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不能少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屈炳祥

摘要：高质量发展不是高水平发展，因为高水平发展只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提高；而高质量发展，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我们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决定我们发展质量的不是生产力的水平与质量的高低，而是我们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随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进行而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否则，就一定不是。所以，在何种时候，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少了这一条。

关键词：资本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发展；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

当下，高质量发展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学术界的专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界的朋友都纷纷发表文章、讲话或举办各种论坛等活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问题作了许多精彩的解读。与此同时，也为我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如“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等等。

拜读所有，令笔者颇受教益。但是，在此同时，也觉得有所不足。笔者认为，我们学界的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及企业界朋友们所作的解读和提出的建议，似乎是在谈论高水平发展而不是在探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因为他们所涉及的大都是生产力，而很少涉及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与发展。

笔者还认为，决定我们发展质量的不是生产力的水平有多高、多先进，或有多么高的高科技含量，而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这其中，有的朋友也谈到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代际之间发展的协调与平衡问题，但据笔者理解，这些都只是从产业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来说的，而没有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意义上来阐释这一问题。同样，虽说也有朋友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理念，但是，不讲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不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与发展，怎么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因此，笔者认为，今天，在全党全社会都在关注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首先要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发展区别开来，准确理解我们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突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以此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少的。

一、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

众所周知，发展不是增长。它比增长的内涵宽得多、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增长，而且还包括增长之外的许多内容。联合国发表的《新发展议程》一书曾把发展的内容归纳为17个大类、169个小类的发展目标。这17个大类目标包括消除贫困与饥饿、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水与环境卫生、能源、气候变化等等，等。但是，尽管联合国罗列了这么多的项目，然而它还是没有注意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因为联合国的那些工作人员没有读多少马克思的书，不太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真谛与精髓。如果他们真正读过马克思较多的书，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他们一定会把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囊括到发展的目标中来，并且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突出出来。

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我们的发展、包括高质量发展一定不能少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发展首先总是指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然而，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并且以生产关系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生产关系的这种存在，也就没有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存在。不仅如此，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在任何社会状态下，一刻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如果一旦离开了生产关系的这种作用，或者生产关系不能与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保持一致与协调，那么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势将不再可能，甚至还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马克思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讲发展，总是一方面讲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同时又讲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强调它们的统一性与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1]925此外，他还联系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实践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各个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些物质条件，和这些社会关系一样，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创造物；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1]925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是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它也是存在的。[2]414-415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同人类社会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从来都是这样相互依存，协同并进的，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离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类社会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就不可能，进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就更是无法想象。

此外，还需明白，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比起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要更加重要得多。因为社会的任何一个有产者阶级其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地位的巩固，不仅需要有丰裕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且更加需要有生产关系、尤其是更加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完善与发展。并且这种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发展也需要它自身、尤其是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与健康发展。因为这才是一定生产关系得以完善与发展的内在根据与内生动力。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当年发出那个震惊寰宇的“否定之否定”的科学预言时，就说明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自己生命过程的倒计时。然而，它却一直延续了150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赶出历史舞台。这个中缘由，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强制的结果，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利用了自身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强大力量。凡是熟悉《资本论》的朋友都看到，马克思在考察与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揭示资本家怎样利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家又是怎样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式一步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得到扩大与深入发展的。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讲发展，不能只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而且还要把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放到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仅如此，更要明白，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更加特殊。因为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核心——执政党的命运之所系。没有了公有制，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与基础，即使是你的所谓民意、民心再高、再强大也不能保你江山永固。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基础没有了，上层建筑会永远不倒吗？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曾明确指出：“资本、地租（严格说来，这里的“地租”应该是“地产”才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笔者注）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3]115这个道理，千真万确、颠扑不破，并且是每个有正常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坚强，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围堵、特别是其和平演变战略攻势的袭击下仍然能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强大的国有制经济的存在。同样，今天我们的人民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免受剥削和压迫，全在于我们的人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从奔小康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全体人民也已经由全面脱贫进入高质量发展与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这样更加宏伟的目标，就需要有更加完善与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又不是经过一次行动或一次努力就能完成的，而是要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生产过程的无限循环来不断完善、发展的。所以，必须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不断加强这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美好生活的实现。否则，即使我们的生产力获得了更大发展、更大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更大成就、更大进步，然而生产关系却改变了，变得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了。那这与人民并没有多大关系，得到利益的不过是那社会的极少数。

