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和瑞士《新政治》杂志共同主办了首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国际论坛，即“新时代——中国意大利瑞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甄占民、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中国驻意大利公使郑璇出席会议并致辞。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总书记毛里奇奥·阿切尔博（Maurizio Acerbo）、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Mauro Alboresi）和共产党（意大利）总书记马可·里佐（Marco Rizzo），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马林乔（Francesco Maringiò），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拉迪米洛·贾凯（Validimiro Giacchè），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网”网站主编马可·庞德莱利（Marco Pondrelli）和阿尔贝托·隆巴尔多（Alberto Lombardo），以及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Massimiliano Ay）、纪律委员会负责人大卫·罗西（Davide Rossi），围绕俄乌冲突下的世界大变局、北约的帝国主义本质、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与美西方霸权的衰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主要经验、社会主义中国在推动多极化世界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西方实现复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应通过加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交流、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的联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方式在西方重振马克思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苏和高潮。他们呼吁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承担起在西方社会维护并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中国正面形象的责任，领导工人阶级构建维护和平的国际联合阵线，积极响应并支持中国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一、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总书记毛里奇奥·阿切尔博：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与西方共产党人的应对

当前的俄乌冲突及所谓的“新冷战”，都是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使用的伎俩——破坏同一国家人民内部团结，挑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立。2022年7月的北约峰会，再次传达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的信号。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应在西方发挥反对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联盟围堵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作用。如今，不仅和平遭遇威胁，世界还面临诸多其他挑战。这要求共产党人更彻底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推进理论创新。

第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将使人类的生存步履维艰，可持续发展沦为空谈。生态恶化根源于资本的无止境扩张。马克思在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指出，资本的积累是以对劳动的剥削和对自然的破坏为基础的。因此，未来的和谐社会，不仅要消灭剥削，还应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第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社会公平、生产公平，即如何更好地进行再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超越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狭隘视角，以全球视野不断去思考这一问题。资本主义一直在发展，资本不断地膨胀，但同时失业、丧失基本生活保障及医疗保障等社会权利的群体也在扩大。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权利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斗争的成果。

第三，民主问题。工人阶级在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后才确立的民主权利，如今受到严重威胁。例如，开展工会活动的权利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人民的自由权，都受到损害。对此，西方共产党不仅要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还应注重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实践经验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找捍卫民主的方案。

第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帝国主义挑起的战争具有突出的法西斯主义因素。这些战争，不仅意在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崛起，还有将全世界人民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共产党人要推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开展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捍卫和平的斗争。

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的成就

第一，此轮资本主义危机，并非如媒体所言始于2007年，而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那时起，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商品开始过剩。西方曾试图以资本为工具解决生产力增长放缓、工资下降、失业率攀升的问题，但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危机，更是其内在结构性危机。尽管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走出了以往历次危机，并在危机后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还征服了新土地、侵占了新市场。然而，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急剧缩减，社会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从未如此尖锐。地球物理的局限性使其无力承载资本对商品生产的无限追求。资本主义生产无限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必然与日益减少的全球资源形成矛盾。

第二，世界已开启新的历史进程，美国霸权在衰落，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正在加速崛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世界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其的反向抵制力量也在壮大。尤其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到了一个临界点。有数据为证：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近30%，约为美国（16%）、德国（7.4%）和日本（5.2%）三国之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在2020年—202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6%，而美国是25%。中国正在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起摆脱美元霸权的枷锁，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以平等互利、共同繁荣为准则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1/3的15个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会推动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出现，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愈加重要的支撑作用。2015年在上海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能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比肩的组织。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拥有成员国达65国的亚投行的金融支持。此外，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及其与俄罗斯和伊朗的联系愈加紧密，美元在支付系统中的作用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治理既有战略规划，又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国有经济在战略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简言之，市场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手段，两者不是对立关系。

