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整个社会经济中，市场是同交换连在一起的。如果其各个环节非要加上“经济”字样，那“市场经济”即是“交换经济”。“交换经济”不能同整个社会经济划等号，如同单独的生产、分配、消费不能同整个社会经济划等号一样。资产阶级硬是把“市场”变成“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同整个社会经济划等号。这样，整个社会就交易化、市场化了。
17世纪中叶起，西方工厂制度摧垮了工场手工业的统治而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工厂制度的确立，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开端，先前的那种单纯的市场经济不复存在了。“市场经济”是同十八世纪的“市民社会”连在一起的。“市民社会”正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正是西方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和学者统统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替代用语。他们提到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简化术语。那么，西方告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呢？是它们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制度支柱
谁都知道，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放任经济。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经济制度的自发性。这种意识形态，主张为提高生产力而规定的各种制度，应以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为基本价值观，在功利主义（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心理结构）和合理主义（实现功利主义的最佳手段）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处于和谐和繁荣状态。这种意识形态，首先被西欧各国普遍采用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国家政策、法律和社会舆论等总是同自由放任经济捆绑在一起。
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其核心表现是个人本位。个人本位的核心是“个人权利本位”，简称权利本位。权利本位论的基本主张和特征是：
第一，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主张“自然权利”，亦即“天赋人权”，认为人性是政策和法律之父，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私有财产和交易安全服务。
第二，权利是社会的中心概念。主张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利协商的结果，社会活动、社会关系都要围绕权利展开。
第三，弘扬权利是文化的核心和基本任务。认为权利不仅表现于文化的各种程式化理论形态方面，还表现于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等非理论形态方面。
第四，权利是现实的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工具和出发点。认为现实的人在利益驱动下依据权利参加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活动，认为如果人们不依据权利去参加商品交换，不去实现权利，则商品就不成其为商品，交换亦不成其为交换。这里“现实的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参加人，是所谓“经济人”、“自然人”。
说“经济人”是具有自爱、同情、自由、正义，劳动和交换六欲的人类本性的人群，是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课时讲过的，后被收录在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一书中。孟德维尔这则寓言的大意是：很久以前，有一个漂亮的大蜂箱，蜂箱里的蜜蜂有着人类所固有的一切特点。它们是一群没有心肝的骗子手，随时随地都互相欺骗。每只蜜蜂都求自身利益，然而蜂箱却兴旺起来。有一次，蜂箱里出了一只诚实的蜜蜂，它说服自己的同胞抛弃恶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结果，互相欺骗停止了，法官和警察们变得无事可做。由于蜂箱里的蜜蜂们不再为一已的私利而互相倾轧，它们发财致富的观念没有了，发财致富的行为也不再发生。可是，这样一来，蜜蜂们变穷了，生活不再充满活力，蜂箱一片死气沉沉。孟德维尔从这则寓言得出结论：人是利己主义的，而利己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有益的，正是利己主义才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亚当.斯密是从人性、人的利己性引出交易经济的。他认为交易是极好制度时说道：“不论怎样，如果他要和别人作交易，他应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你们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一切交易的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我们所以有饭吃，不是因为卖肉者、酿酒者，或面包商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亚当.斯密：《国民财产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
自由资本主义把经济的权利说成是“普世”的权利，就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实际并不是这样。首先，权利是法上的权利，权利只在于法律的规定。什么规定为权利，什么不规定为权利，基于统治需要和规范意识（即想规范还是不想规范）。其次，对权利的行使，并不是无限制的，有种种限制措施。最后一点，权利的实现要有一定条件。譬如集会，要有集会的场所。场所就是集会的条件。雇佣劳动者有集会权，但没有场所。场所是私人的或政府的，不能去那里集会。譬如设厂权。人人都可以设厂，但只有有钱人才能开设工厂。
总而言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权利本位”，是资产者的“权利本位”。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资产者的根本权利。这个权利，是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是资本繁殖的工具，也是把资本权利扩展到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从而获得非经济的利益和胁迫力量的工具。
那么，支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支柱是什么？是私权绝对、契约自由、企业自治、自由竞争。这“四大支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表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固有本性。
其一，“私权绝对”。
私有权的绝对性，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权是天赋之人权”直接引出的。私有权的绝对性，是指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基本含义是“私有权绝对不可侵犯”和“自由的所有权”。它的根本要求和直接结果是利润最大化行动和所有权的滥用。
