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学界朋友关于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已在我们的学术期刊与网媒竞相亮相，给人以启迪与智慧，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创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与丰富的理论资源。受此启发，笔者根据自己对《资本论》及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的实际，提一点具体意见和建议，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加强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研究，突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开辟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新境界，彰显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真理性。

一、重视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全部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该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最后以实现社会主义为使命的科学。

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自然，再生产也是如此。因此，马克思的在《资本论》和其他一系列经典文献中研究生产与再生产时，总是把这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因而，他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又包括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样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1]927

《资本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关于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鸿篇巨著。马克思认为，如果只知道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不明白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就丢掉了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该书的特定要求，以巨大篇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作了详尽考察与研究。他告诉人们，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司令官”，他关心的不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论在其何种状态下，就其本质来说，总是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将工人置于“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不仅强制他们生产出价值和剩余价值，使他们的劳动和产品异化，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而且也要生产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还要通过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使之“永久化”。一方面，它要“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它还要使“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2]626-627 其次，他还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变革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社会方式，强化工人对资本的这种从属关系，即由形式上的从属关系变为实际上的从属关系，加强对工人控制与奴役；另外，他还利用商品与资本输出以及殖民地开发，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暴力手段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外输出，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除了上述种种，还利用金融霸权与现代网络技术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等手段，加紧对其它国家尤其是对那些社会主义与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进行政治干预、经济把控、文化侵略及思想渗透，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企图把整个世界都变成某一家的领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也考察了人类社会其它阶段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我们也发现，任何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都明白，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比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而且更是统治阶级得以存在和继续的命根子。因此，历史上从来没有那种只注重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而忽略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统治阶级的先例。即使是人类社会初期阶段的那些原始公社的领主们也不例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古代印度公社的情况时曾指出：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此外，它还有着严密内部分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帐员， 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等等，由这些不同身份的人执行公社内外的管理，以防邻居侵扰或内部的分裂。“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如果它们偶然遭到破坏，那就“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这一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得原始公社的这种生产机体一直延续了多少个世纪，而“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2]396-397可见，即使是在人类的初期发展阶段，人们对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十分重视的。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那种单纯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当然，也没有脱离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那种单纯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不论是人类历史上或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种关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事实，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却熟视无睹，他们见物不见人，更不见人的相互关系，因而在他们的眼里、乃至他们的思想深处压根儿就不知道和不理解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们讲生产，只讲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而不讲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此，马克思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指出：“经济学家们（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笔者注）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笔者注）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3]137-138他还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3]141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即使是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一样适合的。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也明白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但在他们的经济学的系统理论中却总是避而不谈。因而，他们的所谓经济学大都是围绕财富生产与增长而展开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稀缺问题、最大化问题、市场均衡以及供求、价格乃至分配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同100多年前就出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它们比以往更加庸俗，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迷惑性。

这就是《资本论》告诉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道理和基本的事实。这说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特征，突出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今天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我们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要求，搞建设好自己的经济学。否则，就可能坠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深渊，沦落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这就是《资本论》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

二、加强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迫切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必须加强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之所以如此，除了马克思《资本论》给我们的启示之外，同时也还是我国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迫切要求。

过去，人们研究《资本论》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注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的揭示与批判，只注重这一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各环节中的具体表现，却很少研究它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联系到现实，人们研究经济问题，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大多也集中在资源配置、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控制等问题，同样也很少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客观存在，反映到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具体到我们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上，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且长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研究的缺失。政治经济学，对我国来说是一门外来学科。它主要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他的《资本论》。《资本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早在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进入我国，后经在新中国建立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引进与借鉴，才使我们逐步建立起一种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后来，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实际，开始了独立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实践。不论是改革之前还是在实行改革之后，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虽然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与创新，但始终没有或很少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给予必要的研究与阐述。以教材建设为例，上世纪50、60年代引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在不言中，后来我国著名学者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其后不久由各方经济学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南方本、北方本等，这些教科书体现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活跃在我国教学与科研领域的许多经济学家当初就是学习这些论著成长起来的。历史跨入到21世纪后，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新的社会实践，也出版了各种版本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等教科书。这些论著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精品与获奖佳作，较之以前的教科书，不论是在体系结构、逻辑安排，还是在具体原理的阐述上，都有很多、很大的创新，吸收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建设方面的许多优秀成果，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最好水平，曾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广泛赞誉与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褒奖，甚至还受到国外同行的青睐与厚爱。然而，这些论著，不论是上世纪的旧作，还是本世纪的新著，要说有什么不足，那恰恰就在于它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研究还有些许缺憾。至于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涉及此问题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在浩如烟海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简直是沧海一粟、眇乎微哉，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中之所以出现长期忽略对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对它的学习与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就其早期来说，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建设主要是靠引进，甚至是靠照搬。这个时期，由于我国整个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素质都较低，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还非常肤浅。这时以及在后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学术界的志士仁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还由于受到引进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往往都集中在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发展趋势与历史结局等方面，而忽略了、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还有关于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种状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我国改革开放之时。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全党经过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惯性思维的影响，时间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但人们对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认识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另外，在这个时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乃至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方面，如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与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及改革开放各个方面战略，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客观地说仍然非常不够。因而，这一时期，对于马克思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基本还是处于原来的水平上。