第三，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和霸权衰落的主要策略之一。奥巴马时期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拜登以应对“中国威胁”为优先项，以及其他遏制中国产业和军事发展的协定等都是该策略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和包容原则，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呼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挑战，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仍组建“四国联盟”（QUAD），与之相似的还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三国联盟”（AUKUS）。

在此背景下，他们对西方民众的舆论宣传都是反社会主义的，旨在激起东西方对立和西方民众的内部冲突。同时，美国还颠倒黑白，站在道德制高点，要求“盟友”都要倒向“西方”一边。拜登当选后，欧美关系重新调整，欧盟站队“西方”。

北约并非所谓的“防御机制”，北约峰会越来越强调要把目光投射到自身边界之外，面向全球处理危机，帮助所谓的“全球伙伴”。这哪里是什么集体防御？！北约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就很能说明问题。北约的存在以及战争之下帝国主义对利益的追逐，都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将全人类拖向毁灭的边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共产党人要坚定地对北约说不，对战争说不，维护和平，支持中国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

三、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西方左翼中出现了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最重要的是，尽管西方左翼并未将“向社会主义过渡”“阶级权力”等问题完全排除在理论辩论之外，但也经常将之淡化为脱离现实的概念。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经验所在。恩格斯也说过，应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而不是在哲学中寻找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起源。尽管大部分欧洲左翼对此有所了解，但他们还是更多地把政治视为一种“纯粹的愤怒”，分不清哪个是斗争的优先项，将阶级权利从属于所谓的公民权。

那些更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应当进行反思：仅仅把经济基础作为唯一值得分析的因素是错误的。那种认为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会自动引发思想意识的变化，从而直接产生社会主义新人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上层建筑会影响人类历史，但不少党员无法将具体情况与意识形态武器结合起来。理论和实践往往是脱节的。“团结—行动—新基础上的团结”和“理论—斗争即实践—新理论”的方法应该成为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本质要素。

有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壮大的同时，却迷失了自身的战略方向，最终放弃了革命的道路；另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教条化的、纯粹停留于修辞层面的意识形态，而完全无法深入到物质矛盾中，难以有条不紊地分析当前的历史阶段。只有真正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对经济基础进行准确分析。

瑞士共产党在瑞士的经验就是实施“正常化”战略，使群众对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正常化的认识。具体而言，就是党要离开资产阶级所“安排”的角落——尽管有时候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喜欢停留在这里。党与那些“怀旧的”、脱离实际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要以自己的传统为荣，牢记党的功能是发挥政治作用，促进社会发展，而不是发表一些自我抹黑的不负责任言论。

简而言之，党必须能够找到适合人民、国家和时代的群众路线。虽然共产主义者把握了当今时代的真正矛盾，但党要建立文化领导权，要影响那些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例如，今天，所有认识到北约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所有反对制裁俄罗斯的人都是盟友；对于当前的国际阶级斗争，所有认识到阶级冲突的一方是帝国主义、另一方是主张多极化的世界人民的人都是盟友。即便昨天他投了右翼的票，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不要紧：赢得他的信任取决于共产党。

瑞士共产党自十几年前开始采取“正常化”战略的同时，还采用了另一项原则。这个原则来自了不起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留下的政治遗产。曾任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意大利司法部长的奥利维埃罗·迪利贝托（Oliviero Diliberto）同志告诉我们这一原则——“成为治理的党而非政府的党”。换言之，即便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也应具备倾听民众呼声、了解真正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这种务实的做法使共产党在民众眼里变得愈发可信。即便他们仍然受到反共宣传的影响，但已无法忽略共产党的建议。这种方法使可能被边缘化的组织成为合法政党。当然也有使党陷入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风险。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党拥有一个深谙战略与战术之差别的坚强领导集体。同时，党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实事求是地基于党的真正实力开展党的建设，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国外共产党比较中保有谦虚的态度和开放的精神，这样才能成功。这不意味着党崇洋媚外、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汲取有益经验；要长期坚持调查研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创建独特的组织形式。