上述可见，我们社会发展的质量高不高，并不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质量或高科技的含量，而是在于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尤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得到了完善与发展。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那种既能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增长与提高，又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正常生产与再生产，使之不断完善与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这也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高质量发展。

二、突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承认不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性，承认不承认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同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本质区别。马克思曾对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讲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而不讲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错误进行过严厉批评。他指出：“经济学家们（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笔者注）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笔者注）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3]598另外他还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3]602有生产就有再生产。不仅物质资料的生产是这样，而且生产关系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关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而日益完善与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重要原理与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与指导作用，是我们研究任一社会、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科学方法。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却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乃至被忽略，甚至还有人根本就不明白有这样一种科学道理。因而，我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那种庸俗的唯生产力论的思想陷阱。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使我们4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

一方面，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上，人们看到，根据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规定，我们的改革本来应该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中心环节”和“重点”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同时提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另外，全会的《决议》还特别指出，公有制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全民所有制也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4]。但是，由于改革是一番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我们没有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就在这样的空白处，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趁虚而入，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倾销他们的所谓先进思想、新鲜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全方位的进攻，搞乱了我们的思想与理论。与此同时，再加上一些人对此毫无抵抗力，个个中招，搞得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都搞不清楚了，以为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民族富裕起来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都是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于是就听信了他们的说教，在中国刮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

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改革便一步步脱离了改革的初衷，变成了整个经济制度的改造与转轨。于是，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遭到了全面打击，使之由原来的绝对优势变成了绝对劣势。而非公有制经济则一路高歌，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这就是那个人人皆知的“5、6、7、8、9”的基本事实。显然，这也就说明，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只占其中的“1、2、3、4、5”了。这样的一种所有制结构，对于我们这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极不合理、极不正常的，令人十分痛惜。

事实表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国家的红线、底线和人民可接受的程度，给国家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安全带来了重大威胁。比如所有地球人都知道的那个阿里巴巴凭借自己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通过发展平台经济不仅控制了我国诸多领域的实体经济，而且还渗入到了我国的金融领域，利用金融工具的特殊功能大量侵占社会财富，然后又以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国家抗衡。此外，更可怕的还是它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搜集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海量数据及其最先进的处理技术，进而掌握了我们国家所有领域的机密，包括一些重大核心机密。在它那里，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此外，更有甚者，在阿里巴巴背后还有着西方跨国公司的存在，要是这些数据资料落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手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任何安全可言了。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它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意扩张，与国有企业争资源、市场和人才，独步天下。面对他们，我们的政府也倍觉力不从心，甚至感到十分无奈。如医药医疗行业，有一件震撼舆论场的大事件，至今仍让人心惊。人民网福州电：2021年底，国家医保局张劲妮女士以国家代表的身份与４名药商就药品价格举行谈判，好不容易，经过８轮的艰苦对决才被拿下。最后她感慨地说：“真的很艰难，我觉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①可见，资本之强大与顽固。此外，还有如恒大集团这样的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胆大妄为，敢于绑架银行，要挟政府，与政府叫板。甚至还有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其业主野心勃勃，在政治上投机钻营，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过瘾，要当实职、掌实权，企图俘获政府，把政府当做自己的“店小二”。如此等等，等等。