其次，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党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上。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在实现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以及这之后，我们未能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再生产的关系，在思想上出现了片面性。这一时期，我们学习与研究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科技转化、经济增长、发展战略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诸方面。当然，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涉及的内容也有不少，如产权改革与保护、分配方式的改革以及新体制的建立，此外还有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然而，所有这些也都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经济总量之所需，而很少从完善、发展与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因而，致使我们在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却在生产关系方面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棘手的难题。

第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排斥，干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来是以社会财富为研究对象的，它所关心的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社会生产关系根本就不在它们研究的视野之内，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最合理的、永恒不变的，并且它还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通过自身持续循环与更新将自己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然而，当世界历史进入到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尤其是那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以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使国际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存在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的威胁。面对此，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的阶级本性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给予报复。这里，除了军事侵略、政治干预、经济制裁，还采取了文化侵略与精神渗透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颜色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它的前辈相比有些不同。它不仅关心经济增长，也关心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把“华盛顿共识”奉若圭皋，以推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己任，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呼号。这种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并且很快形成气候，占领了我们大学及各级党校的课堂以及意识形态的其它领域。在西方经济学的大量进入并对意识形态各领地的占领，给予我们的并不就是它们所说的那种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而是以此为幌子有意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华盛顿共识”的全部精髓都灌输给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大学和各级党校的一些理论教员，以及从事理论研究与新闻出版的人们，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动摇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放松乃至放弃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如此这般，那还谈什么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

上述诸种情况不能不影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不能不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遗憾。所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我国的初期到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始终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不得不促使我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研究提到重要日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抓紧、抓好、抓到底。

三、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根本属性上来说，当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在于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思想、理论武器和认识工具。为此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加强对我国社会这一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这是它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其义不容辞的重要历史责任。

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状况如何呢？客观地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悉心研究，尽力完善与发展。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我们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倒是令人担忧。

——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统天下。现在却越来越少，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绝对少数，尤其是国有企业减少得更厉害。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一、二、三次国民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公有制经济单位2004年为46.1万家，2009年为22.8万家，2014年为32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分别为14.4%、4.6%、3.9%；其中，国有企业分别为17.8、14.3、11.3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比分别为6%、3.1%和1.6%。(1)这比那个“人间正道私有化”的鼓吹者曹思源先生所预期的15%还要低了13.4个百分点。⑵当然，数量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关键是质量。但是，没有一定的数量又哪来的质量呢？即使是“以一当十”，那1.6%也只能当作16%，在全局也还是绝对的少数！众所周知，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等，早已成了社会共识，国家也反反复复强调了20多年，不仅不见成效，反而是问题越来越多。不得已，中央又作出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重大决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不强，说到底，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掌握的企业太少了。

在我国广大农村，上世纪80年代红火一时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因种种原因早已烟熄火息，不见了踪影。现在，除了土地，再也没有哪一样还是公有的。其实，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也不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了。按照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即为农业劳动者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是，从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这几十年，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了空白，因为现在的乡镇与村都是行政组织而不是经济组织，并且它在事实上也没有行使过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这样，农村土地的公有性质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大冲击。另外，随着农村新一轮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土地“三权确立”的推行，农民不仅可以永久性地占有土地经营权，而且还可以有偿转让、抵押。土地经营权的这种永久性地占有，而且还可以有偿转让、抵押，这对土地公有制的真实所有权形成的严峻挑战不容忽视？

——公有制实现方式的多样化，使那些仅存的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也在不显山不露水之中发生了变化。有一种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其实现方式是可以分离而且必须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不会改变所有制的性质。然而，在我国现实却被严重扭曲，借着股份制、承包经营、委托经营等形式对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不论我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好，但其实际结果并不如人之所愿，而是适得其反。比如，在这里，经营管理者可以自定薪水、奖金和福利，把企业当作自己的钱柜子；又比如，这里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脱离或规避政府监督，随意支配企业资金，或炒股、或炒地、或炒房等，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再比如，他们还可以吞噬企业利润，明目张胆地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自办公司、或转移国外、或用于寻租，甚至发放高利贷，如此等等。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在这种实现方式多样化的过程中悄悄地发生了为一些善良的人们所不知的变化。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我们的公有制失去了过去的那种优势地位，结果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那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以非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库恩先生就是这样评价“中国模式”的。他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新型且系统的发展模式，它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非公有制经济下的自由市场”，等等。(3)应该说，这对我们是一个有力的警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严重关切。