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是利润最大化原理。资本使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取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随着再生产的扩大，资本亦不断扩大。市场主体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润，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行动。这种利润最大化行动，必然使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从而加剧人与物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而每一市场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动，又使市场主体间相互对立，恶性竞争，社会经济处于无序性和不可调和状态。
所有权的滥用，是私有权绝对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滥用，表现在交易关系、劳动关系、借贷关系等一切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在交易关系上，突出表现为利用交易中的优越地位。其判断标准，是不当性和损益性，即不正当地利用交易中的优越地位妨害公平竞争，给竞争对手带来损害。滥用优越地位，是通过运用价格、获利力、生产资源的配置、分配等达到目的的。例如，价格超过竞争中形成的价格水平，实行价格歧视；通过合并、联合等扩大企业规模以提高利润率，排挤、打击经济力弱的企业。由于滥用优越地位，打乱了各市场、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在分配上，收入和财富水平不平等，因大部分社会成员购买力下降而使生产过剩。
其二，“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可以自由地签订任何内容的合同。“自由协议”和“契约不是法定义务”是契约自由概念的基本含义。
契约自由的表现包括四个方面：（1）订立契约的自由。包括订立或不订立的自由，要约、承诺也都是由当事人自由决定。（2）选择契约对象的自由。同谁签订合同，可以根据当事人自身意志自由选择，不受约束。（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合同的内容、条款，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以及合同履行、合同责任等，都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不得干涉。（4）契约成立方式的自由。只要当事人“合意”，合同便成立，不需要特定的成立方式和程序。
如果一项合同是自由签订的，便被认为是神圣的，法律、政府、他人均不得干涉。这就是“契约神圣”的含义。
契约自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国家和法律不管管吗？国家是“守夜人”，法是“消极法”，你说怎么管，只有等上帝管了。从法律方面说：
第一，法律仅仅是执行当事人协议的工具，法律中大量现实规则，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根据的。
第二，把法律推定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是说，合同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关系，法律只是这种意思表示关系的反映。
第三，在“合同优先于法律”原则下，法律规定只适用于合同无约定的场合，在一定情况下，既使有法律规定，也允许“合同优先”。
第四，在司法上，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被当作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发生了争议来对待，法官是公断人，他只是依据合同而不是法律来帮助受损害一方当事人。
“契约自由”、“契约神圣”的理论和司法，使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总是被规定为平等的。但经济力的强弱、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1）缔约能力不平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当事人，签约的实力强弱不同，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有差别，这不能不反映在合同上面。（2）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在合同内容上，往往规定价格歧视、排他性条件，往往规定只适用于一方当事人的约束性条款等等。（3）合同履行不平等。即使这样内容不平等的合同，也得不到平等地履行，一方当事人往往利用合同谋取合同外利益或更大的合同利益。（4）合同裁判不平等。经济上的强者、有社会背景的当事人，一般会成为诉讼或仲裁中的强者或胜诉人。
契约自由、契约神圣，推动了国民经济失调和社会危机。
其三，“企业自治”。
“企业自治”的基本含义是，企业是社会经济中的自在自为的主体，企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和法律的限制。
“企业自治”的表现：
一是企业行为不受任何外在的强力约束。如果说企业行为受有约束的话，只受已经内化了的外在商业习惯、具有选择性的法律规则的软约束。在本质上，商业习惯已经不是企业行为的限制力量，而是企业实现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对于企业行为所涉及到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是授权性的。
二是企业自己决定自己。自由放任下的企业行为，并不能创建良好的市场秩序，校正企业行为偏差的力量在排除政府干预的前提下，主要来源于企业团体内部的自管机制。因此，自管成为企业行为的主要自控方式。之所以实行企业自管而排斥政府干预，是认为制定企业规则具有灵活性和日常管理具有灵活性；企业违规行为涉及到的事项具有技术性。政府机构的人员不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难以胜任公正解决专业技术纠纷。自管机构处于市场之中，拥有充分的信息，专业方面具有优势。
三是企业关系的私人性。“企业自治”表明，企业行为与国家无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私人关系。国家只是为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制定基本法律制度，而这种法律制度是根据私人商事习惯制定的，是为保障私人利益服务的。
“企业自治”的直接后果是：优胜劣汰，采用敌对的进攻性的手段对付对手，必然使企业之间的残酷竞争加剧；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对于雇佣劳动者，企业是“压榨机器”、是“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劳动者变成了“机器”人。
其四，“自由竞争”。
自由竞争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由竞争必然要求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的前提是资本集中。资本集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一是资本积累使企业规模扩大，即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而扩大自身规模；二是规模较小的资本合并为大资本；三是通过合伙和联合实现资本集中，通过股票联合经营、股份公司，使个别资本转化为集中的、联合的社会化资本。
