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型工业化
程恩富 宋宪萍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秩序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全球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大政府”取代“大市场”,贸易保护取代贸易自由，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取代全球化，数字经济取代传统经济。全球价值链本身是一个资本逻辑统领的结构化的分工体系，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逻辑起点应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构。为了解决当前的发展困境，我国需要继续实施多边主义构筑制造业升级机遇，努力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着重推动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系统化环境生成。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受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更高的实际利率、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疲软的实际家庭收入增长和信心下降等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交织叠加，2023 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衰退风险逐渐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增长率预计将从2022年的约3.4%下降到2023年的2.9%。[1]联合国《2023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1.9%,成为数十年来增速最低的年份之一。[2]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经济增长急剧下滑将是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和约2/3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预测都被下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从2022年的2.5%降至2023年的0.5%;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严重恶化，2023年的预测下调了0.8个百分点，降至3.4%。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任何新的不利因素都可能将全球经济推入衰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80多年来首次在同一个10年期内连续发生两次全球衰退。[3]经济前景的黯淡促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利益分化，全球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甚至出现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逐步发展为“负和博弈”,大国关系的组合和调整正在推动构筑分化世界的平行体系。在分化中，全球经济“慢性萧条”趋向已经显现，之前的总量扩张、自稳定战略机遇期正在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新格局?全球经济新格局有哪些变化?这种格局的内在实质是什么?我国当前也面临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我们需要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格局动态及其内在实质，思索中国经济在“大变局”与“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如何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与关键路径。
一、全球经济新格局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两种效应会自发促使经济福利得以扩展推广，并最终形成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这种以均衡为前提来演绎均衡结论的循环论证，并不能解释现实。市场作为社会建构，并非自然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竞争过程，反映着不同主体的相互关系，不同主体的相对关系变化及其非均衡、非线性发展才是常态。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既是突破性技术大量涌现的过程，也是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政府治理系统和国家间治理规则调整的过程，是一场技术与经济范式的协同建构，是技术和组织方式共同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调整，必将对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要求重新诠释，导致既有治理规则受到挑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秩序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全球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一)“大政府” 取代“大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崇尚“大市场”,反对任何国家对经济的实质性介入，认为基于经济均衡理论的各要素在整体性和功能性上的适应性改变和相机调整，可以促进国际多边力量推动和世界经济内在规律主导双重因素促成的“自然秩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新自由主义进程受到严重影响，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无为”表现不同，当前全球经济推崇政府进行行之有效的干预，进行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和市场资源引导。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还是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韧性”战略，美国都在不断通过政府力量加大对微观层面的普遍干预和特定产业的定向支持，这既包括对国内的产业扶持举措，也包括不遗余力的经济外交策略，如联合盟国和伙伴国来重塑特定产业的全球生产体系。[4]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采用这种“大政府”取代“大市场”的模式，表现出了从大危机中涌现出的“新国家”(new state)样貌，即为了解决危机和最近几年的疫情大流行，政府成为一个生产性主体，而不再是市场失灵的替代品，同时政府开始用干预主义来回应来自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国家不断扩展它的干预范围，为发展的形式和节奏确立实质参照点，以承担计划者角色来避免未来的风险。在这种范式中，国家不能确保未来事件的确定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惯例的确定性。尤其是，各国为了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持续的财政支持导致各国公共债务和赤字率明显上升，全球债务压力再次加重，“2020年由大流行引发的衰退导致了至少自1970年以来全球债务的最大单年激增。这一飙升发生在长达十年的全球债务浪潮之后，这是自1970年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基础最广泛的债务浪潮”,[5]如图1所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达到了法定债务上限，而美联储2022以来多次激进加息，利率的上升也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压力越来越大。
图1 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百分比(2012—2021)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 (GDD),https: //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GDD。
(二)贸易保护取代贸易自由
近几年来各发达国家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实施了一系列短期和长期博弈的政策组合，选择放弃贸易自由作为走出经济危机的政策工具，这些策略植根于一种强大的新重商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与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契合。基于控制资本流动和减少国内消费以增加外汇储备和促进资本发展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目的是在发达国家发展出口市场，获取战略资本，同时保持国际竞争优势。[6]尤其注重运用贸易规则进行干预，例如增加使用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和标签要求，以及政府对健康和安全标准的规定，另外还包括禁止在国家工业的某些领域购买和分销进口商品。因此，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发挥受到严重阻碍，WTO不仅未能有效抑制全球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还面临各国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经贸谈判功能丧失、治理成效弱化和监督效率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TA) 数据库的信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妨碍贸易自由化的干预措施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实施的干预措施总数已达到39 501项，其中已经实施且几乎肯定歧视外国商业利益的政府干预在2020 年达到了最高，为5 344项，约为2009年2 142项的2.5倍，此后略有下降，2021年为4 085项，2022年为3 226项，如图2所示。[7]在保护主义政策下，全球价值链分工赖以形成和运转的“低壁垒、低关税”机制遭到动摇，要素和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受到阻碍，贸易网络日益碎片化，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可能会增加贸易成本，同时增加经济发展潜在的不确定性，引致消极预期，减缓经济和贸易增长。事实上，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既无法改变全球化趋势，也无益于根本解决国内矛盾，更无法成为扭转关键优势、巩固本国经济地位的博弈手段，反而会从生产、贸易与投资以及治理的角度扰动全球化进程和秩序，最终阻碍世界经济发展。[8]
