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超越
——基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
刘 洋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导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金融资本并未脱离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一般规定，而只是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最新样态。金融资本因其特殊性使资本增殖逻辑与全球发展的张力，具体化为“资本帝国”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泡沫化发展带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由民主”悖论。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批判与超越，要依据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理论分析，把握资本逻辑因内在矛盾走向自我否定的必然规律，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发展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金融资本全球化；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
早在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预测，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和全球化规模无法回到2008年前的速度。现在看来，这一预测与全球发展状况基本吻合：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月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仅为2.9% ；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势力迅猛抬头，西方国家出现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以上问题直指经济全球化的限度，均与金融资本分不开，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强势崛起以来，金融资本就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那么，为何金融资本的全球拓展在今天会造成世界经济的发展困局？作为其政策理论支撑的新自由主义能否挽救这一局面？如果不能，经济全球化未来的走向又当如何？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分析框架，从资本一般的角度来阐明金融资本的实质及其全球化的限度与走向，并以此为世界经济复苏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稳定推进提供智力支持。
一、金融资本：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新样态
马克思主要从“资本逻辑”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其经济活动特征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所谓资本逻辑，简言之，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其主要由资本自身的规定和本性所决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具有无限追逐剩余价值、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本性，“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资本“好像害了相思病”的“有灵性的怪物”，“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正是自我积累、自我增殖的最高目的不断促成资本的生成和演化，也促进资本逻辑的持续展开和实现。积累与增殖的使命注定这一过程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资本逻辑规定着资本必须克服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必须逾越出民族国家的特定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这便构成了全球化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虽然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国际分工与协作等因素都对全球化的兴起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最终根源还是资本运动，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国际化等都服务于资本的扩张与赢利，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
资本逻辑不断驱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促使经济全球化向全方位的总体性全球化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同形态，这些不同资本形态有各自特点，与全球发展的互动方式也各有不同。从历史上看，资本形态的演化大体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三种形态，全球化进程也由这三种资本形态依次起主导作用。商业资本作为“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其积累主要依靠“贱买贵卖”。伴随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大量商业资本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的需要而涌向世界各地。因而，与商业资本全球化相伴随的是武力征服和国家暴力，以争夺贸易垄断权为目的的商业战争在全球不断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言，“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产业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与商业资本相比，产业资本的积累方式由市场领域调整为生产领域，主要依靠对劳动力及生产过程的剥削。此外，产业资本推动全球化的直接动因从过去的解决商品过剩转变为解决资本过剩，产业资本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便由此成为西方资本在海外四处设立工厂，投资海外有价值的产业。这样一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更加疯狂，掀起了各大国在经济上瓜分世界的狂潮。
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走向独立，西方殖民主义体系逐步瓦解，而第三世界国家为尽快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必须依附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因此，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和平掠夺”的方式，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产业资本的国际积累和循环，使自身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空前繁荣时期。与此同时，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日趋紧张使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加上市场容量的饱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又逐渐凸显，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涨”危机。为了缓解矛盾，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将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过剩资本开始大量流向金融领域。这就使“大萧条”后被压抑的金融资本获得了重新抬头的机会，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20世纪初，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指出了金融资本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剖析产业资本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阐明了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从而进一步从金融资本积累的特殊性揭示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及引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当然，在列宁所处的时代，金融资本主要还是依托于民族国家，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对全球的影响端倪初露。