第二，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的社会方式方面。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一切社会状态下都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它们结合的社会方式不同而使社会经济有了不同形态的区分。所以，除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也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一种重要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看似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其实它所反映的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这方面，我国的现实情况又怎样呢？实在说，难如人意。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中，先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再到结构调整与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继而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后再到改组、改制，使大批国有企业消失，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在这些职工失去企业、失去岗位后，不得已而成了外企、私企与个体老板的雇佣劳动者。在那里，他们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是“打工仔”甚至是“黑奴”（在黒窑中打工的“苦力”）。在那里，工人没有工会，他们没有话语权。即使有工会，它也为工人说不了话，当不了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表明，在一些较大的私营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相反，他们倒是企业主利益的维护者。如2010年夏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当地工会公开站在外资一边，并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这，被一些学界朋友称为“世界劳工史上的奇闻”。这样的事情，并不就此一例，那些没曝光、没被披露的还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在那里，所有的不过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除了受到老板的剥削外，还要接受工头的盘剥，动不动，他们就要被罚款、扣工资。工人辛苦一个月挣得的钱连养活自己都很难，并且还迟迟不能到手。不得已，非得动用国家力量与法的权威不可。即便是这样，仍有不少工人还是要以生命作代价去向老板讨要，最后甚至闹到国务院，要总理亲自出面才行。这可算是创了世界纪录。在那里，工人没有多少人生自由。老板对他们实行的是“军营式”、乃至“监狱式”管理，即使是如厕也须工头“批条子”，(4)有的甚至还用电子监控设备全程跟踪。(5)在那里，工人只是劳动的工具，而非真地是人。他们不仅劳动单调，而且生活也乏味。这种单调与乏味不是逼得他们发疯，就是驱使他们去死。一时间，国内各类媒体连连出动，对富士康集团不到半年时间连续发生的13起跳楼事件所作的爆炸式披露就足以说明问题，实在是让人心痛。

当然，这是极少数。但虽然是极少数，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屡见媒体，频频曝光，可见其数量也并不算小。即使就大多数来说，哪怕是在最开明的老板那里，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等现象总是存在的，因而劳资关系普遍紧张。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至2007年，劳动争议案件从每年的几千件上升到数万、乃至数十万件（其中2007年为35万余件，(6)2009年达到60万件），(7)并且大部分年份，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平均增长率为28.46%），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了72.95%。(8)即使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也没用任何好转。仅重庆市荣昌县一个县，2010—2013年四年间共受理劳动争议案2489件，每年平均622件，最少的年份为453件（2010年），最多的年份是791件（2013年）。(9)事实足可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关系中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即使是在目前的国有企业，劳动关系虽说不像在非公企业那样紧张，但也不是那么的和谐。首先，在那里，工人的话语权并不多。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不论采用怎样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工人在其实质上也是雇佣劳动者，管不了企业的事。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里，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难得协调，工会与职代会的作用往往难以发挥，工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工人的一种福利性组织。那些实行委托经营与承包经营的企业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在那里，经营者具有绝对的权力，因为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大事小事当然是他一人或他一伙人说了算。工会只是做些无关痛痒的事，以示自己的存在，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其次，现在的国有企业在用工上，人为地将工人分成若干等级，制造差别，制造矛盾。在那里，工人被划分成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另外，在这些“工”之内还有若干区分。由于工人所属企业的用工制度不同，他们的身份也就不同，相应的，他们的工资、福利、社保等方面的待遇也大不一样，尽管是干同样的活，做同样的事。这就在工人之间制造了不平等，使他们有了贵贱之分、高低之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

收入分配，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国民的个人收入分配问题。分配，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最终实现形式，是最能反映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收入分配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与所有制关系紧密相关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有本质就是让全社会劳动者以平等身份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社会财富，以实现共同富裕。它不允许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占有的多寡所导致的贫富悬殊，而只认可因个人天赋及勤勉程度的不同而发生的收入多少的差别。这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常识，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完全按照成熟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但是，我国目前的情况却也太令人不解了。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78年为0.317，2000年为0.417，2010年达到0.481，2016年为0.465。(10)这不仅远远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也大大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美国为0.408）。

关于中国分配不公与贫富悬殊的情况，另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底，“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很高，大量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将家庭财产按从低到高排序，排名在25%以下的家庭的财产总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1.2%，排名在50%以下的家庭的财产总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7.3%。然而，排名在顶端25%的家庭拥有全国79.0%的财产，排名在顶端10%的家庭拥有全国61.9%的财产，排名在顶端5%的家庭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产，排名在顶端1%的精英阶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由此可见，中国的财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事实表明，我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收入分配与财产占有最不公平的国家，并且这种不公平还在代际之间转移与延续。(11)

