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1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与《政治经济学报》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3”在沈阳召开。本文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龚刚的主题演讲内容。
我的发言题目是《论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新发展阶段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三新一高供需两侧”，而这里的“供”无疑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学界、理论界曾经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过歪曲的理解，例如，将其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当然，后来改正了。但即使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仍然没有搞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指什么。
经济学中“结构”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的组合；另一种就是产业结构，也就是一、二、三产业等。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尝试着在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这样一种思维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很容易理解成技术进步和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我想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对“结构”的理解尽管并不能说是“错”，但却是不充分的。
我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富士康的生产算是高端吗？还有，许多跨国公司，如阿迪达斯等，通过品牌、设计和营销，经营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从事的业务就不是高端吗？所以，现有对“结构”的解释毫无疑问是不充分的。我的目标就是想从产业链视域这个角度来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是指产业链结构。我们发现：这样一种讨论将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更为具体，也更有利于寻找改革的具体措施。文章有几个部分，一是产业链的文献，二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也是关键：如何进行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今世界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和全球销售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最基本的商业模式。基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商业模式，学术界自然会对其进行研究。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证研究，一种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建立各种数理模型，以反映产业链的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实证研究则是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工序进行价值测度，由此得出所谓价值链的概念。
理论研究一大堆，大多发表在经济学的五大顶尖期刊上。共同特点是所有的理论模型到目前为止全部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基础上，也就是说：产业链上所有的企业地位都是相等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不同工序的企业均是通过竞争，最终进入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工序。进入产业链上的任何企业均没有超额利润，一旦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必然有竞争者出现，迫使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我想这种产业链上的企业很可能适合发展中国家，但绝对不适合主导整个产业链的跨国公司，而实证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实证研究所得出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产业链上不同的企业地位是极不相等的，有的属于主导企业，有的的是核心企业，有的是依附性企业。这种地位上的差距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上的巨大差异（见下图）。
图1：产业链上的企业
图2：微笑曲线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会假定产业链上的企业地位相等呢？第一，从构建模型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模型比较容易建立，也比较容易求解。第二，企业地位相等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状态，更容易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更容易被经济学家所偏爱。第三，企业地位相等当然能够掩盖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占优所体现出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剥削等。
为此，我们首先希望先纠正一下它的理论模型。在图1中，我们把企业分成三种类型，第一是主导企业，它主导着产品品牌、设计和销售。苹果公司就是这样一种企业：它拥有自己的品牌，自己搞研发和设计，通过下放订单主导着产业链上所有的工序，特别是它自己本身也拥有遍布全球的门店，从事着苹果的销售，甚至售后服务。第二类是一些核心企业，拥有核心零部件，或者高端制造业（如台积电等）。核心企业的标志是这类企业具有不可替代性之特点。第三类企业是依附性企业，生产非核心零部件或从事低端加工，这种企业替代性很强。对这三种类型进行建模后，能够从理论上证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如前所述，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实际上就是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和全球销售，它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推手，这使得主导企业可以在地球村这一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主导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其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通过竞争而获得任务分工，进入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体系，由此加快了它们的剩余劳动力的消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这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以其丰富的低廉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提供着产业链上最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制造。好处是快速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大量的国际著名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占领着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民族品牌被挤出。必须说明的是：被挤出的民族品牌甚至出现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品牌等，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的要求并不高，品牌和设计才是决胜点。总之，全球化使得大量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产业链上的依附性企业。有研究表明，中国出口90%以上的制成品，绝大多数是在全球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上制造的。
图3：2017年12月，苹果CEO库克访问“果链”企业立讯精密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低端锁定!有研究表明，依附于跨国公司对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市场开拓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长此以往，将被低端锁定。当一个企业可以依附于跨国公司时，企业本身是没有任何激励去开发新产品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更不用去开发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主导企业的事。这就如同在计划经济年代，工厂只需要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而在这里，依附性企业只需要完成主导企业所下达的任务订单。此外，依附性企业替代性很强，不仅其所创造的增加值很低，同时也很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替代。事实上，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把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南亚、东南亚转移。目前所出现的就业困难恐怕很多是出于这些原因。
所以，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逐步减少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依附性企业，并对这些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他们从低端向两端蠕动，并最终成为主导企业。这是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理解。必须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理解并不与通常所认为的技术进步等类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义相冲突，企业从价值链向两端移动，通常也体现为创新和技术进步等。但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定义必然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从而也更容易找到政策的发力点。
如何实施产业链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研发是基础，市场开拓是关键。我们试想一下：一个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两端移动，它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个是研发设计，就是所谓的创新，并创立品牌；第二要找到买家，即开拓市场。这时，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现在讲的产业政策通常是用于研发激励，但事实上，最初由李斯特所提出的产业政策却是在集中在市场，即进口替代。我认为：在开拓市场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发力点，如政府采购用于国产商品，等等。事实上，根据有关资料，当时华为能够起来，也是靠政府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的保护。当时，邮电部有一个规定：各地邮电部门在采购电信设备时，必须留出一定的比例（30%）给国产品牌。正是这30%的保护，使得华为和其他国内企业可以在相互竞争得以生存，最后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并且走向世界。所以华为崛起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于市场开拓类的产业政策（如进口替代等）非常重要。
总之，产业政策不仅仅包括研发激励，更包括市场开拓（如进口替代等）。这样一种产业政策可以追踪到李斯特（1841年），当时，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建立起现代化国家，但是当它们成为发达国家以后，当它们自己站在屋顶之时，却把那个通向屋顶的梯子给抽了，这就是抽梯子理论。当然，我们还必须强调：市场开拓类的产业政策尽管非常必要，但并不充分，还有一个是研发激励。如前所述，研发激励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