另一方面，在人的关系和分配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普遍发展与迅速扩张，使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遭到全面退缩，使其在丧失掉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一举改变了我国的劳动关系和分配关系。在相互关系方面，它使我国原来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变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劳资”关系，即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劳动者之间，原来的那种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变成了相互对立与竞争的关系。在分配方面，也很自然地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作了决裂，重新回到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所谓“按要素分配”的境地，造成了一直生活在我们共和国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把那生长在社会主义骨子里的“共同富裕”变成了画饼或一个美好的梦想。

问题严重性的还不在这里，非公有制经济的这些弊端也反射到了我们的国有企业，使我们国有企业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不该有的变化。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原来叫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劳动者所有。全体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整个企业的主人。他们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全方位有监督管理的权力，企业的厂长都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履职，那些不满意或不合格的领导人随时都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予以罢免。而劳动者则一律实行终身制，并且还乐享社会主义给予他们的各种福利，没有失业之痛与住房、医疗及子女教育之虞。在收入分配方面，一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力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收入，因而没有贫富悬殊。现在，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企业的生产资料成了国家的财产，国家成了企业的主人，企业的厂长或董事长是国家的委托人，为国家履职，为国家负责；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下，工人或劳动者则成了企业的雇员，他们被分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派遣工等。这里，除了正式工之外，其他身份的劳动者随时都有被企业请出的可能。在分配方面，一线员工，因个人身份有别，即使做同样的事却不能得同样的报酬。另外，一线员工与企业管理人员，因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序列，因而有着完全不同的计酬标准，其收入水平差别巨大。前者除了拿年金，还有持股分红，此外还有所谓职务消费等等，其总收入是一线员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就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中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怪现象。这就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

上述种种，就是我们这几十年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而走过的路与遭致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所以，使发展的成果大多都落到了极少数富人或外商老板的手里，真正落到我们人民手里的却是很少很少的了。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4亿人口中有６亿人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民币，有9.64亿人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②不仅如此，另外还有大量居民负债严重，困扰着他们的正常生活。资料显示，截止2020年，我国居民负债总额达到2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负债14万元人民币。③可见，不解决好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我们的发展于我们的人民没有多大意义。现在，这个问题到了切实需要认真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各级人民政府应该作为当务之急提到自己的工作日程。不然，必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事实就是这样从另一个方面启示着我们，讲发展，不仅要讲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而且也要讲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要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搞好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

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搞好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势所必然，必须形成共识。那么，怎样才能搞好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笔者认为，似可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读书学习，掌握基本功。这里所说的学习，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只有学好了这些科学理论，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最好的选择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资本论》集马克思主义之大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经典。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要读《资本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著述《资本论》的过程中创立的，并且一直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原则。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重要原理都是出自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的关系，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引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推动社会进步等一系列科学原理。马克思一生没有特别写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重要原理都体现在他的《资本论》中。这一点，即使是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都是认同并且给予高度赞扬的。为了节省篇幅，笔者不作引证，有兴趣的朋友可拜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即可。[2]20通过拜读《资本论》即可明白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重要原理与精髓。

此外，《资本论》还是一部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经典著作，它向我们阐释了社会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客观要求、具体条件、衡量标准及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是笔者所见过的经济学史上关于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最好、最难得的宝贵文献。④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理论，一样的也离不开学习《资本论》。

总之，不论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还是学习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理论，都离不开拜读《资本论》。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唯一的选择，没有别的路可走。这里，或许有朋友说，《资本论》篇幅浩大、理论艰深、语言晦涩，再加上叙述方法特殊，实在是难啃，怎么办？对此，笔者深觉爱莫能助，那只能拿出老愚公的精神来，挖山不止，持之以恒。面对《资本论》请记住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26这正是马克思关于怎样读《资本论》给我们留下的忠告。笔者相信，只要有了这种“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精神和勇气，没有读不懂《资本论》的，因而也就没有不能达到《资本论》“光辉的顶点”的。再说，我们执政党的每一位党员、尤其是那些高层领导干部，只要有共产党人那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有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凡事没有不成功的，难道《资本论》会成为我们过不去的坎吗？