党还要与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方进行对话。例如，海纳百川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合作，还能够与持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政党对话。这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扩展与外界的互信关系。瑞士共产党也是这么做的，党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建立亲密友谊的同时，会去调查还有哪些政党能够与本国人民建立密切联系，能够始终鲜明地捍卫民族独立并推动社会发展。如果这样的政党能够坚持不干预其他政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与瑞士共产党保持对话，那也会受到欢迎。此类方法灵活多变，但一定要有原则的坚定性。

瑞士共产党将基于本党实践，展开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无论是在党的建设过程中，还是在此后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忽略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值得期待。就此而言，必须感谢中国最先采取了富有远见的改革开放政策。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有的党员干部蜕变为官僚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甚至是野心家。这些腐化现象的产生与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直接相关，严重影响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尽管帝国主义霸权及其世界观的失败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对于通过将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嵌入上层建筑以加速人民世界观的转变的方式，马克思主义者仍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人的思想，可以通过教育、说服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转变为革命意识，这就是党的教育政策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原因。但它必须能够带来物质激励和道德激励之间的平衡，这反过来又与财富再分配和生产力之间的进一步平衡相关联。

世界观的塑造对于保持党的路线稳定、摆脱自由主义影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如果不充分重视激发党员干部和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很难避免教条主义。同时，很容易出现导致人类社会停滞不前的个人主义方案，而无法形成消解这种停滞的精神动力。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和影响的风险一直是“自然”存在的，但也不应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类似的风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大众中曾经存在的消费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或将死灰复燃。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因此，应承认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共产党（意大利）总书记马可·里佐：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与中国的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一边连着战火与灾难，另一边则连接着和平与繁荣。最近几十年所走的“中间道路”似乎受到了阻碍。两种力量——西方的金融资本与致力于和平进步的力量——在激烈对撞。在前者统治下的国家现在成为日益脱离任何政治控制的金融资本的囚徒。因为这些资本确实掌握了权力的杠杆，且不向任何人负责。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更加同质化，并且愈益以其最高代表美国为中心。

同时，这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危机既源自对生产体系利润的贪婪攫取，也是金融体系无限扩张的结果。存在巨大泡沫的西方金融体系，不过是依赖西方的军事霸权而存在。当然，这也因国家而异——主要取决于该国对生产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重视程度。比如德国，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其制造业拥有更为强大的生产潜力。而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份额则异常庞大，两国近几十年的贸易逆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表面看来，西方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但这些国家之间和内部的利益是很分裂的。在意大利，有追求武器利润的垄断资本，如莱昂纳多军备制造商；还有垄断意大利能源进口的资本，如意大利国家能源公司。这些跨国集团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站到第一线，但它们牺牲了意大利资本主义体系其他部门的利益。众多实体企业及企业员工受到了损害。新冠肺炎疫情，加之受到意大利参与对俄制裁的影响，使意大利实体企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俄制裁完全不符合意大利的国家利益。

在欧盟，那些反战的政治人物被禁言，被迫陷入沉默。即使是那些在最初阶段反战最强烈的领导人，最后也不得不向美国妥协。在欧洲，要么是被操纵的——如意大利的德拉吉政府，要么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欧美专政的集中代表。这些势力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把一切反对他们专制的力量都视为敌人。

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些内部金融力量强大但尚不足以掌控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二类国家占大多数，尤其是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这些国家的政治不同程度地掌握在其统治阶层手中，它们的异质性和对摇摆不定的民族利益的追求，使之难以形成紧密团结的阵线。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解散。因此热爱和平、主张国际大团结的中国，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非好即坏”的选择。中国领导人的谨慎和远见卓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倡导的真正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都表明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器。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平运动、工会运动、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在当下支持中国的意义是非凡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在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成就，更重要的是能够远离西方正在鼓吹的战争。

