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桶油”：垄断代表还是强国基石？
库叔说
工业世界丰富多彩，包含着各种形态的企业。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企业规模的大小也受工业规律的影响。例如，设备企业一般都规模不大，而使用设备生产标准产品的企业则一般规模较大。大家想一想机床企业和汽车企业就很容易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因此，无论是企业战略还是政府政策，都不能不考虑工业规律的因素。
路风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对于中国三个国有石油公司（“三桶油”）成长的重要性。
写作起因是几年前出现过的一种社会舆论——把“三桶油”的规模巨大当作是垄断的表现，鼓吹分拆它们。
这种舆论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教科书，但教科书描述的市场经济与现实中的工业市场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既没有规模经济，也没有专业分工的优势，更别提IT技术的网络效应等。如果拿着教科书硬套现实，就会导致政策的错误。
这篇文章通过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充分说明当年按“纵向一体化”方向改革石油工业的意义，也证明“三桶油”的成长恰恰是中国工业的辉煌成就。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以下简称“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都是世界级的巨头（三家都是央企）。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中石化以营业收入4070亿美元排名第2，中石油以营业收入3791亿美元排名第4，双双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而中海油以营业收入1087亿美元排名第64。
位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中石化海南炼化。图|图虫创意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巨大规模和赢利能力曾经招致国内的许多攻击，特别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盛行的前几年，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以这个原因将它们描绘成为国企“垄断”的代表。
例如，2014年的一篇媒体报道这样说：“国内油气行业垄断形势严峻，参与主体有限，且上下游一体，缺乏真正的市场，没有完善的价格发现和形成基础”“三大油就等于石油体制，形成一个垄断的市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只能通过与三大油合作，进入油气生产销售的某个环节，但是对整个行业没有影响”。
很明显，把“三桶油”说成垄断的一个主要根据是它们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垄断上下游）。但同样明显的是，上世纪末按照纵向一体化的模式重组三大石油公司，也是中国石油工业在21世纪业绩高涨的重要原因。
那么，纵向一体化的结构是不是垄断？它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历史，而且要把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置于世界石油工业的语境之中。
1
世界石油工业的“游戏规则”
世界石油工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行业。根据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分析，在世界工业史上，美国石油工业是“规模的成本优势影响企业增长和决定工业结构的惊人范例”。
规模经济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了产品的单位成本，由此带来经济效益。由于石油产品的特性，采取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从而使这样做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但采取大规模生产方式就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定，这种要求对企图获得规模经济的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
简单地说，如果石油开采、运输、炼制和销售环节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一旦某个环节的企业出于各种原因削减了石油的流量，那么整个石油产销就会受到阻碍，导致无法形成稳定的大规模生产。
在钱德勒的叙述中，由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对生产、销售和管理实施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之一。到1880年代中期，该公司设在纽约的总部开始协调、监督并计划这个全球性的工业帝国，它能够通过关闭、重组和新建炼油厂来重组生产过程，并协调从采油到消费的流量，以使石油的产量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得到合理调整，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
1884年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1911年，标准石油托拉斯被反垄断法解散，在被拆分出来的16家大型企业中，有5个位列1917年200家美国最大工业企业的名单，它们是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真空石油、德士古石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和海湾石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5家企业再加上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前身是被英国控制的伊朗发现石油后成立的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被称为“七姊妹”，主宰着世界石油工业。
曾经主宰世界石油工业的“七姊妹”。
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工业从19世纪末起就形成寡头垄断结构。虽然那时石油工业的主要市场还是普通居民家中的煤油灯，汽车的普及是进入20世纪后的事，但为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而采取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压倒了其他组织形式。