这是宏观上的情况。宏观上的不公是由微观上的不公引起的。首先，在企业层面上，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按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贡献进行分配的一种新分配方式，所以，收入分配，其结果总是向业主或经营管理者一方倾斜。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企业或业主收入在GDP中的比上升了10.06个百分点，而劳动者的收入在这10年间不仅没升，反而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12)其次，在行业层面上，那些垄断性行业，如金融、电信、电力和一些高技术行业的平均工资数倍于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增速最快，遥遥领先于其他各行业。如我国金融部门2008年的人均收入为40312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2倍；其增速为29.6%，在全国最高，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11.3%。(13)

另外，全国城乡收入的悬殊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全国最富的人群大多集中在城市，而最穷的人群大都集中在农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四，在对外经济方面。

经过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凡是愿意来的，我们一律欢迎，给予国内企业不曾享受的各种优惠。如今，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金融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开放的。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没有什么不是开放的了。外商、外资在我国可以畅行无阻。华尔街有一条流行语说：“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14)金融产品（严格说应该是金融“服务项目”）尚且如此，至于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这表明我国的开放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对外开放，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资金、某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比如，中国逐渐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剩资本和落后产业，推销落后技术、过时产品的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在中国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与各种自然资源，享受我们无偿提供的良好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牟利，然后把真金白银送回老家，而把污染留给中国；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收购我国的龙头企业或优势企业，吞食我国的名牌产品、名牌商标与生产资质，扼杀我们的民族工业，把一个偌大的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加工厂”；他们可以在我们国家的法制、政策、管理等方面钻空子、搞投机，直接进入国家应该禁止的领域，控制我们的经济，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我国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经济的28大行业中，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就有21个。其中，汽车与玻璃制造、橡胶业、感光材料、大豆及食用油生产等就是如此。另外，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的大型超市，其80%以上的份额已被他们所控制。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把自己的门把得紧紧的，尽管大家都是WTO成员国，但他们就是对我国进行“卡”、“限”、“罚”，将我国产品、投资拒之门外。据商务部统计，仅2009年前三季度，除了中美轮胎特保案外，一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9起，反补贴9起，涉案资金高达10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9.4%和125%。(15)这样的事情年年有，月月有，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时，就声称要将中国列为攻击对象，称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进口关税。201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2017年度301特别条款的报告，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名单的第一位。特别是从今年5月以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发动了旨在破坏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维护美国世界霸权的所谓贸易战，把中美关系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上述事实表明，我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因而，离我们所期望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正好说明，加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研究正是我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同时还说明，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紧迫任务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四、简短的结语

上述诸点，正是笔者关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研究的一点看法。笔者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在于引起学界朋友们的兴趣与关注，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探索与研究，共同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为我国政治经济学建设尽一分责任，做一点贡献。

笔者还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必须首先学好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理论，把握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以及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其一般规律；同时，还要搞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我国社会生产诸环节的具体表现；另外，还要明白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理论、研究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现实指导意义，并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性问题作出说明，探索有效途径与方法，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增添新内容、开辟新境界，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注释

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05-12-06）、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09-12-25）、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4-12-16）

⑵曹思源：适当降低国有制的比重[J]，《江汉论坛》1995.（12）

⑶转引自孙爱东《六十年执政经验与启示》[J]，原载《半月谈》2009年第19期

⑷乔志峰：工人如厕竟须经理“批条子”[N]，《新快报》2009.7.21

⑸2010年08月14日新华网新闻频道《企业对员工全程监控 吃饭不洗手如厕不冲都被抓》一文说道：“‘我上厕所后没放水冲洗他们知道，空调开着出了趟门他们也知道，吃饭前没洗手、用手机打电话回老家，他们都知道……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一家民营企业采取监控信息化后台管理，所有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一切行动，皆被跟踪关注，人就像一个透明人。”

⑹⑻数据来源于于桂兰、宋冬林《我国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与劳动争议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⑺卫新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J]，《红旗文稿》2010.15

⑼郭杰、刘成琼：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统计分析——以重庆市荣昌县法院2010—2013年劳动争议案件数据为样本(http://cq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4/id/1280296.shtml 发布时间：2014-04-22)

⑽http://www.chinadmd.com

⑾谢宇主编：《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0页。

(12)袁元、王仁贵：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J]，《瞭望》新闻周刊2009.（20）

⒀袁元：收入分配酝酿改革新案[J]，《瞭望》新闻周刊2009.（20）

(14)黄明：美国经济观察：警惕复杂衍生品洗劫中国   新浪财经2009.04.09

(15)央视记者：WTO总干事：全球反倾销已开始围攻中国，CCTV-2  2009.10.20

(16)余翔：特朗普指示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是要挑衅？更像转移国内政治焦点[N]，澎湃新闻2017.08.1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