欧洲共产党人应该汇聚所有反对战争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维护中国，为中国辩护。中国正在受到西方各大出版集团操纵的媒体的攻击，共产党人要揭穿这些虚假宣传。有一些声音假意反北约、反欧盟，在关键时刻却倒向北约和欧盟。共产党人要坚持不懈地与错误观点进行斗争，因为这些观点干扰视野，令人敌友不分。在这样一个时刻，共产党人应致力于建立一个维护多极化世界秩序和各国主权、反击北约等侵犯他国主权的力量的国际联合阵线。

五、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弗朗切斯科·马林乔：俄乌冲突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格局，或将取决于此次俄乌冲突的走向。

第一，阶级斗争。正如欧洲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生前教导的那样，不应简单地认为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应从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等多维度去理解。因此，如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围绕着一个主要矛盾展开，即大西洋单极主义对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地区发起的进攻。中俄是构建多极世界的支点。这表明向多极化世界秩序的过渡，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下，还有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等矛盾。

第二，战争的客观条件改变了不同国家的力量关系对比和政治思想取向。2022年7月7日，普京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会面时说：“至于社会主义思想，没有错。我们应该复兴这一思想，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一些国家，它已经实现并与市场监管形式联系起来，且显著有效。我们需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显然，这是要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这是战争为俄罗斯内部带来了变化的信号。

第三，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欧盟和北约东扩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欧洲地区自主演变，即小布什所谓的“新旧欧洲”之冲突。美国对欧战略在奥巴马时期发生了变化。那时，美国开始担心经济上变得过于强大的德国利用欧盟达到自身目的。于是，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德国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都受到美西方的质疑。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项目，还绕过了欧洲大陆上那些仇俄和亲北约国家构成的铁幕。欧美内部存在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部分美国机构和欧洲的精英推动对俄进一步开放，同时坚决反华以破坏中俄之间的合作。然而对俄开放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另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担忧，因为俄德轴心的加强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等一些国家与莫斯科的联系，将造成一种有利于欧亚合作的不平衡。这也是美国担心的。这部分人想通过终止北溪项目打击德国，同时强制推行“绿色新政”，一箭双雕地打击中德两国的制造业。第二个矛盾，南欧国家不可能遵守欧盟的规则。这是德国在重商主义准则下强迫南欧国家接受的财政紧缩和自由化约束。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达到了高潮，并对德国强加的规则进行了批判，要求对欧盟规则和欧元本身进行讨论和谈判。

第四，俄乌冲突的直接影响。短期来看，欧洲国家都接受美国的战略，即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铁幕，“团结”起来共同反俄。这使欧盟与欧洲大陆隔离，并更依赖美国。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则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俄乌冲突并不仅仅是国家间的冲突，还是掠夺性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后者天然的盟友是欧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那些密切关注它们并欲与之建立战略联盟的国家。鉴于这些原因，普京的讲话以及该国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值得反复思考。这里也包含了意大利德拉吉政府在7月21日倒台的原因——意大利政府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大陆部分金融资本主义力量推行极端主义路线的旗手。

第五，左翼力量和平战略的有效性在于能否发起强大的大众反战运动。这个运动旨在使欧洲国家退出持续战争的战略，支持生产性资本主义部门与金融资本主义政治代表之间进行斗争。美西方对俄乌冲突火上浇油，推动其不断升级的短期目标是破坏欧洲经济，长期目标则是破坏俄罗斯和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因此，一场决定性的博弈正在欧洲进行，但欧洲工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力量与过去相比大大减弱了。

为了形成强大的反战和平运动，并使之在当前的结构性冲突中——它将会遏制中国同志所说的“真正多边主义”——发挥决定作用，需要意大利和欧洲社会形成非常成熟的战略共识，需要更加明确我们的根本利益，构建清晰的国家战略，并对当代中国形成正确的认知。中国与致力于多极化的关键国家联手，意味着在与帝国主义和掠夺性金融资本主义的对抗中有望实现和平。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愿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战略智囊团，将意大利和中国的学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好和平、进步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汇聚在一起，充分了解两国政治家和企业家的需求和抱负，并将之转化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建议。