“金融资本”概念最早由拉法格于1903年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提出，指的是因工业资本扩张而导致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渗透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真正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化阐发的是希法亭，他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提出，金融资本是由银行支配并供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从中可以看出，金融资本一开始的作用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无异，或是优化资源配置，或是促进物质生产。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逐渐产生了金融资本的“自治”，它开始控制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资本主义出现“金融化”现象。也就是说，金融资本由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反客成主”地变成了国民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的主导，开始支配社会生产、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本质便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是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经济并影响政治、法律和社会的过程。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固然离不开“滞涨”后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个历史前提，但与以下三方面也密不可分：一是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对银行等经济部门的市场管制放松了；二是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给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全球化以技术支撑，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便利性不断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成本随之降低，金融资本能够完全脱离物质产品和贸易而迅速发展；三是新金融工具的出现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塑造了新的金融手段和金融市场的行动者，极大促进了金融市场及其全球化的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合力，使金融资本在全球强势崛起，成为今天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最新资本形态。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危机：资本逻辑全球扩张限度的新显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在全球化发展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提高全球金融业效率、加强金融行业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方面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然而，我们今天更应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全面审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危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及欧债危机，我们愈发感受到产业经济“空心化”与虚拟经济爆炸式增长的负面效益。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实体性危机，作为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更是难以为继，甚至转变成新民粹主义，导致“逆全球化”现象频频发生。这些问题都直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它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限度的新显现，既有资本全球化的危机共性，又有因金融资本特殊性而独具的危机个性。在金融资本扩张的共性与个性合谋中，全球危机越来越深化，且不断以新形式出现。
从共性层面来看，金融资本全球化遵循着资本全球化的一般逻辑，符合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一般趋势，势必会造成资本与全球发展的矛盾张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全球化生成与展开的本质根据，一方面，资本以物质力量不断形塑着世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全球各地，“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却因资本的增殖逻辑使世界充满强制性和压迫性，“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理念也在世界范围内统摄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从中可以看出，资本逻辑以作为“原本”的资本力量及作为“副本”的意识形态两方面同时控制着世界，使资本与全球发展的内在张力不断展开。金融资本亦是如此，它遵循资本全球化的一般逻辑，势必会造成全球发展的矛盾危机，但其自身的个性使得危机的爆发和呈现形式有其独特性。
金融资本比起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具有明显的寄生食利性与垄断霸权性的特征。从积累形式来看，金融资本是一种寄生性食利资本。金融资本内在包含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方面，且越来越从生产性积累向非生产性积累转移。作为一种由各类职能资本融合而来的新资本形态，金融资本天然带有各类职能资本的积累逻辑。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通过担负生产职能、流通职能和信用调节职能来实现自身的积累，而金融资本则通过推动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革命来达到和其他资本同样的生产性积累。金融资本在积累上更偏向于“以钱生钱”的纯粹逻辑，试图充分利用自身垄断地位来进行寄生性食利的非生产性积累。一般货币资本要实现增殖，必须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开始，到以货币形式实现的价值交换结束，且这一交换价值必须是增殖了的价值。金融资本却突破这种逻辑，不再与现实生产过程相结合，而是控制虚拟资本，实现对既有货币财富的投机食利，完成自身积累。从扩张路径来看，金融资本是一种垄断性霸权资本。金融资本获得自身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垄断权力，包括定价权、市场垄断、支配国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通过这些手段建立起庞大的寄生性的积累机制。列宁和希法亭都曾指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比，要的不再是自由，而是统治，是由对货币资本的垄断而形成的社会统治。正是这两方面的特性，使金融资本全球化在资本扩张与全球发展的普遍张力中呈现出危机的个性：在“物质力量”上，金融资本塑造的是“虚拟资本帝国”，以垄断霸权的形式控制全球，不断制造着全球发展的泡沫；在“精神生产”上，金融资本需依靠新自由主义为其提供庇护，但带来的却是“自由民主”的幻象，新民粹主义随之崛起。在两者的交替中，金融资本制造着全球的分裂机制，新的权力支配关系、差异与等级不断生成，尤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凭借垄断地位形成“资本帝国”，内含政治暴力与权力本性，在权力与资本的互动中占有全球范围剩余价值，不断加深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格局。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资本主义主要靠建立殖民帝国以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开拓全球市场、掠夺世界资源，而金融资本全球化则主要依靠自身固有的内在经济法则实现对全球的统治，开始建立起“资本帝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的操控，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主要依靠利率调整、汇率变化、贸易条件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手段。“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有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但绝不意味政治权力与暴力的退场，要维护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还必须依靠上层建筑的保护，比如军事力量的威慑。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军事同盟正承担这一任务，即切实维护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的整体利益，巩固“资本帝国”的统治地位。在金融资本构成的“资本帝国”中，中心与半边缘、边缘国家的两极对立愈发严重，其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剥夺，造成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格局愈演愈烈。列宁曾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可见，金融资本通过与政治权力的联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制造统治与分裂机制，瓜分全球剩余价值，造成全球的动荡与不安。