自由竞争产生出特别剧烈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在这样的矛盾面前，国家的作用显得无能为力。
自由竞争的直接经济后果是：
第一，形成支配力过度集中的市场结构。这样的市场结构，一方面是某种商品充分占据大规模市场，实现该市场上某种商品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一个企业在各个市场上高度集中，自由出入多数市场，实现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经济力的高度集中。在自由竞争市场上，少数企业或企业集团有相当高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力或控制力。
第二，不正当限制交易。就是在一定的交易领域，通过卡特尔组织等方式对竞争进行实质性限制。其主要表现是：（1）对一定交易领域里的企业数量的限制。（2）对组成企业的企业机能、企业活动的不正当限制。（3）对一定交易地区的竞争进行实质性限制。（4）在国际协定和国际合同里对竞争进行实质性限制。通过这种约束或限制，使其他竞争者不能自由地从事经营活动，给他们进入市场造成困难。
第三，采用不正当竞争方法和交易方法。主要包括：（1）共同拒绝交易（抵制）。（2）以其他方式拒绝交易。（3）分别以不同的价格交易。（4）以不同的交易条件交易。（5）企业的差别对待。（6）不正当的廉价交易。（7）不正当高价买入。（8）对顾客进行欺骗或引诱。（9）以不正当利益引诱顾客。（10）搭配销售。（11）交易带有排他性条件。（12）限制再销售价格。（13）滥用优越地位。（14）妨碍竞争对手的交易。（15）干涉竞争对手公司的内部事务。（16）强迫销售或不正当地要求援助。
另类意识形态根本不懂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历史特定性，根本不懂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支柱的历史特定性。他们只是从“跟社会主义对着干”出发，认为只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能够改变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私权绝对、契约自由、企业自治、自由竞争能够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另类意识形态者们志大才疏，他们不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思想观念和社会基本制度已经发生变化。
直面自由资本主义的祸害和衰败，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出现了新的社会思潮，认为自由放任、个人权利本位的弊害，在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采取了“个人中心主义”的立场，这已不适合时代要求，认为社会利益就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的生存、发展依赖社会的生存、发展。因此，应以社会为本位。
社会本位论的要点是：
第一，把社会权概括为权利的首要含义。认为实现社会目的，在于通过维护权利来发挥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因此主要权利是社会成员的生存权，保障生存权被确定为法律义务。
第二，应对私人所有权作出明确的限制。保障生存权，是限制私人所有权的基本问题，私人所有权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法律所保护的所有权，是社会成员人人所有的所有权，认为国家应是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物质生存手段的工具。
第三，对“对压制的抵抗权”要从它所具有的全部权利的本质属性方面进行考察。“对压制的抵抗权”起初是作为自然权利之一而被概括的，其实它不是自然权利，而它的行使还关系到义务、责任等问题。
第四，以人民主权原理为指导。主张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作品，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仆人。
第五，必须对自然权利论做出批判。其结论是：（1）国家义务是对无限制的自由权、所有权的限制；（2）不能把权利说成是人类社会“不能消灭”、“不能剥夺”的权利；（3）无界限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由上述可见，社会本位思想，是以社会权为核心的权利思想，是以社会权为基础构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思想。社会本位思想不是一般地排斥权利，而是权利不再处于本位地位。这种新的权利论，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以自由权为中心的权利本位思想向以社会权为中心的社会本位思想的演变，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这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当然，“社会本位”、“社会权”属于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范畴，其主张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自然平等”基础上，因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异质的、对立一极的思想和权利。
主导思想变化了，经济基础变化了吗？
垄断和国家垄断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具有与自由放任条件下的经济关系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自由放任时期的竞争主体，是分散的彼此独立的经济组织，其主要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竞争的结果一般表现为资本在本部门转移。而在垄断和国家垄断时期，竞争主体主要是垄断组织，竞争的主要手段已从价格竞争转变为非价格竞争，即对于生产条件、销售条件控制权的竞争，以及这些条件的补充条件（质量、科技含量、广告和服务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使垄断组织的资本实现跨部门、跨国转移。概括地说，自由竞争是大的经济组织与小的经济组织的竞争，是强的经济组织与弱的经济组织的竞争，而垄断竞争，基本上是垄断体与非垄断体的竞争。在垄断体中，包括小的经济组织、弱的经济组织，其中有配套企业、协作企业、附属企业等。
垄断和国家垄断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依赖关系，其实质是经济不平等关系。垄断组织是国家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国家依靠和扶持垄断组织。垄断组织从国家那里获得各种优惠条件和垄断权利，取得低息贷款、优先利用外资，得到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国家通过垄断组织体现国家目的，稳定经济秩序，并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
在垄断经济关系中，国家垄断逐渐成长起来，并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国家垄断经济关系，是国家资本所有权和私人资本所有权、经营权向国家转移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包括由国家直接拥有垄断资本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经济垄断关系的状况是：
其一，由于国家垄断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因而其他经济组织必须受制于并服务于国家垄断组织。