如果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真心认为“纵向一体化”的石油企业是垄断，那么他们就应该先去抨击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部工业史，然后才有资格去谈论中国的石油公司。
2
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作者在考察中国工业时发现，纵观历史，中国石油工业经历了一个“三段式”发展：第一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以计划体制的手段在极度贫困的条件下建立起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段，经过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基本上没有破坏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第三段，在计划经济年代奠定基础并在20年改革开放中得到体制更新的中国工业，进入21世纪后迸发出巨大能量，使中国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高增长后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
1。从“贫油国”到石油自给的飞跃
中国石油工业与中国的大多数资本密集型工业一样，也是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重点发展。由于旧中国留下的一点石油工业基础集中在西北，如甘肃玉门油田和新疆独山子油矿，而且西北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石油储藏地区，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工程”中有关石油工业的项目大多建在西北，如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炼油厂兰州炼油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和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
[注：“156项工程”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厂等。出于厂址等原因，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个，但习惯上仍称为“156项工程”。]
不过，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在西北和西南只发现几个不大的油田，其中最著名的是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中国曾经被认为是贫油国，由于探明的油田太少，石油工业成为唯一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部门。
1959年，当石油部门将勘探重点东移之后，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后被命名为大庆市）发现丰富的石油储藏。当时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阶段，缺油加重了这种困难：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销售量为505万吨，自产的只有205万吨，只能主要依靠进口。
面对这种情况，经中央批准，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于1960年组织发动了松辽石油大会战。所谓“大会战”，就是从全国调集所有可用的人力和资源，以生产石油为中心，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开发油田，边生产、边生活，边生产、边设计施工，因此需要会战大军的牺牲精神。
独臂将军余秋里（中）。
发现和建设大庆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真正起点，也使这个工业更多地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如“铁人”精神和大会战模式）。1960-1963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166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一半以上。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基本实现石油自给。
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左）和铁人广场（右），拍摄于2019年9月28日。图|新华社。
回顾历史，中国能够在被封锁的条件下保持独立自主，在经济方面大概没有比石油自给更重要的因素了。中国后来又进行过华北、江汉、陕甘宁等石油会战，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增长做出巨大贡献。
不过，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石油工业管理组织结构是分散的。
纵向来看，石油工业形成了石油工业部——各地石油管理局——石油企业的体制，会战模式也在各个地区沉淀下来大量人员，形成“划疆而治”的格局。
从横向行业分工来看，当时的石油工业从勘探、采油到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化工、化纤等众多企业分属于中央政府的3个部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和20个省市自治区。各个部门和地区各自从局部需要出发使用石油，导致原油的深加工利用率很低。
2。“纵向一体化”的改革
当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于1978年突破1亿吨之后，苦于财力不足的政府领导人从1980年代初起越来越关心如何利用好这笔财富。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决定推进石油工业的集中化。
1982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决定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立法形式授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中国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全面负责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业务。
1983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把全国重要的炼油、石化和化纤企业全部上收，实行集中化管理。1988年，国务院撤销了石油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油田实行集中化管理。
至此，形成了中石油主管上游、中石化主管下游、中海油主管海洋石油业务的三大石油公司格局。在国有企业改革掀起高潮的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全国石油化工工业进行战略性重组，由石油总公司和石化总公司互相交换部分油田企业和炼化企业，并将原地方所属的石油企业分别划转到两大集团。
