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天津泰达开发区退下来以后，于2014年发起成立了“天津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同时在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富中心）。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担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和富中心主要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老一代党史人物的历史。“和富”这个名字源自我们家族的蔡和森、李富春名字中的“和”、“富”两字，寓意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个家族主要成员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还有蔡家的老母亲葛健豪等人。因为湖南湘潭大学关于蔡和森、向警予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所以和富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李富春和蔡畅的历史。

有关李富春历史研究的现状

对于李富春的历史研究，较早是由党中央批准的，房维中、金冲及主编了《李富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本书已于2001年出版发行。房维中是原国家计委老领导，对情况很了解，书的内容史料丰富、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对李富春的工作和历史功绩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总结计划经济经验教训来说，它都是很好的一本书。2020年，为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

2015年，和富中心开始组织编写了《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蔡畅文集》、《蔡畅年谱》（共四套九本书，260多万字），由南开大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去年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编成印发。

和富中心走了一条非官方的专业化研究道路，特别是在通过公开出版物收集资料信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李富春向毛主席反映河南饿死人的问题，过去在《李富春传》中没有提到，我是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出来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提到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极大”。我翻阅了《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此前毛主席得到一些地方粮食紧张的信息，但是并不知道饿死这么多人。我认为这件事对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很有意义。现在很多领导人的“文集”和“年谱”都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些都是研究党史的宝藏，让我们的研究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资料。

习主席号召全党要学习党史，使学习党史的形势和氛围大大好转。我们组织南开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研究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为主题的课题引发了他们的兴趣，曾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形成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不过，整体而言，对李富春历史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多年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但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得不足。

在《李富春传》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李富春《文集》和《年谱》等研究成果，这些不但是研究李富春的历史，而且也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很好的基础性资料。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特别是武力老师牵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平台，预示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景大有希望。

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表示，在研究李富春历史的过程中，也学习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史，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李富春？

首先，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富春就开始负责计划工作。1941年11月在延安，李富春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1949年1月，他领导编制了东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李富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计划工作。从1954年9月正式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实际工作了十年。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李富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5年去世，长达25年。李富春是在国家计委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计划工作。

李富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其次，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尽管这三个五年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太多的风波。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李富春在这期间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维护了计划经济的严肃性，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李富春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富春是我国计划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计划工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再次，研究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反之，通过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可以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宝贵的史料基础和更大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计划经济史的评价和再认识

研究历史，无论多么客观，都无法回避或绕开价值评价，对计划经济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我只是从一个相关历史人物后代，和我所从事过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角度，谈谈我对计划经济史以及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尽管在那个期间，国家经济运行犯了一些错误，不但经济发展本身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且也影响到计划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人对新中国是否实行的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就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中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的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缺少管理经验，需要从头学习，与苏联相对成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又受到内部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都违背了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规律性的要求。所以用现在时髦的说法，那时我们实行的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不管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多少弊病，不管是“文革”前17年，还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从整体上看，那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个时期我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更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就不会有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探索。

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始终也在探索如何改革计划工作。例如，李富春曾经提出“两种计划方法”——分别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对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做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

1964年年底，毛主席批评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一是管得太多太死，束缚了各方面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与此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审批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审批时限过长。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我们说过一句调侃的话：“什么项目要想办不成就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因为审批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二是过去信息技术手段落后，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和完整的数据信息，计划很难符合实际情况。虽然毛主席要求“计划革命”，摆脱苏联那一套，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五年规划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府审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规范之中。过去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但是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逐步暴露出来。例如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新时代党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关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提法，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避免了政府的缺位和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这两种倾向。政府如何调控市场呢？除了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行业监管和产业发展等政策工具，计划更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计划应该是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所以，探讨用新的计划去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缺失，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提到“计划”，我们不必太敏感，不必“深恶痛绝”。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对计划经济的认识，除了与前辈有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和理性判断。我本人是“老三届”，后来从事地方经济管理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前后有深刻的对比和感受，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正反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赞同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首先要分清作为体制的计划与作为工具的计划。“历史没有终结”，计划工作也不应该终结。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允许对计划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新的计划应该遵循经济规律，符合法治精神，杜绝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更好地调控市场并为市场经济服务。

何为“新的计划”？我想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计划工作。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和军事战争；后来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上个世纪后期国内外还流行运用“老三论”和“新三论”管理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现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可以用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资本、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甚至政治角逐和军事战争等很多复杂系统，而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不能用于计划管理？不能用于市场调控？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能给新的计划工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甚至带来一场革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地掌握经济数据和动态，对市场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对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以及时发出更准确的信号，更准确地调控市场方向和进程。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人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新的计划工作还涉及政府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改革，但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新的计划工作就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真正实现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的夙愿。

（李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富春和蔡畅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