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李玲教授的“两个凡是”谈起

郝贵生

　　昨日读到朋友发来的一个微信，是一篇旧文，即原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于2015年8月在北京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的一篇采访录。经常上网的同志应该比较熟悉李玲同志，她多年来围绕我国医疗改革状况发表了相当多见解尖锐、深刻的文章和谈话。这次看到对她的采访录，自然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当今抗“疫”斗争中，人民群众对我国医疗状况的关注度比任何时候都高。这篇采访录尽管是四五年前的，但一看标题《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立即使我迫不及待打开阅读下去。访谈录较长，我一口气读完。我非常赞同李玲教授的的观点，尤其是访谈录开头提炼出来的10个观点。这10个观点是：

　　1、医改最大的教训是，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所以在医疗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蒙受损失，政府也会遭遇极大的困境。

　　2、如果说吸引民营资本扩大供给，民营资本就去办医院好了，倒腾现有医院干什么?民营资本也不是傻子，没有一家愿意自己办医院，都是想去牟利的。把公立医院这最后一块蛋糕分了，能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吗?

　　3、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完全取消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所谓宿迁模式已经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当年宿迁市政府将当地最好的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掉，后来却要花近20亿元重办公立医院，一进一出多大成本?

　　4、现在全世界都病了，治疗世界病需要中医的方法，中医背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全面系统综合。

　　5、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已经变成新“两个凡是”了。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同行都批我右，现在像我这种人变成左的了，可见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右到极端了。

　　6、医改是利益的再分配，我们现在的既得利益势力已比较大了，所以去动利益的时候，它一定要反扑的，很多人就在这反扑的过程中倒下了。至于这医改既得利益群体有哪些，可能所有和医疗相关的都有既得利益，政府有既得利益，医保有既得利益，医药有既得利益，医院医生也有既得利益。

　　7、即使民营资本自愿创办医院，医疗卫生资源也应严格规划。过度更可怕，在卫生经济上叫供给诱导需求，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

　　8、所以应该从全世界来说，医疗都是非市场化的。英国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免费医疗体系，它90%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我们香港特区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它93%的医院是公立;德国、法国的主体都是公立和非营利性的医院。

　　9、我说我们一个医院院长其实挺不容易的，他眼睛一睁，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一样的，每天要进几千万，他这个医院才能运转，他要把收入指标分解到科室，科室又分解到医生。所以医改尽管已经九年了，医院的创收机制没有变，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都是要创收的，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市场化带来的。

　　10、我一直说，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同样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伤，医院也是用来防范风险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到，关键时刻就看出这支部队不可或缺——任何大灾大难的危急时刻，都是军人和医生冲在前面。

　　这篇访谈录发表时，又把其中一个观点即“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已经变成新‘两个凡是’了”作为整个访谈录的标题，实际也是对中国几十年医疗改革指导思想的既具体又深刻的高度凝练。我想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够从自身的经历和切身体会中尤其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的种种事实和现象对李玲同志访谈录中的实例及观点深有同感吧!笔者也是如此。列宁讲，任何个别都是一般。我认为，不仅几十年来中国的医疗改革奉行这“两个凡是”，实际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奉行的是这“两个凡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改开”几十年来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基于对毛泽东时代这样几个判断：一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二是人民群众吃不饱饭;三是搞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工人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搞早了搞过头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了，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应该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秩序”;五是搞闭关锁国，拉大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所以他们要“解放思想”，要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僵化”、“封闭”、“教条”的“社会主义观念体制”中解放出来。一是要改革“公有制”，卖工厂、卖企业，卖学校、卖医院，解散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导致今天的国有企业已占整个社会企业比例的很小一部分。农村除极少数村庄如华西村、南街村、周李庄、大寨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之外，整个农村阵地已经完全沦陷。作为中国工业、农业的两面旗帜大庆和大寨也完全被砍掉。二就是打开“封闭”的国门，引进外资，导致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所谓“民营”实则私有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凡是毛泽东时代依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民族品牌产品一个个被大刀阔斧般地砍掉，典型就是运10飞机，以及遍布整个中国西部的支撑中国经济命脉的军工和内地大型企业等等。树立小岗村、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典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但自从那个南巡讲话之后，我们历次党代会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和奋斗的目标。不仅工业、农业、商业这些部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就连直接关乎国际民生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也都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名存实亡，为按资分配、按权分配所取代。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任何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指导。就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也有理论指导，“摸论”本身就是个理论，只不过是荒谬的理论罢了。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导有自觉与非自觉之分，有深刻与肤浅之分，但最主要的是正确与错误之分。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因为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要摆脱压迫剥削，要翻身解放，要革命。马克思主义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源于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斯大林之所以领导苏联人民最终战胜法西斯，并把原苏联发展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也源于总体上能够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前三十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极其伟大的成就，也源于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与路线。那种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荒谬观点完全是少数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导致的必然结果。对这种荒谬观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进行极其深刻和有说服力的批判。本文这里就不再赘述。而那些所谓“改开”派不仅依据的所谓“客观事实”是错误的，依据的“改开”理论依据也是错误的。这个最主要理论就是“西方”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一词一般单独使用就是个方位词，与“国家”概念结合起来即“西方国家”，就是指位于地球西半部的国家，如欧洲、美洲、大洋洲的国家。如果从历史和社会制度解读”西方国家”其主要特指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再与“文化”结合起来，“西方国家文化”广义是指包括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神学、人道主义等西方全部文化的总称，也简称“西方文化”。狭义讲，主要就是指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发展和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形形色色的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当今也称之为“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从地理位置和国家角度讲，似乎也应包括在西方文化内容之中，但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内容中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因此人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内容。李玲同志这里的“两个凡是”的“西方”实质是指狭义上的“西方文化”的简称。也就是说，近几十年中国医疗改革的指导思想实际是指“西方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把西方文化奉为真理而膜拜之。