1998年改革与以前改革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使两个石油公司实现了纵向一体化结构，使它们都发展起从钻探、采油到炼油、化工产品生产再到销售的能力。
当时，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初衷似乎是为了让石油公司具有可以互相竞争的同质结构，改变原来石油总公司“垄断”上游石油开采、石化总公司“垄断”下游炼油和化工，而两者之间并无竞争关系的结构。但无论当时的决策者是怎么考虑的，这种划分符合石油工业对于纵向一体化组织结构的要求。无怪乎它们度过整合的最初阶段之后，赢利能力开始迅速攀升。
三大石油公司都经历了国企改革中的人员分流和上市，但它们业绩蹿升的真正原因是，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协调、监督并计划”它们的生产、营销和研发等业务。
2003年，中石化销售收入达到4667亿元，净利润达289.8亿元；2005年，中石油营业收入5522.3亿元，较上年度上升39%（与当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有关），并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盖过日本丰田公司，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净利润增幅高达28.4%。
3
“纵向一体化”是垄断还是改革的成功案例？
“三桶油”的惊人业绩让一些财经媒体目瞪口呆，开始纷纷指责这两个企业“垄断”，但媒体多年来却有意回避了它们的另一面：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不含港澳台）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上，2015年中石化名列第一，超过IT领域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兴通讯和华为，中石油名列第七；2016年中石化名列第三，仅次于国家电网公司和华为，中石油名列第八；2019年中石化排名第二，中石油排名第十。如果仅凭垄断就能赚钱，它们何苦去投资技术研发？而在专利授权量榜单上的高名次，则反映出它们的技术能力。
图1：2015-2019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单位：件）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三大石油公司在中国石油工业重组基础上迎来的发展时期，正是中国的石油消费从自给自足到越来越依靠进口的转变阶段。
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进口国，从那以后对外石油进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6%一路攀升，到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线。石油进口量于2004年超过消费总量的50%（54.5%），到2014年已经达到差不多70%。
图2：1985-2014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和进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回顾历史，如果中国在这个阶段没有把石油工业重组为纵向一体化的大公司，那么无论是继续保持计划体制下的分散结构，还是在私有化后成为自由市场的“小舢板”，都不仅无法利用全球石油资源，而且只能被西方石油巨头主宰市场。
因此，把这样的重组说成是垄断只能表现出无知。
中国的一些财经媒体曾经这样描述：2000年“上市之后，中石化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规模迅速扩大，最明显的例子即是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中石化开始通过收购、控股、参股和联营、特许经营等方式疯狂收购民营加油站，其销售网络也快速遍及20多个省份，加油站数量从1998年的8000座增加到目前的3万座，中石化真正成为上下游通吃的巨无霸”。
不过，这些媒体及其记者不明白的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疯狂”收购加油站和油库的行为，恰恰是一个工业竞争的经典成功案例。
在中国加入WTO的前夜，面对企图横扫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采取了一个正确有效的战略：控制把石油产品送达消费者的下游互补资产，即零售网络，从而构筑起一道壁垒——中国并没有不允许外国石油公司新建零售网络，但外国企业那样做就必须付出无法忍受的高成本。
那些媒体及其记者更不明白的是，即使那些“民营加油站”不被中国的石油公司收购，也不可能保持独立，它们最终会被外国石油公司控制，因为这个市场从来不是一些经济学家幻想的“菜市场式”的市场。
恰恰是采取了纵向一体化的结构，“三桶油”才有动机和能力去满世界找油。一般来说，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是石油工业最赚钱的业务环节，但前提是能够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因此，“三桶油”即使只是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必须投资勘探、钻井，并在全世界寻求油气来源。也正是因为成了“巨无霸”，它们才能发展出在最近十几年成为世界石油工业主要“玩家”的组织能力。
截至2016年底，中石油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开展油气投资业务，海外运营的油气管道总里程达到14507千米，其中原油管道6604千米、天然气管道7903千米；2016年当年，中石油的海外油气勘探新增油气可采储量当量9623万吨，实现作业当量产量14632万吨，权益当量产量7601万吨；海外炼厂共加工原油4457万吨，全年输送原油2593万吨、天然气439亿立方米。
由于在国内的上游较弱，中石化实际上比中石油更有积极性在海外找油。2011-2015年，中石化接连出手收购了加拿大Daylight能源公司、加拿大Talisman能源公司、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Galp巴西公司、美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美国阿帕奇石油公司等多家公司的部分股权或部分油气资产权益。
2017年3月，由英国政府组织的英国油气代表团为北海油田招标事宜访问中国。该代表团向中国媒体透露：“在英国北海32%的产量都是由中石化和中海油拥有的资产生产的，而中石化已拥有了英国炼油整体产能的50%，所以我们高度重视中国石油公司对于英国的投资”。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该报道，即使是中国企业在北海采的油，也不会运回中国，而是在当地消费。这个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安排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是，英国已经没有能力按照收入大于成本的原则开采和生产自己控制的油气资源，不得不把生产能力外包出去——中国石油公司是首要目标。