图2 全球每年新的干预措施(2014—2023)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预警( GTA) 数据库，https: //www.globaltradealert.org/global_dynamics。
(三)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取代全球化
2020年新冠疫情各国滚动封锁造成的运输中断和输入供应中断，加剧了全球价值链在岸、近岸和建立区域供应链的趋势，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向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转变，全球价值链本土化、区域化增强。新冠疫情只是全球价值链本土化、区域化的导火索，是一个偶然事件，即使疫情结束，全球价值链本土化、区域化的倾向也不会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区域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行为，全球价值链的断裂，加速了产能的本土化、区域化部署，强化了本土及其附近区域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性。特朗普政府采取主动断链行为，呼吁高科技产业回归，采取限制技术类出口清单；拜登政府则在5G、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关键高科技领域或对所谓的安全相关领域的技术类产品采取部分“脱钩”断链，通过部分断供、加大在美技术公司的资产审查、收紧知识产权政策，形成供应链的回归；欧日部分国家迫于美国压力，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选择性地在高科技领域和知识产权相关议题方面进行本土化战略。[9]另一方面是技术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催生分散式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商品和服务生产及配送过程中的通信、能源和物流边际成本。通过去除价值链中几乎所有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业和数十亿的产消者可以在协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务，[10]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地区贸易和区域价值链分工的门槛。随着本地区工业体系日渐完善，相当一部分商品生产的原材料来自当地，商品的生产和贸易都将以当地市场为主导，内部贸易比例将显著提高。例如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产品都有可能的替代供应国，美国推动制造业向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转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推动制造业向东欧和土耳其等国家转移的“周边化生产”,很可能成为未来美欧推动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区域化的战略重点。[11]甚至《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今年2月提出Altasia这个概念，认为亚洲14个国家或地区构成的Altasia, 将成为亚洲替代供应链，未来数年可能逐步取代中国大陆。[12]这种本地化和区域化的部署不仅由于政治上美欧工业强国对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确保其供应链安全，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地理上毗邻，可以提高供应链的经济效率。
表1 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产品以及可能的替代供应国
数据来源：全球经济指标网站，https: //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imports/china。
(四)数字经济取代传统经济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算法技术等的成熟，数字技术在消费提升、产品优化、应对气候变化、攻克顽疾等方面表现出强大的能量，勾画出了数字经济的实施路径和资源图谱，成为宏观和微观主体竞相布局和激烈竞争的领域。作为新兴发展业态，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大规模定制、动态供应链、智能生产和服务、精准推送等成为现代产业的新特点，并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模式。一个崭新的全球“数据价值链”已经形成，构建数字平台的企业在数据驱动引领经济中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全球“超级平台”GAFAM——谷歌(Google)/字母控股(Alphabet)、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不断成长并主导了关键的细分市场，尤其是新冠疫情极大改变了贸易环境，这些平台革新了全球贸易形态以及方式，数字技术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主要内驱力。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应用，使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倾向加速演进，数字贸易的虚拟分拆潜力和空间依托范围得到进一步释放。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促进经济变革图强创新和数字技术研发进步的政策，如表2所示，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体现出较强的产业扶持和生产要素培育的发展逻辑，这一趋势对贸易和规则产生了影响。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特征，需要在高速宽带、算法应用、数据存储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投入。对于大部分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现有的产业技术和资本壁垒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将难以实现传统模式下的“赶超型”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将日渐突出。此外，受到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竞争力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发展分化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在同步发生，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比较严重。因此，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分化的力量，将不断推动全球生产格局的深刻演变。
表2 2016年和2019年全球数字政策目标的演变
注：该排名基于35个国家的2016年和31个国家的2019年自我报告的优先事项。2016年的问卷包括8个目标，但没有包括政策优先事项“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促进个人数字化吸收”。
资料来源：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2020,https: //read.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oecd-digital-economy-outlook-2020_bb167041-en#page38。
二、全球经济的分工实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以往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模式逐渐向产品内分工模式不断演化，逐步形成了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耦合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在要素禀赋差异的推动下，高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之间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巨大绝对差异，使得跨境生产有利可图。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使利用国际生产碎片化的潜在利益成为可能，从而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复杂任务的远程协调。新国际分工体系使得产品价值创造体系的各个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不同的企业角色和企业网络特征分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