２．深入批判唯生产力论，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众所周知，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庸俗理论。这种理论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之所以怎么说，就是因为：第一，它把生产力当作一种与生产关系完全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否认它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否认生产关系对它的科学指导与巨大保护作用；第二，它无限夸大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进步发展、乃至变革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与排斥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尤其否认与排斥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第三，它把人的全部实践活动都归于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上，不承认和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第四，它肆意夸大生产力标准的适用范围，认为生产力标准是衡量政府一切工作是非与得失，评价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乃至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甚至唯一标准。如此等等，等等。这些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观念，不仅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也完全违背社会的基本事实，必须予以批判。否则，就不能澄清那些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与思想是非、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也就无法确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观点，更谈不上确立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科学理念。

３．调整政策，改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它的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私营以及外资企业在我国发展，因而我国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略，并将此作为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然而，如我们在上面所说到的那样，一方面是公有制经济却不见“巩固发展”，更不见“毫不动摇”，所见到的是日复一日的退缩与消减。那种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只不过是仅仅保留了的一种说法，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而已。另一方面，所剩下来的，却只有“毫不动摇”地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支持”，连“引导”二字都没有。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就造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野蛮发展，进而引发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无序竞争与垄断，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调整政策，改善我国现存的所有制结构与发展态势。

第一，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制经济，真正让它们“主”起来。应该明白，任何时候，唯有公有制经济才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唯有国有经济才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发展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笔者认为，从现在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加强对公有制经济部门、尤其是发展国有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把那些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重要领域与关键行业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对那些已经落入私营经济部门和外国资本手里的，国家或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收购，或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国家控股；对那些暂时还不能进行收购或改造的，也一定要加强干预，把它们纳入到政府的监管之下有序发展。

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在发展国有经济是我们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共产党不搞公有制，干什么？共产党搞公有制天经地义。近年来，在反击美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细菌战以及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的实际经验深切地告诉我们，只有强大的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才是我们取得这些重大胜利最可靠的保证与强有力靠山。在国家遇到安全威胁、发展困难与挑战以及人民利益与生命健康陷入严重困难时，只有公有经济最可靠，只有国有经济才能最让人民放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好我们的公有制经济。

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坚持破字当头、有破有立。即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那些阻碍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想、错误理论，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清理论上、思想上障碍。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专家、学者不是总在鼓吹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滋生腐败”、“造成垄断”、“与民争利”，甚至“国有企业是不堪的存在”云云，以及“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体化与主导化”等等，故意抹黑国有经济的无耻谰言。这些谰言，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扼杀公有制经济的巨大杀手，现在又成了我们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对手，不批判能行吗？另外，对于那些在“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问题上搞折中主义、和稀泥，忽悠民众的所谓“国有制并不代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国有制”和“所有制中性论”等种种说法也要给予坚决的批判，不能让它肆意泛滥，蛊惑人心。因为这些一样地也是我们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不把这些批倒，不把理论上、思想上的是非搞清楚，也不可能有我们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设置红绿灯，引导、规范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发展。应该明白，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但又不是无底线、无红线，可以任意泛滥的。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毕竟属于以往时代的一种旧的经济形式，除了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之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仍然是一种腐蚀性力量。恩格斯曾经指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5]516因此，我们在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为抵制它们的消极方面影响设置必要的红绿灯，即为它们的发展列出一些负面清单，划出底线与红线，控制其野蛮生长与任性。众所周知，早在70多年前，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明确规定：一“没收官僚资本”；二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更早，孙中山先生在１00年前就提出了以“节制资本”的主张，即“将本国人和外国人在华举办的独占性或规模过大的企业改为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计民生。”[6]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让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吗？最近，中央经济工会议的召开，为打破私人资本垄断、制止它的无序竞争，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主张，恰逢其时，非常必要。既然中央已经说了，那我们就得落实，说到做到，一定要把私人资本的发展置于国家和人民的控制范围之内，防范和限制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面，做到趋利避害。这里，尤其是对那些在华的西方跨国公司和在海外注册或有对国际背景的国内大私人资本应予以格外的关注。