因此，中国“三桶油”的国际化水平已经达到远超国人想象的水平：它们开始“协调、监督并计划”全球的油气生产，不仅为了中国的需求，而且为了其他国家的需求。毫无疑问，“三桶油”的经营规模和纵向一体化结构恰恰是使中国能够利用全球石油资源的关键组织能力。
工业关系的两个维度。
如上图所示，工业经济存在两种基本的协调关系。
一种是纵向一体化，指的是把生产某种单一终端产品的不同阶段或环节置于同一个组织的协调、计划之下的结构或模式。
与纵向一体化模式相对，生产石油天然气的不同阶段也可以由彼此通过市场联系的专业化企业来承担，如独立的钻井公司或炼油厂等。但是，纵向一体化模式之所以在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一些工业成为主导模式，是因为采取这种模式的企业比采取专业化模式的企业更能够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因此，纵向一体化模式盛行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工业，尤其是标准化产品的工业（如石油、钢铁等“流量”工业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工业）。
一种是不同工业之间的劳动分工。
石油天然气工业的生产需要由其他工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工具和设备，如钢管工业提供钻井用的石油套管和输送油气的管材，石油钻采设备工业提供从钻井到固井、完井的设备，炼油及石油化工设备工业提供金属压力容器，而这些工业的产品制造又依靠一系列其他工业的支持，如冶金工业提供材料，通用机械工业提供加工金属大型锻件、机床，化学工业提供各种液剂，仪器仪表工业提供设备需要的各种仪器仪表和自动化系统，电子工业提供日益增加的信息技术和系统等等，更抽象地讲，任何一个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生产都需要其他工业提供的投入品（原材料、工具、设备），但如果把不同工业的业务都置于一个企业的组织框架内，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就会影响效率，因为不同工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同，竞争逻辑也不同。这是专业分工不能被纵向一体化代替的原因。
4
中国石油化工装备的突飞猛进
石油工业以建立纵向一体化大型企业为中心的重组，还加速了中国石油化工生产的技术进步。
石化产品生产和石化设备制造长期是中国工业的相对薄弱领域。以具有代表性的乙烯产品为例，中国成规模生产乙烯还是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
1972年，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经毛泽东批准，为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实施了一次以化纤、化肥成套设备为主的大规模引进，史称“四三方案”（因批准的引进计划总额是43亿美元而得名）。
在1972-1976年签约的26个成套设备项目中，乙烯项目有3个：北京石化（后燕山石化）30万吨乙烯、上海石化11.5万吨乙烯、吉林石化11.5万吨乙烯。
中国第一套30万吨乙烯项目燕山石化。
1978年，中国再次从国外引进4套各30万吨/年的乙烯项目，但未及完成就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中被搁置。1983年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后，通过自筹和融资，救活了这4个项目（安装在大庆、扬子、齐鲁、上海4个石化厂，于1986、1987和1990年建成投产）。
1993年，国家批准第三次引进乙烯设备，包括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和茂名石化的3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装置，以及其他7套14万吨/年的小型乙烯项目。
199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乙烯生产设备已经达到60万-100万吨/年的水平，但直到1999年大庆石化完成改扩建的45万吨乙烯装置，中国主力石化企业的乙烯装置一直停留在30万吨/年的水平上，而且大部分项目的设备仍然依靠进口。
几位机械工业专家在写于1990年代末的书中说，“石化技术设备是各流程工艺成套设备中，国产化业绩最差的设备”。
实际上，1980年代中期，国务院做出的《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就把“30万吨/年乙烯成套设备”作为重点，但当时的体制在执行这个方针方面并不有效，致使局面未改。
在石油工业重组之后的10年里，中国在百万吨级的乙烯生产和设备制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这个进展，2006年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方针起到重大作用，那年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把百万吨乙烯成套设备的国产化作为重点之一。
历史证明，执行政治方针的有效性仍然取决于体制，即纵向一体化的石油公司体制远比分散体制更有效：
第一，它为实施大型石化项目提供了经济动机、投资来源和上下游的协调能力，改变了那种单个石化企业可以靠引进设备的生产赚钱但导致全局低效的体制。
第二，它为成套乙烯设备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系统集成者。乙烯设备为数众多，需要由许多不同专业的设备企业提供，单个设备企业甚至单个石化企业都无力把握成套设备的技术进步。
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在原来部属研究、设计院所的基础上发展出可以设计整个工艺流程的工程公司，它们不仅都在开发乙烯裂化装置（核心装备之一）方面取得突破，而且能够从系统层次上进行乙烯工艺设计和设备集成，拉动了其他单个设备企业的技术进步。而这种系统集成，在计划体制下，是通过工业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复杂而低效。
第三，“三桶油”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其中“一桶油”的突破会造成对其他“两桶油”的压力，继而形成争先恐后的局面。
例如，中石化一马当先，其所属茂名石化的百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2004年12月开工）于2006年9月一次投产成功，成为国内首个百万吨乙烯生产基地；2009年第四季度，中石化所属的天津石化和镇海炼化分别建成百万吨乙烯工程。
在中石化的强势面前，中石油感到巨大压力。于是，2009年中石油提出“要在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开发方面实现突破，形成自己的大型乙烯工程能力和技术”，并将自己的项目争取列入科技部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中石油以下属中国寰球工程公司作为重大专项牵头单位，以大庆石化新建年60万吨乙烯装置（以后可扩建为120万吨）作为应用平台，于2012年10月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个国产化大型乙烯成套技术”的项目。