在以外包为治理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任务贸易，意味着一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由于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将完成出口制造过程中涉及的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任务，通常是最终组装；同时，一个相对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国家将出口中间产品(如资本货物)和服务(如设计和研发)。分拆任务的生产方式使得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完备的生产体系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为其快速融入全球生产网格提供了便利。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技术变革为动力，在复杂的动态结构中建立具备从本土到全球各地不同空间层级动力系统的经济竞争力，将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专注于无形资产的开发，包括研发、产品设计、品牌、营销、零售与服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拥有制造产品的知识产权或设计权，通过垄断无形资产，成为无工厂制造商。典型的无工厂制造商包括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苹果、世界第一运动鞋制造商耐克、无晶圆厂半导体制造商先进微器件(AMD)、日本最大的时装生产商迅销公司等诸多生产外包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商品纷纷涌入发达国家，既帮助发达国家平抑了通货膨胀，又使其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形成经济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13]。对于经济系统的“大稳健”,一些学者认为是根源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效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尤其在亚洲得以迅猛发展，价值链分工下的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出现具有决定性意义。[14]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去地方(delocalization)的倾向。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链主并不是要助推具有议价能力的本土供应商，更不是要培养具有本土意义的竞争对手，而是要加固自己在全球的网络控制权，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实现品牌优势、渠道控制，不断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市场不对称地位和垄断势力，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率回报。[15]
发达国家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收益更多地依赖于无形资产而非实物。跨国公司向其世界各地的附属公司发送的无形资产——包括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和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代表着巨大的价值，但它们通常没有定价和追踪，除非被作为知识产权收费，无工厂制造商深刻地改变了南北交易的贸易状况。根据苹果公司2018年的数据，2018年苹果对中国的销售额为519亿美元，而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数据，中国从美国进口了410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类似产品，苹果的销售额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总额的12 000多倍。销售数据和贸易数据差距如此之大，无法用统计错误或苹果极高的毛利率来解释。如果考虑到苹果的制造业成本，差距仍然十分巨大。2018年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的生产成本估计为321亿美元，几乎是当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的8 000倍。表3显示了2015年至2018年中国和日本从美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将其与苹果在中国和日本的年销售额以及相应的制造成本进行了比较，这些差距是相当巨大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唯一可能解释是，官方贸易统计数据没有将苹果在中国和日本的销售额确认为美国出口，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缺失”了美国无工厂制造商的大量出口，也就是说，目前的贸易统计数据无法记录价值链贸易的真实流量。如果不计算无工厂制造商的无形资产服务贸易，无疑低估了发达国家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这扭曲了南北之间的贸易平衡。[16]
表3 苹果公司向中国和日本的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Yuqing Xing, “Factoryless Manufactur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RIPS Discussion Paper 21-02, 2021,Tokyo: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因此，全球价值链本身是一个资本逻辑统领的结构化的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是以将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空间重组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意在建立或维护全球“生产流水线式”全球价值链，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有中心和外围、有主导和依附关系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是资本逻辑不断展开并运行的现实反映。[17]拥有选择空间与流动性优势的资本力量占尽优势，资本不断设法突破生产的空间限制，将无论是新增资本还是原有资本，都投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以“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以加工中间品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简单标准化的中间产品容易被复制和模仿，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的风险也更大了。世界经济及其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累积因果和强制平衡，在这些危机和风险中体现出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本逻辑主导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印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相对于以往的工业3.0 时代，微笑曲线两端更加陡峭，意味着一条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所能产生的附加值空间差异更加显著，左端的研发设计和右端的品牌服务等环节利润空间更大，如图3所示。
图3 20世纪末期的全球价值链与21世纪的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三、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逻辑起点及发展困境
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主要工业国家纷纷出台更加积极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推动新技术开发，夯实新产业发展，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欧盟的“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韩国的“新增长动力战略”、西班牙的“工业连接4.0”、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等，积极推动一场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这些措施使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全球经济中这种对制造业的重构和重视，并非只是应对失业问题，事实上，制造业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制造业之所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在于制造业相较农业和服务业，具有更强的产业关联性和更高的分工水平、更为广泛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从而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更容易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长期以来，制造业活动的增长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关联，“卡尔多增长定律”的经验意义显著，正如卡尔多指出的，GDP增长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正相关，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速度正相关，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正相关。[18]经济历史表明，处于18世纪工业革命前沿的国家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当今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以制造业为拉动产业，在顶峰时期，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35%。[19]