４.反思改革，深化改革。改革，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在这40多年里，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看，我们是既有辉煌，也有遗憾。有辉煌，就得肯定，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有遗憾，就得反思，予以纠正，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首先，一定要抓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不知搞了多少轮，至今还没有一个结果，仍需继续进行下去。继续下来的改革如何改，往哪里改？这里要改的东西很多，包括企业的产权制度及其实现方式、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用工制度与其分配方式等等，等等。但笔者认为，不论怎么改，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几点是不能变的。这就是：党对企业领导的根本制度不能变，必须得到保证与加强；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权力不能变，必须得到保证与加强；企业资产的产权归属关系不能变，必须得到保证与加强；企业为国家建设服务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不能变，必须得到保证与加强；按劳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变，必须得到保证与加强。如此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改变。

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改自身，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环境，如文化舆论环境、制度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以及国家宏观管理方式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企业发展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氛围。没有这些方面的调整与改善，仅有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是难得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和卓越起来的。

除了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外，还要搞好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笔者认为，改革不是公有制企业的专利，非公有制企业也一样地需要改革，并且一定要搞好。我们现在的非公有制企业，除了少数大的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其经营思想、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技术手段等差不多还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前的陈规陋矩，与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遵纪守法”、“诚信经营”、“革故鼎新”、“环境友好”等新思想、新理念格格不入，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与之对着干。难道这些就不应该好好地改一改吗？前文所说的那种要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设置红绿灯的主张，不是仅仅涉及到它们的发展范围、规模等方面，而且还应该包括上述这些内容。对此，再也不能听之任之或视而不见，让它们信马由缰，为所欲为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把那些非公有制企业动员起来，来一番认真地改革与改造。或者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由它们自愿地联合起来，走社会化合作发展之路；或者向任正非先生学习，走华为的发展之路；或者由国有企业参股，走股份制发展之路；或者对那些于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生福祉极为重要与关键的极少数企业，直接由国家控股或独资经营，等等。总之，一定要引导它们走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不能继续在那种无规则、无秩序的状态下野蛮生长，任性妄为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引导到真正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只有这样，也才能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这里，也许会有朋友说这样有悖于我们党确立的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此，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上述主张，并没有限制、也不会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引导它们走健康、有序的发展之路。其中，引导它们“走社会化合作发展之路”、“走华为的发展之路”、“走股份制发展之路”难道会限制或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吗？即使是由国家参股或控股也不会限制或影响它们的发展，并且情况会恰恰相反，在国家参与经营的条件下，它们背靠大树，其发展会更快、更安全。即使是由国家完全收购实行独资经营的，它们也仍可以选择新的投资领域继续发展。凡此种种，没有哪一点是会限制或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也没有哪一点是违背我们党确立的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的。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高水平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我们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决定我们发展质量的不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或者高科技含量的多少，而是我们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进行而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才能是高质量发展。因而这样的发展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否则，就一定不是。所以，在何种时候，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少了这一条。

为着实现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唯生产力论错误的思想、理论中清醒过来，从历史的失误中走出来，刻不容缓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一事提到工作议程，谋划好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要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创新力，真正让公有制经济“主”起来。另外，对于那些非公有制经济，在鼓励和支持其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管理，设置必要的红绿灯，引导它们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要进行改革，提高发展质量，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使之不断完善与发展；只有这样，也才能保证我们党所倡导的“高质量发展”得到实现。

注释：

①林盈：把70万天价救命药砍到３万多（人民网福州电2022.01.06）

②北师大调查：中国月入２千以下9.64亿http://dy.163.com/article/FLM89NMO0528FEP1.html（2020.08.16）

③全民负债时代来了，全民负债总额超200万亿，是谁掏空国人钱袋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86384605383563&wfr=spider&for=pc

④拙作：《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j]《经济评论》2004年第6期ｂ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2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https://baike.baidu.com/item

（202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