　　“市场”概念大家也很熟悉。《资本论》中马克思也使用过“市场”概念，实际是与“商品经济”同义语，但并没有“市场经济”概念。列宁曾使用过“市场经济”概念，就专门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即不但把劳动产品推向市场，也把劳动力和土地推向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市场经济”概念被广泛运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联合国上世纪60年代通过的一个文件中把现代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法、德以及日本等国家和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另一类就是计划经济国家即当时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愿意用“资本主义”指称他们自己，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的本质揭露批判得太深刻了，因而改用“市场经济”指称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愿用“社会主义”指苏联、中国这些国家，因为“社会主义”概念的产生毕竟是人们向往的一种进步的公平的社会。因此，这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就是等同语、“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也是等同语。这是“市场经济”科学的确切的不可更改的含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这样使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概念的。但被毛泽东曾经批判过的那个人90年代南巡讲话中，却歪曲了“市场经济”的含义。他说，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讲到这里完全正确。但他马上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犯了形式逻辑中“偷换概念”的错误。“计划”与“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市场”与“市场经济”也不能划等号。前者是手段，后者是体制。绝对不能用手段都可以用推论出“体制”也都可以用。这就等于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混淆起来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作为两个概念确实主观地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规律中，本质上两个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因为主观的捏合而变成现实的原型和科学的概念。正如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思维的本质在于把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同一体”的荒谬观点时说，现实生活中，绝对不能因为意识可以把鞋刷子与哺乳动物综合在一起，哺乳动物就能够长出乳腺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依靠意识的主观综合功能而拼凑成一个所谓“创新”概念，仍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扭曲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概念。

　　李玲教授所概括的中国医疗改革的“两个凡是”思想，这里的“西方是对的”就是说西方文化是对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对的，再具体些，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是对的;反过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错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所谓“市场是对的”就是说“私有制是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的”，“自由主义理论是对的”，“人本性自私论是对的”，“按资分配是对的”;反之，“计划经济是错的”，“为人民服务是错的”,“奉献精神是错的”。也就是说，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就是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看看我们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媒体上抽象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公平等理论喊得震天响，满天飞。前总理温家宝十几年前，在数次国内外公开场合下谈到改革时，不是号召共产党人学习《资本论》和《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学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市场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这不典型地赤裸裸的把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理论作为共产党人搞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吗?另外相当多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歪曲为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号召共产党人搞改革就是与“世界接轨”，“与西方接轨”、“与资本主义接轨”，把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由此导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包括医疗改革就是跟在西方世界后面跑，跟在资本主义后面跑，跟在市场经济后面跑，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中兴集团在中美贸易战中丧权辱国、大败而归，就是典型地跟在西方跑的结果。

　　李玲教授能够对中国的医疗改革现状做出“两个凡是”的结论，实际是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可是我们的某些当权者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却把这种本质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的词语和旗号掩盖起来。如他们借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实践标准，以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曾出现过的某些曲折问题为由，叫嚣“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失败了”的荒谬观点。借口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推销他们的所谓“创新”理论。他们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却偷换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含义，把以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本质偷换为唯生产力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有诸如什么“摸论”、“猫论”、“先富论”等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号贩卖修正主义实则资产阶级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是错误的，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毕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虽经过40多年的所谓“改开”过程，但并没有因为错误的理论与实践而完全丧失掉，其深厚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积淀仍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进步作用。本次抗新型冠状病毒战“疫”中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逆行”精神、解放军和公立医院的主力军作用、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人民群众的组织纪律性、全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精神等等实质并不是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而是遗留的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制度、作风的结果。而那种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种种“特色果实”恰恰起到了零作用甚至是负面和消极作用。人民在这场与病毒奋斗的实践中再次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好!社会主义好!中国只有真正或者完全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未来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02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