尤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制造业长期以来被视为后发国家赶超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较为雄厚的资本、熟练的劳动力和较高的教育水平等资源相对匮乏，无法通过直接发展资本密集型或高附加值型服务业来实现效率改进以及就业提升的双向保障和双重目标。[20]而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可交易性，不仅加强了规模经济和技术扩散，而且重要的是，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获取国内市场以外的需求，并强化了竞争。相比较而言，农业部门虽然也是可交易的，但由于需求的收入弹性低，在缺乏需求拉动的前提下规模有限。低端服务业虽然可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小。因此，只有制造业可以在吸收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同时，兼具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21]
中国经过70多年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成就斐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篇章。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加快，因应全球化转型的相对自主性的宏观逻辑建构，2002年中国提出新型工业化，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2]新型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更加强调与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此后围绕新型工业化，我国不断探索创新工业化道路，着眼于保障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日趋完善的现代化转型内涵，并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不断深化过程中，积极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旨在揭示并非只有一种单一的、同质的、最大化导向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需要在更丰富内涵、更多层次、更具体面向和更系统协同的基础上实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路径。
新型工业化的逻辑起点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构。基于“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虽然能够在经济起飞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但长期看，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优势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针对性遏制，暴露出我国巨大的经济安全短板和市场需求缺口。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创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进。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甚至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新型工业化的逻辑起点，是利用自身研发实力进行原始创新类型的自主性突破，并实现技术与市场的精准对接，研发与应用的交互迭代，不断提高技术的可靠性，这才是后发国家发展定位的再审视。[23]
在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沿着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上攀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处于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的技术优势国家及跨国公司各种手段的挤压和绞杀。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还面临着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大任务。[24]具体来说，当前的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量的方面、质的方面以及系统环境生成方面。
首先，量的方面，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较快。我国虽然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存在，尤其是在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与欧美国家差距较大。尤其在数量上，制造业实际占比和生产效率增速同时出现下降趋势，在理论上、经验上和现实层面都可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25]在国家的后发追赶中，一般来说，基于效率提升的制造业占比下降是产业发展规律的内生要求，而由效率恶化导致的制造业占比萎缩则属于异化风险，需要严加防范。从图4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2012年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人均GDP 已达到10 000美元左右(按1990 年不变价计算),巴西在人均GDP 达到5 000 美元时开始了“去工业化”。[26]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2012年为2 538 美元，即使2022年也仅为6 374.06美元，远未达到10 000 美元。[27]若考虑不同的地区结构，中西部地区人均GDP 更低，国民收入水平同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过早去工业化”问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动的“去工业化”,由于中国的工业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出于对价值链分工固化风险进行规避和防控的考虑，同时由于环境质量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传统工业发展方式的弊端也暴露得更为明显，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主动推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使得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是被动的“去工业化”,随着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连年快速上涨，支撑中国工业化的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在制造业经营绩效和利润水平严重压缩的同时，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投资表现强劲，呈现了与世界资本的金融化走势相一致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率，开始被动地拓展非制造业活动，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
图4 中国三次产业、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0—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www.stats.gov.cn/tjsj/。
其次，质的方面，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发展不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指出，2022年，对专利保护的需求继续增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创新者在该机构《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继续排名首位，占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28]中国虽然专利数量连续增长，但是体现关键核心技术的专利数量方面还是不够理想。关键核心技术往往表现为产业共性技术，对产业技术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卡脖子”技术的来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界定不仅在于技术质的演化，包括突破式创新与破坏式创新，而且涉及市场对基于新技术所开发产品的应用。比起一般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更强的外部性特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动用极大的社会资源，其创新的成本及收益不能完全内生，会产生较强的外部性、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正的外部性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以及配套产业网良性可持续发展。[29]虽然我国在高铁、盾构机和柴油发动机等领域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但由于中美科技战加剧全球芯片领域竞争格局动荡，高端芯片的“卡脖子”问题还非常严重，尤其那些真正会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卡脖子”技术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当前我国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中，包括芯片、核心算法、新型显示材料、新一代半导体、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扫描电子显微镜、机器人操作系统、无人驾驶、交通智能化监测、智慧生物育种、智能门锁生物识别、废物焚烧智能诊断等急需攻克的技术中，多数体现在高端制造上。制造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软件(工业五基)成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重灾区。