在此之前，中国百万吨乙烯项目的工艺都与外国工程公司有合作，使用过一些外国专利，不过中石油似有夸大，因为那时中石化的工程公司已经在裂化装置方面取得突破。
“三桶油”的竞争也使制造乙烯核心设备“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的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鼓）获得了技术突破的机会。
继1998年为大庆石化48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提供首台国产裂解气压缩机和丙烯压缩机、2005年为茂名石化64万吨/年乙烯装置提供裂解气压缩机之后，沈鼓为天津石化、镇海石化和抚顺石化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提供了“乙烯三机”中的各一台。2013年，沈鼓为中石化武汉80万吨乙烯项目第一次提供了全部乙烯三机。
2013年7月，中海油惠州炼化二期项目动工，它是在一期1200万吨/年炼油基础上新建的1000万吨/年炼油和100万吨/年乙烯工程，其120万吨/年乙烯设备已是目前国内最大、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中海油于2014年9月与沈鼓签约，由后者为惠州炼化二期项目提供全部乙烯三机（已在2016年7月完成运转试验）。
沈鼓为广东惠州提供的国产首台套“120万吨/年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
至此，全世界能够生产120万吨级“乙烯三机”的企业只有美国GE、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和中国沈鼓。虽然还有部分极端条件的设备需要进口，但中国在乙烯生产及其成套设备制造方面已经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
据沈鼓官方2018年的报道称：“目前，沈鼓已经具备了150万吨/年乙烯三机组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的乙烯装置用压缩机供应商。”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的乙烯产量从1998年的377.3万吨增长到2015年的1714.6万吨，仅次于美国。
图3：1970-2015年中国乙烯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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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焦点是破坏纵向一体化结构吗？
由于石油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一直存在对石油工业和石油产品的市场管制，包括地质资源勘探、生产项目投资、进出口、价格等方面。市场管制本身没什么奇怪的，如美国也曾长期禁止石油出口，只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年代演进而来的管制体系比较复杂。但是，一些舆论对“三桶油”的攻击，实际上是把政府的市场管制和企业行为混为一谈。
事实上，不仅“三桶油”彼此处于竞争关系，国有的石油公司也不止它们。被称为第四个国有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中化集团（已经与中国化工集团合并），其前身是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石油国际贸易必须通过这个总公司，所以它积累起一些围绕着贸易的石油业务。成为独立的央企后，中化集团逐渐进入海外的石油勘探、炼制、储运和分销领域。
少有人知的第五个国有石油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属下的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振华石油已建立从海外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到国际石油贸易、仓储运输、石油炼化的产业链。目前，振华石油在海外6个国家运营11个油气勘探开发区块，拥有地质储量12.9亿吨，在产油田年作业产量近千万吨，原油、成品油年贸易量6500多万吨，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
此外，在原化工部所属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化工集团也从计划体制下继承了一些石油加工业务。
在这些国有企业之外，还存在着被简称为“地炼”的地方炼油厂。地炼本是1990年代末重组石油工业时留在地方的一些小炼油厂，大多私有化了，多年来在夹缝中生存。在放松市场管制的“主旋律”下，国家从2015年开始允许原来“尚未使用进口原油的原油加工企业”在淘汰落后炼油装置的前提下，“可使用进口原油”。此时恰逢国际油价跌入低谷，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受最低价保护，炼油成了几乎稳赚不赔的生意，引起一轮投资热潮。
根据媒体报道出来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炼油总能力达7.8亿-8.3亿吨，其中国有企业的炼油能力达5.6亿吨，地炼的能力达2.7亿吨（主要在山东和广东）。2016年中国的原油加工量为5.41亿吨，说明中国炼油过剩产能已超过2亿吨。不过，地炼业自己也承认仍然存在规模小、产能分散、产品附加值低、深加工不够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三桶油”之外的国有石油企业都与地炼之间有合作关系。例如，中国化工集团早就向一些地炼供应石油；振华石油官网上就自称，该公司2016年的地炼业务成效显著，成功开发北燃、鲁清、天弘、京博、海右、清源、恒源等7家地炼客户，合计供油300万吨。
从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脉络看，进一步改革的重点本应该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治理体系，但最近几年酝酿的改革却把矛头指向了“三桶油”的纵向一体化结构。
从一些媒体报道所反映出来的脉络看，官方对于“三桶油”的总体改革思路似乎是要把它们的纵向一体化流程分解，从中拆分出来一些业务环节以成立向私人资本开放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以“逐渐改变国有资本控制的局面”。
根据媒体报道，中石油和中石化正在管道、储气设施、销售网络等业务环节组建独立公司，以便为引入社会资本做准备。虽然这些改革到底怎么实施还不确定，但仍然值得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近年来的改革议程，根本找不到这样改善工业的理由，说来说去的理由只是一个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只要引入私人资本，效率就会提高——这也是“混合所有制”的预期。不过，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来自教科书经济学教条的理由，从来没有被实践证实过。
