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界有三大顶层理论问题说不清

翟冬青

中国科研界当前有三大顶层理论问题处于“说不清”状态：一是定义不清楚，二是鉴定不清楚，三是需求不清楚。这三个“说不清”导致中国科研界的长期低效、无能和存在不公。

一是中国科研界普遍对科学定义说不清楚，把分科当成科学，把论文发表当科学，把权威的话当科学，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其实，分科是科学的现象，科学的定义是“验证”——经过多次试验的反复对某一个物理过程的符合性说明。

在验证面前，“合格的”学术论文，也只是基于实验室的小批量试验验证而建立的科学假说。学术论文绝不是“科学”，发表的学术论文随时可以基于新的试验数据而被推翻。在欧美科研界，对于论文的科学价值基本上能够保持清醒的态度。而在中国科研界和高校，用考核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确定学水平是违反科学定义和客观规律的，这是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中的笑谈。

学术权威的分析论断，在验证科学面前，永远也不能作为高可靠性的验证依据。对某事物的科学性的鉴定，如果是最终依靠了权威的论断，这是制度建设上的不足。中国从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在科技能力进步上大多采取引进模式，这与国内科研界的“权威文化”盛行直接有关。事实上，有的权威专家对某些科研萌芽采取粗暴的打压态度，常常阻碍了中国原创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流体力学权威周某曾经率众学者对于北京航天大学发动机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高歌教授集体给予不利的学术结论，15年后又由中国力学会进行道歉。

二是中国科研成果的鉴定、评议，既没制度、也没方法论指导。当前科研成果的“鉴定会”仍然普遍处于“科学家人治”的状态下。科研成果的鉴定准则离不开验证。如果不基于重复性的特定试验设计来审核，仅仅基于鉴定人的“头衔话语权”来开一个所谓的鉴定会，这是离谱的科研鉴定。国内普遍性的用“科研鉴定会”来结题，是错误的科学方法论，造成了一定比例的科研成果造假，也造成了我国科研界华而不实的作风，这样的科研“成果”往往难以进行产业转化，实际上就不是成果！

国内所谓的科研成果“转化难”，其中有很大的比例就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科学技术成果，而是对一个技术物理过程不成熟、不稳定、含含糊糊的描述。这些没有经过“中试”验证的论文、技术、专利等，其实都是“点子”，而不是“科学”，因为在中试验证过程中有可能被完全颠覆了，或者中试过程里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比如石墨烯。中国对石墨烯的宣传是全世界最火爆的，其实中试阶段还没有走过去，产业化风险非常大。

三是科技研究进步的本国需求和本国目标不清晰，总是盲目跟着欧美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基于“超英赶美”的心态在发展科技事业，这种发展目标设立的诉求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一面就是在国际上科技竞争力是立国之本，知彼知己是必要的。不合理的一面就是欧美公开的科研指南文件里有“假目标”的干扰，有真目标的隐藏，也有超越中国今天基础科研能力的部分，这些都是需要逐项认真甄别的。比如“星球大战计划”，就是美国干扰前苏联国防战略发展的假目标。波音公司的“B797、音速巡航者”等也是假型号目标，而多种产品技术的高可靠性系数却是真内涵，在产品对外宣传中是隐藏着的。比如汽车底盘的制动可靠性系数、大型客机适航证的内在逻辑、发动机的适航审定等。航空碳纤维复材的真正窍门在树脂的改性上，但是不断宣传的却是碳纤维技术的进步。我国十几年来研制航空先进复合材料，一直不知道在航空级树脂上进行科研立项，带头院士杜某一直在高倡碳纤维进步，就是被国外媒体所误导。中国科研界不能甄别欧美各个学科 “指南”内容上的真伪，当然就无法树立正确的“过程目标”分解来指导我国各行业的科研立项，同时还荒废了中国自身基础研究的“自生”能力，于是就长期处于“跟着乱跑”的困窘、低效状态。

解决中国科研界这“三个说不清”的顶层理论问题，就必须放弃对“论文”的庸俗功利主义的奖励，弱化“科技界权威”的话语权，让科研真正回到“颠扑不破的验证”这个轨道上，服务于国家现实科研需求的目标，

（作者：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国家民航局适航司无人机适航法规工作组专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无人机物流运行标准工作组组长、国家工信部2018年、2019年中国工业APP软件创新大赛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