其二，在垄断组织同非垄断组织的竞争中，由于采取控制和剥夺非垄断组织的原材料、劳动力、运输工具、信贷来源以及共谋、统一提价、倾销、操纵市场等手段，使非垄断组织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或者成为从属的配套企业。
其三，广大中小企业资金少、设备差、缺乏熟练劳动力，在现实经济关系中，无论是被兼并、陷于破产或成为垄断组织的“系列化”附属企业，都无法改变被支配、控制和被排挤的地位。
其四，国际垄断组织是垄断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分割世界的经济形式，即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和国际垄断同盟通过输出资本、跨国经营、垄断技术、操纵国际贸易、规定垄断价格等手段，使各国经济组织与其形成经济依赖关系，从而控制该国的国民经济。
从经济关系的性质看，在垄断和国家垄断条件下，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的所谓私权绝对、契约自由、企业自治、自由竞争已不复存在，而经济垄断关系成为全部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制度。
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导思想、政策、立法，另类意识形态一个都没有引进，而自由资本主义的东西却潮水般涌来。为什么呢？因为是西方让你们这样、不让你们那样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为什么不让中国搞它们那样的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一定要搞自由资本主义？列宁曾明确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入口处。他们是不会泄露天机，让中国重新站在这个“入口处”的。况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已经“垄断和国家垄断”了（借用这个词语），再“改革”成为“垄断和国家垄断”，不是缘木求鱼吗？只有“改革”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才能为其所用。如果“改革”成垄断和国家垄断，中国就不能成为霸权主义的附庸了。
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下的社会实态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好”，只是统治者和它的理论家们的偏私描绘和欺骗宣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写到：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让我们看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造就的社会实态吧。
看看工人的工作：
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
一位纺工一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１４先令。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纺工一星期挣不到１６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挣３０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强才能挣１２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
“晨报”在１８４３年１２月报道了５０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３２１人，依靠１０９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５１６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１１先令４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５先令１０辨士，除了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１８２７年，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４辨士、２１／４辨士、２３／４辨士、１辨士，而１８４３年每码仅得１１／２辨士，３／４辨士、１辨士和３／８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的平均工资，在１８２７年是１英镑６先令６辨士、１英镑２先令６辨士、１英镑、１英镑６先令６辨士，而在１８４３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１０先令６辨士、７先令６辨士、６先令８辨士、１０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
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马夫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３５页）
看看住宅：
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杂院，下面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下的那些大杂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狭窄而肮脏的台阶走下去，而要进入屋内就必须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脏东西。
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出租房屋，主人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
在夜店里面，地板上躺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杂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间屋子里面有１５个到２０个人。他们的床铺是一堆半霉烂的麦稭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炉子里面的火使这些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卖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
看看穷人吃些什么：
穷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
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穷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最贫穷的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的食品。
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
看看疾病和医疗费：
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里子城的弗兰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16页）
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穷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men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
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国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
