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活经济很重要，但搞活经济并不是一撮而就的。具体到中国这样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搞活经济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进行艰辛努力，陈云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一）搞活经济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在1950年为11.18%，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接近90%，而中国要实现城市领导乡村，要进行工业化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陈云认为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是建国初期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1950年11月27日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使农民负担得起。这不仅是关系农村的问题，而且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产品卖出去了，可增加农民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失业，提高城市购买力，进而增加国家税收，减少财政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因此，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1]12月26日 陈云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批准陈云《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活了，城市也就活了。[2]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还注意到了合理控制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以便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够发挥作用。
1951年2月13日陈云主持中财委第四十七次委务会议时发言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去年一年集中了大量资金，并通过国营贸易，起了活跃城乡内外物资交流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好转的重大作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3]
1952年6月11日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讲话，论述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问题，指出：当前市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停滞现象有所改进，但大的改进还需要一个时期。因为“五反”，相当多的资本家或者不进货，或者不做买卖，使国营贸易的比重被迫增加。这种增加是必要的，否则，农村土产没人收购，工厂产品没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但是，要把国营贸易比重掌握在百分之二十四五这个尺度，不要提高或降低。[4]
1954年3月19日陈云在同姚依林的谈话中指出：三四个月来，公营商业在零售贸易中的比重猛进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而且是批发零售两线并进，这样的速度太快了。目前，华北已出现城乡联系隔断、农村市场死滞的现象，华东、中南将会相继告警，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淡季一到，问题将更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方针是国营及合作社不再前进，或者稍退一步。在农村，国营除棉花、烤烟的收购外，总的要停止前进，粮食和油脂的收购要退一下，恢复农民间的市场调剂，其他方面也要松动；合作社不再前进，而且要审查其货价；对出口小土产的收购要大大放开，组织私商下乡联购；国营商业要少向合作社批发一些布匹和小百货，把这些商品转给私商；县、市集镇要多开物资交流会。[5]
1956年10月25日—28日陈云出席国务院五办召集的农村市场汇报会议。二十八日，在讨论市场价格、农村贸易和市场管理问题时指出：农村贸易的开展，对刺激农业社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商品供应，活跃城乡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弥补社会主义商业的不足等，都有很大的作用。但自由市场放开后，会因为有些农业社和农民进行商品贩运而影响农业社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要对农村贸易作出一些规定，加以限制。[6]
1956年11月11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发言，指出：七月全国各地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后，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暴露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又官又商、环节多、人浮于事的弊病，反映我们过去那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不行。但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有些东西放开后的价格涨得过分，农业社可以做哪些生意没有明确规定。[7]陈云提出，要组织集镇的市场管理委员会，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要管。
1961年6月3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指出，只要我们有物资与农民交换，物价自然会稳定下来。整个市场的好转，需要时间，也需要有步骤。一是要多给农民生产商品，先活跃农村，农村活跃了，整个城市都会活跃起来。[8]1961年6月27日—7月11日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插话中指出：关于农村商业问题。要允许小商贩分散经营，共负盈亏、自负盈亏都可以，以活跃市场。[9]农业方面，除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由于中国劳动力多，土地少，这样做是适合我国情况的。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并坚决退赔。会议还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主要是：（一）除继续实行超额交售余粮的奖励办法外，再拿出十亿元专门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拿出二十五亿元作为退赔补贴。（二）社员自留地由原规定平均每人占耕地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三）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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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0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30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93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98-499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二）搞活经济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促使买方市场的形成
市场是生产要素商品等交换的重要场所，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运行质量。1952年5月21日—6月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认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物价下跌，交易停滞，营业萧条，许多私商陷于半停顿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过快，在贸易上所占比重过大。为此，要对私商采取先活跃市场后收税、先收当年的税后退补以前偷漏税款的办法，并把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零售方面的比重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上一年为百分之十九）。[1]
1956年8月23日陈云讲话指出：特别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对工业实行统购包销，商业自上而下派货，农产品独家收购，市场管理很严格，带来了消极因素。主要是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这种消极因素过去就有，现在应该取消。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2]市场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有多市场主体的参与，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一九五六年春天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北京城里连挑担卖糖豆的也变成公私合营了，都拿三十多块钱的固定工资，“铁饭碗”了。[3]缺少多市场主体的参与，搞活经济就缺少了基本的支撑。
1956年9月11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三十七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等文件。陈云指出：计划和自由的问题。事无大小，统统计划不行。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国家统购。如果没有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就搞死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是必要的。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他们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目前大小都要计划不行。现在，大工厂是牺牲了很多产品才获得产量提高的。[4]
195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1961年1月14日—18日陈云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会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关于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关于农村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规定社员自留地占当地土地比例由百分之五调整为百分之七，至少二十年不变；确定养猪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私养母猪的政策；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家庭副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
1979年3月8日陈云撰写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一）马克思曾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完全正确。（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这样做完全对，但缺点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即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由于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所以存在着该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的现象。（四）忽视市场调节的另一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认识，如不纠正，必然碰壁。“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中，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983年6月1日陈云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拟将他《在计划经济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一文收进《调查和研究》合订本后，委托秘书建议他们在文前按语中加一段话，说明对一些日用百货等零星商品采取“选购”的办法，在当时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因为那时可供商品少，不像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供应充裕。只有出现了买方市场，才说得上真正的“选购”。[5]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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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2]《陈云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8-9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4]《陈云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6页。
（三）通过改革搞活市场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其在资源配置、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改革来消除计划经济的弊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搞活经济的一个重大步骤。
1981年9月2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指出：目前搞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钣”、“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亚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个别工人调皮捣蛋，就停止他的工作，这在我们开国以来历史上没有过。企业不能开除工人，这套东西是从苏联来的。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但要看到，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1]11月25日陈云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指出：这不是说不合理的东西不要改革，必须改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三句话一句都不能少。这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体制改革用的也是这个道理。[2]
1984年10月20日陈云同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主持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时作书面发言指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大锅饭”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3]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从农业农村开始，迅速推行城市企业和其他领域，改革促进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使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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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