可能超过30年代的大萧条。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把这一严重征兆考虑进去”。[2]我们看到，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开始破灭，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衰退。

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预言它的发生

早在2002年，作者就曾断言，“美国正在经受着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全面的危机”[3]；2006年，他进一步认为，“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入40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美国金融垄断泡沫的破灭已经显现”[4]；2007年初，他又指出，“美国的金融垄断规模已经达到峰巅”，“美国社会从政府到家庭普遍是赤字消费”，“美国实体经济正在萎缩”，“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开始加速”。[5]事实是，2007年美国的确发生了次贷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随之爆发。

三、最近十年对国际金融危机走势的判断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之后，作者就对“经济危机何时见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一些“时髦”看法的观点。他在2009年上半年提出，“全球各主要大国都在大幅降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剧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加剧之势，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6]2010年6月，作者又指出：“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这主要因为，世界各资本主义大国都在急遽降息、恶性增发货币，试图增加新的产能；而世界范围内的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的两极分化局面非但没有缩小，反呈日趋加大之势；穷国穷人的相对需求仍在急剧下降。因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积蓄能量”。[7] 2012年9月，作者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收获期可能还有3至5年最多10年时间。发达国家一方面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高劳动力成本的企业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在其国内加速科技和产业产品创新，以不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合作方式还会持续几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合作往往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赢得眼前一时利益为代价的。一旦这一眼前利益‘共赢’的收获期结束，冲突就不可避免。外资大规模撤资之时，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所谓‘经济失衡’，带来更多的全球性动荡。”[8]

四、2008年爆发的至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这是该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2010年6月，作者指出：“当前仍未见底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推迟多年和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经济危机”。[9]而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10]作者进一步指出，“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深化与推广,从行业上讲,垄断的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从空间上讲,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发展。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如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占有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等等这些基本矛盾非但没有消逝,并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激化”。[11]这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作者认为：“这场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它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12]

五、必须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我国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鉴于资本主义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教训，最近十多年间，作者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必须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我国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2003年10月25日，作者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和《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时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课题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并要及早解决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至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三农、腐败、环境等问题，还有时日容我们逐步解决。但是对可能突然瞬间爆发的涉及全局性的金融问题一定要切实高度重视。”[13]

六、如何认识当今时代性质

作为一名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者，这自然是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2015年10月间，作者指出，科学判断时代性质，“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他的判断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作者认为，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在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真正主导我们这个地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背后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正因为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一旦踏入金融帝国主义之路，也就是踏上了死亡之路。在通往死亡之路上，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14]

2015年，作者撰写文章[15]探讨了“互联网+”这种新型生产工具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大变革、大危机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总趋势来看，“互联网+”这个新的生产工具是将终结于共产主义还是终结资本主义？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作者的观点是：“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和生产关系大变革。他认为，“‘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将进一步加剧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其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给资本主义带来‘大灾难’”。“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随着全球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逐渐加大，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随着全球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不断壮大，其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必将会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而该文的落脚点在于标志性生产工具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器”这个角度来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那么，“互联网+”在一定意义上就决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对这种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把握正是作者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信心所在。

2017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指明的时代的性质。

七、针对世界格局大调整所作出的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作者在1999年提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可能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16]近年来，作者对世界格局的大调整作出了更加清晰的判断。他在2012年的文章中提出：“未来二三十年，世界各大国、各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还很难说，但目前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作者还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矛头的最终指向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要防止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成功离间中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首先集中围剿中国，然后挥师北上再肢解俄罗斯，以达到称霸全世界的目的。”[17]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波诡云谲，这种发展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作者的以上判断。对此，作者在发言和文章中多次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把握“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辩证统一及相互转化规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另一方面，“也要下决心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拓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局面”；同时，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清晰判断“金融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首先和主要是金融霸权。……二是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和贸易上的规制霸权。……三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的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霸权中，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其主力军，而且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所谓‘宪政’和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开路先锋。四是军事霸权”。[18]

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复兴充满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该书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作者字里行间浸沁的忧思，也能感受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如铁打般的信心。“资本主义冬季之后是社会主义的春天”、“时间不在资本主义一边——高科技在革资本主义的命”、“国际金融危机孕育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复兴”……等等。仅从作者上述这些文章题目中，我们就能读懂挑战与机遇、苦难与希望的同在。作者最初在2000年发表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中提出“社会主义再次复兴”论，其推测的时间大概是21世纪中叶前后。[19]此后，他又反复强调这一推断。作者在2012年接受《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访谈时谈道：“21世纪中叶前后，极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复兴”。“新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如顶着尚留余威的凛冽寒风，在冰封的大地上拱出了新的嫩芽。虽然极可能还有几次‘倒春寒’，社会主义的春天却必将、必然到来”。[20]他认为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不可逆转。在金融帝国主义开始敲响丧钟之时，世界劳动人民更加需要世界社会主义的灯塔。

2015年11月，作者发表文章指出：“历史辩证法正在向人们展示，在21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希望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再一次英姿勃发的大好机遇，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劳动阶级怎样发挥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决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贫穷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一乐观预言，根本依据如下：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互联网+’为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未来几十年内，必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无人工厂，并必然带来工人大量失业，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进一步急遽拉大，社会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依据所在，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所说的‘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的深意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逐步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21]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前夕，作者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强调：“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书写下光辉的篇章。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后一些年乃至21世纪整个上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界和价值观开始撕裂和分裂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价值观开始聚合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赢得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大好时机，是建立世界公平、公正秩序的大好时机，是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大好时机，同时也是有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好时机。”[22]

作者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我本人真的十分愚钝，如果能明白一点事理的话，完全是因为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认真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真信、真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立场上读。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很快得到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深拥戴，根本一点，就是他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山下乡那七年间，在贫苦百姓那里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而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这是至理名言。我们应该牢记，不应该忘记。”[23]

作者关于金融危机的分析根本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也最好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观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

整理：陈荣荣，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单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