看看假冒伪劣商品：
在面包工厂里，工人光膀子干活，作坊混乱不堪，昏暗，污水遍地，苍蝇成群，工人的汗水、鼻涕揉到面粉里，而且，面包里掺了20多种有害的添加剂。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黄油，就是把１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
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
咖啡粉里面擦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贷还真像咖啡豆。
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
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
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
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人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此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
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１.５英寸或３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
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
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
看看街上的人群：
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
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
英国“多余的人”（“过剩人口”），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
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
看看社会堕落：
牧师先生所说的不是康康舞，也不是波尔卡舞；他说的是一般的舞蹈，是只有在他那批判的脑盖骨下面才能跳的舞蹈这一范畴。如果有机会让他到巴黎的“雪蜜卢”去看一看跳舞，那里的泼辣大胆、毫无隐讳的作风、轻浮放荡的动作、刺激情欲的音乐定会使他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情感激动起来。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穷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穷人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
连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４万个妓女中，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
一个厂主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91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１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工。（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不大能知道这句话的背景。例如，矿工“三班倒”，半夜12点下工的工人，直接到“相好的”家里，她的男人刚刚上工去接班。完事后即回家。平时给点钱，贴补女方家用。90年代，我去境外一地上课。一些年轻教师同我闲聊时，说他们彼此是“临时夫妻”，在大陆都有家庭。这样做，可以节省巨额房租、水电费、生活等开销。“道德水平”下降的原因，首先不能从人的动物性去寻找，应当从社会关系中去寻找，从贫困化中去寻找——笔者注）
农奴必须把jusprumae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
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痛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报刊揭露自由资本主义罪恶的文章数不胜数。事情不仅仅是我以上摘引的这么零散、单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到社会的每个毛孔，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等为一体的完整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揭示的血泪斑斑的史实告诉我们，野蛮生长的资本是万恶之源，自由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告诉我们，翻开新中国70多年的厚重史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一页都洋溢着他们的幸福和欢乐。
三、否定资本主义经济，是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
当西方社会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作为经济形式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变异。市场经济还保持着，但加进了资本主义主导要素，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马肉牛罐头”说明。本来是“牛肉罐头”（市场经济），但加之马肉、鲸肉（资本主义），成为“马肉牛罐头”。这种“马肉牛罐头”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仍然打着“市场经济”旗号。
“马肉牛罐头”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即资本价值增殖，是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社会矛盾的加深和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都是剩余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一些规律同时发生作用，如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供需规律、竞争规律等，但作为基本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起主导作用。正是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这一基本规律，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本质的特征，也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我们知道，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中的所有经济现象、经济环节和经济过程所形成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便构成该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一句“市场经济”字样。《列宁全集》里提到“市场经济”字样有两处：