最后，在系统环境生成方面，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当前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四化”质量不高和“四化”之间协同性不足等方面，而这也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四化”的难点在于系统联动与功能聚合。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看，我国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设备与无线网络的普及，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协同机制还不尽完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绩效水平提升需要进一步拓宽工具箱，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在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方面需要不断突出，工业软件、高性能芯片等还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城镇化进程总体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的双重错位，一方面，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正常节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果不明显，制约了城镇承载功能的完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能实现良性互动，就会造成产业因缺乏城市聚力而孤岛化、城市因缺乏产业支撑而空心化的问题。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还不充分，农业现代化还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绿色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都与我国工业化阶段不相适应，存在农业供给结构性失衡、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等问题，都有待通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来解决。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更加需要加强新型工业化的系统根植性、内生性、自主创新性和主导市场性特征，更加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叠加和整体性跃迁，如图5所示。
图5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四、全球经济治理重塑中的中国新型工业化完善建议
面对信息化驱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经济治理重塑中，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阿根廷的“国家生产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都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正当诉求和试图为人类迎接新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理想抱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要求与世界变化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新适应状态”。在新发展格局下，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强劲、更可持续、更安全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30]
(一)继续实施多边主义构筑制造业升级机遇
无论全球经济治理道路多么崎岖，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仍然是我们提高供应弹性的最佳选择，多边主义仍然是一国能够更大程度分享全球经济红利和工业革命红利的主导制度范式，也是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断裂和工业革命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全球治理变革必须坚持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31]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其中，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6.52万亿元、5.65万亿元和5.05万亿元，分别增长15%、5.6%和3.7%。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9.4%,占外贸总值的32.9%,提升3.2个百分点；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增长7.5%,占外贸总值的30.8%。“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方案，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逆势前行，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23年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年均增长8.6%。2022年，与沿线国家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进出口13.83万亿元，高出整体增速11.7个百分点。[32]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充足，沿线国家对产业园区的需求依然比较旺盛，新的投资机遇将主要集中在与绿色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着重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服务外包等数字贸易领域。RCEP生效实施已满一年，RCEP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为我国外贸企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这一协定明显提高了成员国间贸易水平，并与我国已有自贸区、物流大通道等形成叠加效应，红利持续释放。2022年，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95万亿元，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增速超过两位数的达到了8个，其中对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老挝进出口增速均超过了20%。[33]今后将着重有序引导外贸企业关注RCEP 成员国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动向，加强RCEP 项下享惠数据分析，对标国际先进标准，为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二)努力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用户市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封锁打压使得企业专注于国内增量需求开发和存量需求循环，中国正在转变传统的“投资+房地产+出口”的增长模式，走向“消费、制造和科技创新”协同提升的新增长模式。服务业存在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分，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体的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一般低于工业部门，在服务业同工业存在生产率差距的情况下，服务业比重的快速上升会产生服务业高价格同其低效率不相匹配的“鲍莫尔成本病”,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导致一国落入“服务业低效率陷阱”,难以顺利向高收入经济体跃升。[34]在当前中国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国民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较低的背景下，服务业的发展不应建立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基础上。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上，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坚持以制造业的持续动能，释放高质量发展。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工业化的任务也远未真正全部完成，仍应通过创新来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增长要由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着重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智慧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新型工业化，切实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实现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把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区间。超前规划我国技术创新关键领域、优势产业布局和前沿基础研究，[35]要保持制造业比重，使其不过早过快下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应保持在35%左右，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也应从目前的25%左右增长到50%以上。制造业比重的提升在于锚定智能制造，聚焦大能源、大数据、大机械，在先进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保证制造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