二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全球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虚拟经济爆炸式增长成为全球发展新的“结构性困境”，致使全球出现严重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资本虽然包括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两方面，但其主要已经不再是以社会生产为中心了，而是转向以财富分配为中心。在这种投机逻辑的主导下，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爆炸式增长”的特征。当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涨危机，产业资本在实体生产中难以获利时，资本就会采取金融资本的形式获取利润，使大量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运行似乎能缓解产业资本的积累危机，但实际上其以非生产性积累代替生产性积累只会造成更大危机。当经济危机爆发时，通过释放“流动性”加强国债投机、地产投机、刺激股市等手段来解决危机，短期可能使危机得到缓解，但长期看来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中产阶级被剥夺、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等负面现象。显然，这些办法只是转移危机，使“停滞—复苏—信用—危机”的传统积累周期变为“投机—泡沫—危机”的金融积累周期，危机以新的方式呈现。泡沫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难以抗击任何一次震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就是例证。可见，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正损害着全球生产与再生产，制造着全球发展的泡沫，带来的只会是信用危机、债务危机，最终将演变为系统性的经济危机。
三是随着金融资本全球化，作为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理念的新自由主义也在全球扩散，使全球陷入“自由民主”的深层悖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失灵，新自由主义随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崛起，迅速成为新的金融帝国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理念，其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恰恰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政策支撑。随着金融资本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也在全球不断扩张，将“自由民主”“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终结论”等观念推向世界。但当恐怖主义、移民问题、极右主义在全球不断出现的时候，人们发现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由民主”不过是理性神话，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是金融寡头的民主布控。西方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由少数精英决定政策和制度，而当金融资本全球流动时，金融寡头也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并操控全球，形成金钱政治与“寡头政体”。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行的“自由民主”绝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垄断资本就会让其控制的政府以“救市”的名义，用巨额财政资金来挽救自己，并通过削减福利支出等让中低收入阶层承担其代价。这样，普通民众愈发感受到“自由民主”的危机，于是民粹主义在全球开始“复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黑天鹅”群飞现象正是其结果。可见，作为金融资本“精神生产”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带来的并不是“自由民主”的福音，而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行干涉、控制之实，通过“制造同意”管控民众思想，“民众有权表示同意，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三、资本逻辑批判与全球化的转向
金融资本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样态，虽与传统商业资本全球化和产业资本全球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所遵循的仍是以无限增殖和逐利为目的的资本逻辑，剥削性与掠夺性仍是其最显著特征。正因如此，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理论分析仍处于一种“在场状态”，可以帮助人们去理解当代金融资本的现实，并为解决危机提供思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通过对资本逻辑动态结构、多重形态、内在矛盾的全面考察，得出了资本从“无限扩张”到“自我克服”的演化趋势，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中为我们提供了扬弃资本逻辑的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自我扬弃演化趋势的分析，超越金融资本全球化，一方面要看到这一扬弃过程中资本的自我肯定，以“资本的文明面”进一步发挥金融资本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的功能性作用，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金融资本所蕴含的资本关系造成了全球分裂，要利用资本走向自我否定的规律，对金融资本的发展加以引导和规制，克服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与不稳定性，在辩证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化的转型重塑。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所以会在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的基础上迈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同资本不断自我扬弃以获得自身肯定有关，在扬弃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基础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金融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基础，金融资本的全球新霸权为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制度条件，形成了金融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机制的积累模式，对全球经济复苏、增长起明显的推动作用。当然，金融资本全球化在当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负面溢出效应日益明显，但却一直呈现出“僵而不死”的发展态势，最为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及资本逻辑终结的条件和规律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也就是说，从资本逻辑的演化趋势来看金融资本仍具有在自我肯定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金融资本具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资本逻辑的基础性动能，将其所蕴含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魔力”最大限度释放出来。