当战争升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迫近时，需要采取能够深刻影响资产阶级阵营的行动，以击败最具侵略性、最具军国主义特点的危险分子。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创建一个孕育新思想的智囊平台——它能够有力推进两国的外交联系和机制性合作。鉴于中意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友好交往传统，新平台若能成立，必将能够书写下互利合作、深化友谊的重要篇章。

六、共产党（意大利）国际部主任，巴勒莫大学教授阿尔贝托·隆巴尔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庞大、深邃、复杂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传承与革新。中国道路与在西欧起源的社会主义传统相连，而“中国特色”意味着这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相结合。当西方共产党赞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奇迹和新时代中国的卓越发展时，也应认识到这背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还应该着重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最大创新就是探索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经济建设思路。

显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总是习惯于在欧洲大陆寻找先例。问题是，有必要吗？这难道不是一种丑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恶习吗？应该客观理性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前所未有的创新，应习惯于肯定它，研究其本质与贡献。“中国道路”开了先河，并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借鉴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如习近平同志一再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第二，在国际秩序层面，社会主义中国为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建立了平等互利关系。帝国主义的宣传一直在抹黑中国的作用，污蔑其“对非洲大陆实施新殖民主义掠夺性政策”。实际上，中国选择的是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道路。中国的政策对于遏止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主要是英国）对别国的掠夺行径意义重大。我们要愈发重视研究并宣传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化中所发挥的极其宝贵的作用。

意大利的共产党要积极承担起在西方维护中国形象的责任。帝国主义力量利用被其垄断的媒体，进行反华宣传，进行充满谬误和偏见的宣传，极大地误导着民众。这使他们难以区分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难以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因此，传播事实，让世人看清真相，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任务。

七、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前提条件

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这一历史时刻，西方政界、学界和主流媒体，为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遭遇的挫折以及所谓的“历史终结”弹冠相庆。此时，两位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卡其尔米尔兹·拉斯奇（Kazimierz Laski）出版了《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是研究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失败的根源，并寻找将市场导向作为解决方案的原因”。要知道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是少数进行这一尝试的人之一。《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他鲜为人知的著作之一。他写道：“被视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在许多方面与几乎同时代苏联的崩溃相提并论，后者被视为持续半个世纪的经济实验的终点。”简言之，西方世界几乎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终结了。

苏联解体后的30多年间，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都实施了大规模私有化，华盛顿共识一度所向披靡……但到2008年，建立在生息资本基础上的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终于达到了极限。这场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同时，欧洲部分国家的严重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单一货币的结构性缺陷。

事实上，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只是被“冻结”了。如今，增长放缓、失业增加和不平等的加剧，还有在俄乌冲突后高企的通货膨胀，表明问题一直在恶化。2020年以来，西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非常糟糕，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政府多年来对公共卫生投入持续减少所致。

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拒绝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休克疗法，拒绝华盛顿共识，选择了符合国情的改革战略。结果，尽管某些人关于“中国崩溃”迫在眉睫的叙事反复出现，但中国和中国人民始终受益于快速的增长——从2012年到2018年6年间，8000多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正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所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好的。”

中国是阻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肆意蔓延的“堤坝”。当前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与20世纪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赢得胜利的时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从经济上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从宏观层面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尽管被动摇，但影响仍非常强大；而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少仍局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子，其政治影响也是微弱的。如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理论与实践脱节（这在意大利尤为明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的联系曾非常紧密）；社会主义似乎正从科学向乌托邦退化——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抽象理论，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和“形而上”的前景。那么，马克思主义应如何在21世纪的西方实现复兴？至少应先做到以下四点。这是实现复兴的四个重要前提。