第一处，在１９０６年５月５日《浪潮报》载《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指出：“在这个纲领所列举的可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即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政治要求中，第一项就是人民专制。谁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而不为人民在国家中掌握全部政权而斗争，那他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别有用心。”（《列宁全集》第13卷第67页）
注意，列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即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到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一个“即”字，点明了“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处，在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０日《浪潮报》载《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不可能平均使用土地。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3-124页）
这里，列宁提到的“市场经济”，是“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的经济。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权利本位”下的“经济人”、“自然人”。
亚当.斯密把游弋于商品经济中的人名曰“经济人”。他认为社会的分工、交换、商品、货币、分配等一整套市场机制都是从人类本性演变而来。这些忙碌的“经济人”之于个人的私利，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其实，这种“经济人”实际上完全是由私人利益指导的“逐利”人。难怪当时有人一语破的地指出，在这种“经济人”的图像上再涂些爱国主义彩色，就会得出亚当.斯密时代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真实形象。
“经济人”是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我国媒体上的，大家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此不赘述。
什么是“自然人”？西方法学界把“巴巴盖诺”虚构为自然人。巴巴盖诺，是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鸟羽做成的衣服。把戏剧中的人物作为法学上的术语，法学贫困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法学家是何等无知和无聊！
“自然人”是一个经济学虚构、法律虚构。
自然法理论把“自然”解释为“神的理性”、“人类的理性”、“普遍的观念”，把“自然人”的动物性说成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其实，“人类的自然本性”，不是动物性，而是劳动性。
自然人被认为是作为生物体的人。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里说：“１８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实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出自然人——巴巴盖诺，他们纯朴得居然身披羽毛。在１８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有人曾经设想，那些原始民族具有非凡的才智，那时到处都听到捕鸟者模仿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鸟鸣术，以为用这种办法就能诱鸟入彀。所有这些离奇的言行都是以这样一种正确的想法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是一幅幅描绘人类真实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
资产阶级把作为生物体的人，即抽象的、超社会的人，当做市场经济的主体。
马克思解剖了18世纪的“自然人”。他在《导言》里深刻指出：“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最后一句话。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任何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时代的。18世纪的自然人，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意人”。把贪婪无度、欺骗成性的人说成自然人，不过是“生意人”劣行的道德陪音。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典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条件、性质、运行机制和社会后果。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最后一卷，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资本论》是范畴和范畴体系、论证和论证体系、逻辑和逻辑体系的经典著作。迄今为止，世界上资产阶级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样，缜密、科学、无懈可击，充满真理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当年不可一世的德国官方理论家和盛气凌人的教授、大学问家们，纷纷败下阵来，今天，难道那些沐猴而冠的另类意识形态者和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们，能够比玩世不恭的唐吉坷德的下场会好些吗？
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人和自然法、自然法理论，取否定态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自然法的论述约有16处。其中，有10处是引文中出现的，马克思未加任何评注；有6处是马克思直接表明否定态度的。
其一，有10处是引文中出现的，马克思未加任何评注。
第一处，是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的引文里出现的。马克思引自《比埃尔.伽桑狄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１０卷论述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１６４９年在里昂出版）。
第二处、第三处，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里，引用托.霍吉斯金的话。引自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第四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里，引用托.霍吉斯金的话。
第五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引用莫斯地方的主教博胥埃的话。引自博胥埃：《从圣经引伸出的政治学》。
第六处，是马克思在《附录》里，引用配第的话。
第七处、第八处、第九处，是马克思在《附录》里，引用洛克的话。
第十处，是马克思在《附录》里，引用路德的话。引自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其二，有6处是马克思直接表明否定态度的。
第十一处，在《马克思致阿.卢格》中指出，“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