地炼繁荣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恰恰证明，这些民营企业并非像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吹嘘的那样，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如果中国石油工业走向“纵向分化”的结构，将导致工业整体的效率下降。
在改革的议论中，一些媒体甚至公开扬言，拆分国有石油企业的另一个理由是国有企业要向私人资本“让利”。这倒是证明了私人资本的一贯诉求，把最赚钱的业务环节让给它们，但它们并不打算去建设保证这些业务能够赚钱的基础结构，也不打算在获得赚钱业务之后去维护这种基础结构。
国有石油公司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经营，它们拥有的资产是历史造成的——既然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那私人资本就只能认账，因为历史不会重复。如果真的彻底放开竞争，到底是民营企业效率高还是“三桶油”效率高的问题，5年内就能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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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世界历史性转折
就石油工业来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石油工业的结构。回顾一下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在历年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位次变化，就很容易看出这个事实。
在1999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共有6个中国企业第一次上榜，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中石化，名列500强第73位，中石油则排在第485位；有4家西方石油公司在榜单上排在中石化之前——埃克森公司（第8位），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第11位），英国石油-阿莫科集团（BP AMOCO，第19位）和美孚（第40位），另外一家老牌石油公司德士古排在第81位。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七姊妹”后来的合并重组：埃克森石油公司是从新泽西标准石油而来，后来又兼并美孚，成为现在的埃克森美孚；现在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由原来的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英国壳牌公司合并组成；雪佛龙（Chevron）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而来，后来又兼并德士古成为现在的雪佛龙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后来与阿莫科合并，形成了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
尽管西方的石油巨头变得更大，但经过重组并采取了纵向一体化结构的中国石油公司仍然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在2005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英国石油排名第2位，埃克森美孚第3位，荷兰皇家壳牌第4位，法国的道达尔第10位，雪佛龙第11位，康菲第12位。不过，中石化上升到第31位，中石油上升到第46位。中海油于2007年第一次入围世界500强，名列第469位。
在2010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荷兰皇家壳牌排第2位，埃克森美孚第3位，英国石油公司第4位，但中石化上升到第7位，中石油上升到第10位，它们都超过了雪佛龙（第11位）和其他西方石油公司，中海油上升到第252位。
在2014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中石化上升到第3位，中石油上升到第4位，此时只有荷兰皇家壳牌还排在它们之前（第2位）。
在2015年世界500强榜单上，中石油上升到第2位，第一次超过最大的西方国家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第3位），中石化则排名第4位，埃克森美孚第5位，英国石油公司第6位，而中海油则蹿升到第72位。
在2016年世界500强的排名榜上，中石油（第3位）和中石化（第4位）同时超过荷兰皇家壳牌（第5位）以及其他所有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第6位，英国石油公司第10位，雪佛龙第31位。中海油虽然较小，排名下降到第109位，但利润率一直较高。
2020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第2位和第4位，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分列第5位、第8位和第11位，中海油排名上升至64位。
中石油和中石化超过“七姊妹”的后裔和所有其他西方石油巨头，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反映出中国工业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力量。就本文识别企业的目的和标准来看，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跻身世界前沿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图4：中国“三桶油”与其他主要西方石油公司在世界500强榜单上的排名变化
注：每个公司名字后面括弧中的数字是该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排名。
三大石油公司的体制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需不需要改革？当然需要。但是，改革的前提是识别问题的根源，否则就会吃错药。
问题仍然很多，改革的余地也还很大，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否认一个事实：三大石油公司实现纵向一体化结构的重组，是中国石油工业能够在21世纪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在这个结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对保证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能源安全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改革绝不应该是朝着破坏它们纵向一体化结构的方向发展。
（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王晨对本文的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