(三)着重推动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
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包括基础元件、制造工艺以及前沿知识集成与创新的技术体系，具有产业链前端基础性研究、价值链高端前沿性研究、生态链战略引领性研究的属性，需要长期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进而形成独特的技术体系。由于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坚和突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经历漫长的周期、承担极大的风险，因此需要政府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系统性地统筹不同主体间的特征与利益诉求，合理地促进各主体相互协同，将国家基因转化为新发展格局下的独特优势。在战略性和全局紧迫性领域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发挥政治和资源优势，集中统一调配全国各类创新资源流向具有紧迫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破解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供给瓶颈，形成韧性足、渗透强、功能优、可追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36]着重就“卡脖子”问题，优先进行涉及我国科技竞争过程的国家战略安全、关键产业安全与基本民生保障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保证这类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促进创新参与者自有知识的聚集、整合与创造。在竞争性和局部紧迫性领域，政府应当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支持和政策保障，基于能力导向与需求导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中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制定及系统优化，构建支撑产学研有效运转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生态，最大限度地通过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孵化与催化各类创新主体并使其参与到产学研融通组织中。通过产业链链主牵引产业链内具备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开展融通创新，形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互补、需求耦合与价值共享的创新要素融通、创新载体融通与创新制度融合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融通组织，共建企业创新网络，发挥大企业的支撑作用和小企业的创新作用，实现系统化创新发展。另外，近年来各国政府均把基础研究作为获得经济竞争力的创造性技术的来源给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它是技术开发工作的坚强的后台支持，是科技发展的根基。同时基础研究方面的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基础研究没有直接经济上的产出，国家的支持才尤为重要。
(四)加大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系统化环境生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重视工业化进程到重视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系统化环境生成，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依托满足内需为导向，以完整的内需体系为抓手，根据市场需求差异、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需求增长，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协同创新，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质量提升的原创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进一步优化中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结构，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竞争力，从而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降低制造业对出口的依赖度。当前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 733亿元。[37]虽然面临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我国内需市场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发展格局下内需强大的有利条件没有改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升级，应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以国内高质量需求为导向提高自身产品质量，推进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迈进之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需要被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度上，要发挥本地区经济发展优势，推进“四化”融合创新发展。一方面要结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竞争，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将核心企业布局在各城市群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利用人才、金融等资源优势形成创新中心，打造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不断优化区域性创新创业环境，形成科技创新与工业发展相互匹配和支持的区域经济格局，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引领全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丰富适合农村消费者的商品供给，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将协作企业迁移到中小城市或有条件的县城，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模块化生产，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定位，建设供应链配套的工业园区、打通城市群内部的物流交通网络，积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或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财政支持和融资渠道。国内生产网络的远距离组织和协调，需要数字基础设施，我国当前已经具备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基础，未来还将加快建设进度，发展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等，不断优化国内生产网络发展生态。
五、结论
生产分工的社会化使世界各国成为利益共同体，各个国家统筹双向互动，产业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相互嵌入、相互交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单一向度、极化结构和僵化治理，与世界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多元的动态现实相距甚远。全球经济的高关联特征使一国的经济不稳定可能会引起全球经济动荡，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同时世界经济波动也会传导至各国内部，冲击本国的经济序列和结构。随着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非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逐渐上升，发展中国家结构性改革是世界体系“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积极因素。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将从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多个经济体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转变，经济发展路径也将从一元模式走向多元化。[38]西方国家应当认识到国际社会多元治理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积极关注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规范的主动塑造。面对人类社会日益严峻的问题与挑战，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良好世界秩序的最终达成，需要全世界的深度合作和共同努力，各个国家需要具备在开放系统中“渐进调适”的改革思维与适应能力，重建国家间信任，重回国际关系良性互动正轨，共同承担推动良好世界秩序发展的国际责任。
注释：
[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lobal Inflation Will Fall in 2023 and 2024 amid Subpar Economic Growth,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2023.