第十二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指出，“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去，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第十三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指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
第十四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指出，胡果“自称是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作康德哲学的支脉。”
第十五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指出，“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第十六处，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指出，“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法的旧版翻新，在经过几番考证辨析之后，在这里又可以看出旧的原文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否定作为经济人、自然人的“天赋人权”、“自然正义”、“平等法权”、“永恒公平”，说是“高超的胡说”。
恩格斯指出，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这就是经典作家的立场和态度。
四、“市场经济”术语提出的背景和“全盘西化”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雇佣劳动”、“剥削”等术语，经常见之于报刊、官方报告、议会文件，学术界也到处使用。这些事实和术语，在整个社会似乎具有天然正当性。资产阶级没有必要“换一种说法”，用“市场经济”加以掩盖。这是当时社会，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市场经济”术语的原因。本文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否定“市场经济”，是指否定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100多年自由资本主义，摧枯拉朽的1848年“欧洲大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难以为继了。经过“十年时代”，抑制了资本野蛮生长，中小企业倒闭、破产或被纳入大企业，竞争的对象、手段和结果改变了。而后，进入了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
社会生产进入大机器工业阶段后，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19世纪后期，科技进步突出表现为电能取代蒸气能成为新能源、生产机械化过渡到自动化、用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代替自然物、电话电报的普及和无线电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划时代进步，造成了重大的、全新的经济后果：
一是，电能成为新能源，高压输电网形成，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在拥有资源的偏远地区得以发展工业，使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廉价地区，使同类产品的生产在全国分散，这就（1）扩大了生产力布局；（2）在产业结构上打破了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的划分，农轻重的比例发生变化，这就使经济结构趋于平衡；（3）促进了企业的兴建和企业生产的分散化，使企业分布于不同的城市和地区。
二是，生产自动化，造成了不间断生产同种产品即批量生产，（1）这是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条件；（2）加速了原材料供应和最终产品的销售，推动了垂直联合；（3）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大了资本有机构成；（4）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动。
三是，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通过采用化学方法使生产过程加快，原材料得以充分利用；利用化学材料，增加了工业产品及其新种类，明显增加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
四是，新的快捷的通讯方式、手段，使中心城市与偏远地区联系起来，各个市场得以紧密联结；使企业经营状况、价格、股票市场行情等信息能迅速及时地传递到每一地区，提高了竞争能力。
社会化大生产的主要表现是：
其一，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形成了生产社会化。科技新成果的广泛应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即企业按全社会通行的标准进行连续性设计和生产。其直接结果，是产品生产乃至一种产品的各个部分的生产和工艺操作，都变成了专业化生产，实现了（1）产品专业化；（2）零部件专业化；（3）工艺专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形成和发展，使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生产社会化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实现的。生产社会化，指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生产过程社会化和产品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使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而单个资本转变为集中的社会共同资本，实现了资本社会化；单个人的劳动转变为社会的共同劳动，实现了劳动社会化。
其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新的产业部门相继出现，各经济主体相互依存，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工器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不断产生并迅速发展。在新兴工业部门形成的同时，在既有的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也发展成许多新的生产类别，这就使这些行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形成了以中枢生产部门为轴心的连锁性和基本经济过程的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经济部门、同一经济部门的各个经济单位不再是孤立的、分割的，而是相互衔接的，互补共存，“谁也离不开谁”了，社会经济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奠定了国民经济完整体系的基础。