当然，肯定金融资本全球化仍具有一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回避它的负面效应或放任自流，我们必须看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终受益者显然只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真正实现世界各国的普遍繁荣，反而会造成全球发展断裂失衡的不断扩大。究其实质，金融资本并未实现资本的真正社会化，金融逻辑主导下资本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流通领域，但在分配领域仍是私有制起决定作用，注定只有资本的持有者才是财富的享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金融资本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关系带来的分配原则也跨越国界走向全球，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行，使资本快速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相对贫困人口在全球不断增加。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以翔实的数据揭示了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依托市场机制或资本驱动来解决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只是一种幻想。因此，我们必须加以引导和规制金融资本全球化，要抓住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规律，对其加以超越。
在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中，一旦资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普遍发展达到一定阶段，资本本身会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桎梏，资本的命运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在这一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劳资矛盾日益对立，最终只能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来完成对资本的消灭。因而，资本逻辑的彻底扬弃有赖于共产主义新制度的确立，通过对私有制的消灭及资本的社会性占有和公共性支配，共产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斩断了资本逻辑的无理性扩张之路，在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中实现全人类福祉的共同增进。那么，共产主义制度究竟如何才能生成？对此，马克思的观点是，共产主义制度只能从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孕育成熟，只能通过资本逻辑的矛盾运动及其不断地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扬弃来实现。恰如马克思所指，资本逻辑由于受到自身逐利本性的驱使，它的发展趋势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而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大大激化，从而“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的自我扬弃过程同时也是新社会因素不断萌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些新社会因素就是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制度理念或要素形式。伴随这一过程的持续展开和循环反复，资本逻辑自我扬弃的形式将变得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也变得越来越有限，而新社会的到来也就越来越近，并最终实现“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总之，走向“更高级的制度”既是资本逻辑发展的总趋势，也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演进方向。
要走向“更高级的制度”，克服金融资本全球化弊端，必然要依靠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但就目前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来看，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方面，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因矛盾而不断调整策略，在自我修复中不断缓解危机。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的日益加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思考并着手寻找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试图转向国家干预主义与调节主义，以缓和资本关系带来的发展矛盾，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机遇期”，但却并未使其迎来高潮。“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谓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结构性危机，给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难得的机遇，但很多国家共产党仍处于苏东剧变后的恢复阶段，在思想准备、组织策略、行动战略等方面都未形成有效方案，使得各国共产党难以有效利用“机遇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完全走出低潮。
面对时代境遇，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事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为国际金融资本主义走向“更高级的制度”提供准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长远发展，凭借“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和“互惠共赢”的目标理念，实现了对金融资本内在的资本逻辑及作为其制度理念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扬弃与超越，从而指引金融资本全球化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金融资本全球化之所以危机重重，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所奉行的资本逻辑是一套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基础之上的“物本逻辑”，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不平衡发展由此不断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实现从“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转换，坚持“以人类为本”的价值立场，实现全球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互惠共赢”的发展目标，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冷战思维，全球发展不应遵循“你多我少”的利益缠斗和“你输我赢”的通吃法则，而应秉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原则，让世界各国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本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有机统一，开辟全球化的新局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如“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都是致力于投资周期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制着资本对低利润率领域的逃离，克服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弊端及其引发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错误浪潮，为人类全球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研判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但需要明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不能将其作为看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修正，在对待国际金融资本主义问题上，还必须重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需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对待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弊端，最终要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层面，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日胜利。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和最终胜利都不是偶然发生与自然到来的，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和长期的准备。这就需要各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和带领工人阶级及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