第一，拉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如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认识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视为一种有机的世界观，一种指导实践的方法论。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习惯于切割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或者说非常个别的方面。于是，在西方，大家研究的往往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另一种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恩格斯及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致力于回归的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理论语料库，在科学上毫无价值。这些碎片化分析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难以成为有机理论。二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问题的差异。这源于两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态度。在西方，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实际上几乎是不存在的。三是背景的差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在西方则是批判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简单地消除差异也是不恰当的，但进行比较是必要的。为此，必须推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持续对话。近年来，中国同志为推动此类对话机制化所作的努力，赢得了巨大赞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严重落后的地方，尤其是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结合实际，从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等社会运动中着手改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要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的学习，还要加强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家理论的学习。二是要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过程，也是对经典作家的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行学习的过程。在东方，社会主义被看作比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更漫长的历史阶段。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能被视为一种自相矛盾，而是迄今多种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正如习近平所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应发起与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公开论战。缺乏辩证思维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进步运动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释危机的生成，但这些发现只是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得到讨论，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这些“理论思考”还没有转化为“物质力量”。

第四，重建与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实践的有机联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还需要各种先决条件，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准确定位：重申阶级斗争之于其他矛盾（生态、少数族裔公民权利等）的核心地位；重申领土完整是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拒绝任何唯心主义和伪国际主义立场——俄乌冲突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异常激进的欧洲主义版本；认识到多极化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中心性；以史为鉴，具备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新思想的能力。

总之，只有关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缩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碎片化分析并进行系统性研究，勇于同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开展论战，重建与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才能在西方走上复兴之路。

八、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网”网站主编马可·庞德莱利（Marco Pondrelli）：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瓦解与10年来中国对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贡献

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金融与战争手段主导世界。当西方媒体说经济举措应该由市场来判断的时候，实际上表明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力。市场并非抽象的独立存在，是被资本控制和引导的。资本能够资助反政府运动，有能力推翻任何一个它不欢迎的政府。近年来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背后都有美国掌权者的操控。

美国一直宣扬“天定命运”论，说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可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开展贸易，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叙利亚战争之前，美国甚至可以决定别国政府的存亡，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如1999年，在没有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单方面对南联盟发动了战争。除战争以外，美国还运用很多单边主义经济政策，迫使非盟友屈服。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从阿富汗撤军等，都成为美西方霸权衰落的标志。今天，乌克兰危机仍然在持续，这是美国把乌克兰人当作“牺牲品”“殉道品”。美国意欲推动北约扩张到俄罗斯边境，却遭到后者的反击。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军工联合体为战争欢呼一样，今天它们仍将战争视为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唯一途径。

如今，我们已经处于世界多极化趋势愈益明显的世界中，多个力量点正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单边主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旧国际法终结的开始。

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中说：“我们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多极化思想。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进行了剖析，呼吁建设一个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真正的全球化。尊重国家主权是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中国不愿将其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美国也应如此。

事实上，美国内部是非常分裂的，部分人支持建立一个新的雅尔塔体系，另一部分人则不愿意放弃当前的格局所带来的利益。美国领导层内部的激烈冲突，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2021年，政治学家哈斯(Richard Haass)和库普昌(Charles Kupchan)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导下的自由秩序对于21世纪的全球安全不再有益，只有纳入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在内的集体行动，才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一些国际组织，如金砖国家或上合组织正在定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出现，代表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路径。西方媒体总在宣扬，俄罗斯是孤立的。但一个得到中国、印度、伊朗等国支持的国家怎么会是孤立的呢？金砖国家人口约占全球的40%，GDP占20%。在不少非洲国家，如马里，人们会举着习近平和普京的照片走上街头。这意味着世界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在非洲大陆的作用是积极的。“一带一路”是建设多极化世界秩序最有效的路径之一，它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领导者之一。

面对这样的前景，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应固守旧的意识形态，以“忠诚大西洋”的名义拒绝良好的发展机会（如 5G），这是对我们民族利益的否定。中国不是敌人，而是伙伴。认识到这一点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应积极发挥进步作用。