其三，完备的市场要素和市场竞争，使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发生了量的扩大和质的变化，经济联系扩展到全球，形成了经济国际化。生产社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化，把市场经济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各地区、各国间经济关系的资本联结，使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并具有持久性特征，劳动力、技术商品的交换关系不断深化，国内生产也演变为国际化生产。随着资本输出和垄断组织进入、分割世界市场，各国经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世界市场网”（马克思使用的术语），从而使市场经济具有了国际性质。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标志，是贸易自由、世界市场的建立、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
由此，经济社会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国民经济体系化和经济国际化。
这种划时代的经济事实，使人们产生错觉，好像“资本主义病”治好了，特别是劳资关系的调节，国家福利政策的施行，好像是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了。由此，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字样隐藏起来，看似中性的“市场经济”术语正式登场。在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破坏中，幻想“市场经济”术语成为击败“贫穷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辉煌”、“富裕”，能够吸引市井庸人、政治变节者，不能吸引无产阶级。列宁敏锐地识破国际资产阶级的一切诡异，提出市场经济就是货币权力、资本权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不愿意也绝不恢复货币权力、资本权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否定了“市场经济”。
在列宁那个时代，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一定要创造一些新词语，既表现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能抵挡无产阶级的新型斗争。资产阶级对于过去的词语，必须“换一种说法”，用人们能够接受的词语形式，进行蒙骗。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的情况下，西方资产阶级采用“市场经济”术语，是再巧妙不过的了。何也？“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表面上没有主义、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政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也没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有的，是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宝马奔驰，垃圾箱里扔着电视机、洗衣机，国家和人民“富得流油”。一些人争先恐后的去西方国家朝拜。他们走马观花，看得这些“西洋景”，开得“洋荤”，眼睛特别放出异彩。“资本主义好极了，社会主义糟透了”，回来就捶胸顿足，指天画地，就大摇大摆走向历史的死胡同。
在另类意识形态那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否定了。到哪里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呢？只有到西方去寻找。应当认为，“全盘西化”，是另类意识形态的总观念。现在，另类意识形态几乎充斥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所有方面。
早在党的十四大前后，中央便点出了“全盘西化”术语并郑重告诫全党：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的主张，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全盘西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西化。
多年前，在一研讨会开幕式上，我讲过：“外国人吃饭用刀叉，因为羊排、牛排用筷子捅不动，中国人爱吃白菜豆腐汤，吃了几千年，刀叉派不上用场。中国人也每天吃羊排、牛排可不可以呢，是完全可以的，但吃了脂肪燃烧，大冬天里睡觉蹬被，乃至发高烧或大拉肚子。再举个例子。中国鸡叫声是咕咕——咕——，有些国家的鸡叫声是咕——咕咕。连鸡叫声都不一样，何况法呢?西方法学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全盘照抄照搬。假如有谁说，我们不生产中国法学，我们是西方法学的搬运工，那就糟糕透了。”
西化何止法学领域。经济学西化了，所谓“新经济”，哪一桩、哪一件不是从西方搬来的？意识形态西化了，思维范式西化了，连生活方式也西化了。零零年代，一次关于“全盘西化”的座谈会，会议主持人问，你们住过总统套房吗，大家说没有住过。这些两袖清风，心忧天下的理论家们连星级酒店都没有住过，何谈总统套房。他说我住过，讲述了总统套房什么样子，总之是大，富丽堂皇。他说床在中间，四周金光闪亮，有不少镜子，根本不敢睡觉，害怕。我说故宫里慈禧太后住的才10多平米呀，讲究风水吧，符合中国人睡觉习惯吧。这位主持人是工作需要去住总统套房的。他讲总统套房，当然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
西方没有告诉中国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告诉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告诉中国这样那样，有人听吗？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听的，也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人民，是从旧中国的苦难中走向新中国的，是不可能听的，也从来没有听过。洗耳恭听的，只是另类意识形态者。他们只是一小撮。
另类意识形态所要西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的“造神”运动，它所造的“神”，就是资本，就是市场。“资本至上，市场万能”，是中国“唯市场论”的总信条。有这“二鬼把门”，必妖孽丛生，灾祸不断。
“唯市场论”有两个表现。“市场拜物教”，是把市场经济神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天上掉馅饼，是个精灵，有灵性，永远不会“市场失灵”；“市场原教旨主义”，原本来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丛林法则”是初始教义，是原教旨。另类意识形态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只有那只“看不见的手”才使“经济繁荣”。
又是“市场拜物教”，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要把中国带向何方？另类意识形态说，大胆地往前走吧，莫犹豫，莫回头，前面是“诗和远方”，没有沼泽地，没有陷阱，没有万丈深渊。
够了！实在是够了。
最近，我们党郑重宣告：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惊天动地的召唤。生产社会化、科技高级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相结合，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的大幕拉开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要指望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沉舟”回光返照，不要指望西方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病树”柳暗花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