[2]《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http://www.un.org/zh/202114。
[3]The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2023.
[4]刘露馨:《重塑“利维坦”——大国竞争与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
[5]M.Ayhan Kose et al.,“The Aftermath of Debt Surge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14 (May 2022),pp.637-663.
[6]Donald Chiuba Okeke,Juanee Cilliers and Carel Schoeman,“Neomercantilism as Development Ideology: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Rethink the Space Economy in Africa”,African Studies,vol.77,no.1(January 2018),pp.23-52.
[7]数据来自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Global Trade Alert:Global Dynamics,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global_dynamics。
[8]王孝松、张瑜:《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探究》,《经济学家》2022年第5期。
[9]任琳:《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10]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11]贺俊:《“十四五”全球供应链调整与中国应对战略》,《中国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12]“These Countries Could Lure Manufacturing Away from China—Call Them‘Altasia’”,The Economist,March 3rd,2023.
[13]Robert E.Lucas Jr.,“Macroeconomic Prior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3,no.1(March 2003),pp.1-14.
[14]Hiroshi Kurata,Ryoichi Nomura and Nobuhito Suga,“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North-South Trade:Industrial Relocation,Wage and Welfar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28,no.1(February 2020),pp.119-137.
[15]宋宪萍、周钊宇:《全球价值链中风险的放大机制与根源——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经济纵横》2022年第8期。
[16]Yuqing Xing,“Factoryless Manufactur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GRIPS Discussion Paper 21-02,April 2021,Tokyo: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7]宋宪萍、贾芸菲:《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机理与测算》,《经济纵横》2019年第12期。
[18]Nicholas Kaldor,“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vol.2,Resources and Sectors in Development,2002,pp.461-489.
[19]Mary Hallward-Driemeier and Gaurav Nayyar,“Trouble in the Making?: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2017,Washington,DC:World Bank,http://hdl.handle.net/10986/27946.
[20]胡乐明、杨虎涛:《产业发展战略选择的内在逻辑——一个连接演进的解析框架》,《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
[21]Margaret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Globaliza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w17143.
[2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3]Carlota Perez,“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4,no.1(January 2010),pp.185-202.
[24]黄群慧:《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1期。
[25]黄群慧、黄阳华、贺俊、江飞涛:《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26]丹尼·罗德里克:《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南风窗》2013年第22期。
[27]根据GDP平减指数进行计算,https://stats.areppim.com/calc/calc_usdlrxdeflator.php。
[2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2年中国PCT国际专利量继续排行首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http://www.nipso.cn/onewsn.asp?id=54236。
[29]胡旭博、原长弘:《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特征与突破因素》,《科学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0]谢富胜、匡晓璐:《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31]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32]杜海涛:《我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民日报》2023年1月14日。
[33]《国新办举行2022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国新网,2023年1月13日,http://www.scio.gov.cn/xwfb/gwyxwbgsxwfbh/wqfbh_2284/49421/494461/。
[34]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
[35]程恩富、吴文新:《论自主创新的若干问题》,《红旗文稿》2019年第18期。
[36]周民良:《2.0版新型工业化初探》,《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8期。
[37]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38]卢江、许凌云、梁梓璇:《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3期。
（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5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