九、瑞士共产党纪律委员会负责人大卫·罗西：捍卫真正多边主义，建设多极化世界

第一，西方不等于国际社会。西方自视为当今世界唯一可接受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守护者，或通过经济勒索输出该模式，或通过北约的武装力量来巩固并强制推行该模式。西方自视为唯一能够对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作出评判的法官，但其评判显然都是有失客观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所谓的“西方”都是世界上的少数派。从国家数量来看，它们仅占世界现有国家总数的1/4；从人口以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角度看，它们也是少数群体。但是，西方媒体时刻都在宣传关于西方民主模式以及西方代表国际社会的谎言。

这些否定集体价值、道德价值、共同家园价值观的扭曲意识形态，正愈来愈有攻击性和普遍性。反智主义的亚文化得以滋生，社会陷入新的混乱，形形色色的虚假反叛出现了，比如，过量使用酒精、吸食毒品、疯狂追求奢侈品等。而西方的传统广播、电视、纸媒和新兴社交媒体，有时却以褒扬态度展现这些本质上异常消极的社会现象和悲惨颓废的人物。

第二，西方多边主义的内核是单极主义。冷战结束后，单极主义被强加于整个世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食品和原材料是合法的。而北约的军事优势以及各种可能的金融替代方案和经济手段，是进行掠夺的有力保障。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消费主义以及建立在糟糕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基础上的文化认同，是近30年来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内在驱动力。美国竭力向全世界人民和所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本质上是对他国文化的轻视、财富的掠夺和非法占有，进而彻头彻尾地服从于美西方的利益。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拉美多国、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以及非洲大陆，也保持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并不排斥与欧洲国家合作，它们渴望发展，渴望保持增长和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并认为有必要摆脱令人窒息且使自身被迫处于剥削地位的单极局势。

西方媒体在使用单极主义和多极主义术语时，往往采取模糊化策略，甚至政治人物、学者在演讲中也不加区分地混用。尽管欧盟极少使用这两个术语，但由于其结构上与单极主义的紧密联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反对中俄所支持的多极化。近年来，西方狡猾地提出了“多边主义”一词，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仍误以为是多极主义的同义词。事实上，在欧洲各国政府眼中，“多边主义”是单极主义的同义语。它们使用“多边主义”的目的在于，与那些试图在欧盟内部保护其公民免受财政紧缩政策伤害的国家和政党进行“论战”。

欧盟将“多边主义”用作“合作”的代名词。但欧盟所提出的“合作”始终服从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的反社会决策。因此，当它们说“采取多边行动”时，其真实意图并非是“为多极化的世界而采取行动”，而是与之完全相反。近来，欧洲各国政府的做法也更加糟糕。它们在“多边主义”的含义中不仅加入了欧盟机构的强制性要求，还加入了北约的强制性要求——尽管联合国多次进行了调解。因此，应对单极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联系形成清晰且全面的认识。

第三，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极化的倡导者。如今，中国及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家，开始更多地讨论并强调多极主义。自2021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明确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真正的多边主义”立场与西方的“多边主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内核是多极主义。中国倡导多极主义的真正目的，是构建一个所有国家能够以真正多边形式共建共享的美好未来世界。而西方所说的多边主义，本质上意味着捍卫和巩固单极主义，即仅在北约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并且将西方的统治权始终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领导人用“真正的多边主义”概念来揭示西方“多边主义”的覆盖范围的虚伪性。

如今，世界已进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新时期。这必将是一个更为艰难的时代，单极主义和多极主义之间的冲突正在不断接近难以妥协的临界点。幸运的是，中国提出的和平与共享繁荣的倡议已成为保卫全人类安全与福祉的最强大堡垒，并将成为人类迈入多极化世界的基石。

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尊重人类尊严、捍卫人类平等价值的多极世界的自觉建设者，保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与中国等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的力量一起，一步一步，坚定地迈向共同繁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