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和愤怒的日子，原因是什么这里无法明说。我自2008年以来就倡导金融保护主义，在这里贴出以往发表的相关文章的摘要或结语，表明我的看法。

一、拒绝金融开放

金融自由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掠夺他国财富的利器，也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是广大发展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必然选择。“高筑墙”就是拒绝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在本国经济与掠夺成性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之间高筑防火墙;“广积粮”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夯实独立自主的国民制造业体系;“不称王”就是不要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国不要妄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加入到剥削他国人民的国际储备货币行列，这种不义的想法和行为应该被唾弃。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破解美元霸权以及美日欧“以邻为壑”货币政策的局面很可能是国际贸易进入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于“大萧条”后的多个货币区并存。

笔者在2011年曾经写道，“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的战略(也)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必由之路。摧毁美元霸权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界上有可能与美元霸权抗衡的国家必须有庞大的制造业分工体系和内需市场，在这方面只有三家：欧盟、日本和中国。但是，欧盟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实施完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就无法与美元相抗衡，欧元危机更使之自顾无暇;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也心怀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国的势力，因此只能对美元霸权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才能肩负起破除美元霸权的历史重任，这是全世界人民赋予中国的昭昭天命，是中国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荣使命。中国具备担当破除美元霸权的全部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和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为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作为保证，因此，可以通过“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的战略，静观美元霸权的瓦解。美元霸权瓦解后，美国军事霸权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令笔者倍感忧虑的是：近几年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鼓吹我国金融自由化也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根据笔者二十多年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的经验和直觉，笔者一直以为，我国开放资本项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美元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成为美元等贬值货币的“泄洪区”，损毁人民币的价值，瓦解我国制造业的基础，发生金融危机。

——摘自贾根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资本项目开放——简评帕尔玛的<资本项目开放为何必然导致拉美金融危机频发>》，《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辑。

二、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困局

摘要：脆弱的金融系统、动荡的外汇市场、有限的政策空间、越来越难以自拔的依附型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开放而陷入的金融困局的共同特征。明斯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金融不稳定趋势。金融开放使得这种不稳定的趋势取得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复杂的形式：国际资本的高风险偏好促使发展中国家累积起更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放大了融资结构的风险;稳定汇率的压力迫使主权政府丧失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频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家经济的依附性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开放而频发的金融危机史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前车之鉴。

5、结论

对于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动荡的历史没有因为某次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宣告终止。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不仅破坏了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将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使得经济低迷可能长期得不到扭转，经济发展路径将进一步被锁定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之中。对于发生货币危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它们继续保持金融开放的话，那么它们需要紧缩财政，从而削减经常账户赤字，稳定外汇市场预期;对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需要保持财政盈余，从而增强还款能力，稳定借款者的预期;并且，政府需要进一步将国民经济转向可以赚取进出口顺差的产业，从而稳定汇率和完成按时还债的目标。于是，在危机之后，一方面，总需求得不到政府支出的刺激，国内投资意愿低迷的情况也就得不到扭转，经济会复苏得非常缓慢，甚至可能会陷入到长期的低迷当中。另一方面，财政紧缩使得政府不得不削减支持科技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产业政策就成了无源之水，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将变得更加难以成功。

其次，在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脆弱的本国金融体系将因为金融开放而经常性地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冲击。在美元霸权支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经常性地通过外汇市场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当中。对于这些国家高度脆弱的金融系统来说，由此而来的汇率波动有时将直接引发一系列的危机。美国由此得到了通过这一渠道不对称地影响其它国家金融市场，乃至于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的能力。正如本文一开始就谈到的阿根廷的例子那样，这一轮美元加息直接打击了土耳其、阿根廷等诸多外围国家的金融系统，引发了这些外围国家的货币危机。

最后，外国资本有机会进一步进入乃至支配本国金融系统。在过去三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外资银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着明显的上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赞比亚，外资银行的资本总量甚至能够占到本国银行部门资本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对外国资本的依附不是偶然。金融开放加剧了金融不稳定，这就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打开了机会窗口。频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为了充实本国银行系统的资本但又不放弃金融开放，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选择通过各种形式引入外资。金融危机的背景和本国政府的有意推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特点。例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根廷和巴西之所以同时选择引入外资银行，是因为受到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需要引入外资来挽救濒临破产的本国银行。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推动下主导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国内金融自由化以及对外金融开放一直都是其中的首要内容。融系统、动荡的外汇市场、有限的政策空间、越来越难以自拔的依附型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开放而陷入的金融困局的共同特征。在新时期，我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和挑战。在外汇市场，我国的资本外流逐渐转由短期资本流动为主导，市场情绪成为了影响资本外流的主导因素，这使得我国稳定汇率、管控金融风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尽管我国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但是近期美元加息还是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当前我国的金融脆弱性不及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但近期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应该引起我们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在我们看来，我国没有必要引进外国银行的直接投资，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我国不缺乏资金，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必须将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这不仅增加了“烫手”的外汇储备的负担，而且也挤占了本土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对中国实体经济没有一点好处。其次，美国金融家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会比我国本土金融家高。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怎能说其经营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大规模救助，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无法收场的。我们应该警惕华尔街银行家在中国兴风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机。

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从而避免授人以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更应当对金融开放持审慎态度，守好金融安全的底线，避免重蹈许多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覆辙。

——摘自贾根良、何增平：《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困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三、外资金融机构的国有化

俗话说，抢银行不如开银行，银行和金融本质上都是公共机构，私人银行是在国家特别授权情况下经营的，所以必须严格监管。银行业经营的基本特点是“收益私化，风险社会化”，这是“抢银行不如开银行”的根本原因。

2010年，我提出使用外汇储备购买外资在华金融机构，也就是对外资在华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化。在这里，节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米切尔2017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书中有关银行国有化的论述。虽然我不大赞成对国内私人银行国有化，但我主张对外资金融机构国有化，米切尔的论述可以作为笔者观点的论据。

(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说都依赖于它:银行业。如今，(在资本主义国家)超过90%的流通货币是由私人银行凭空创造的。

当银行发放一笔新贷款时，它只需在账本上登记一笔——凯恩斯称之为“钢笔钱”;如今，它通常是在电脑上输入一些数字，然后创造出全新的钱，然后存入借款人的账户。换句话说，与流行大看法相反，贷款会带来新的存款，而不是相反。因此，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银行而不是中央银行控制的。

创造信贷(和货币)的能力——实际上是无限量的——赋予了银行对经济其他领域无可比拟的权力。这是因为银行不仅仅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他们还控制着这些资金的去向——也就是说，谁能获得信贷，谁不能。这使得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有权决定经济中投资、需求和生产的水平和构成，从而决定经济的总体方向;这也让他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制造信贷驱动的繁荣，进而导致价格飙升(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当这些繁荣不可避免地破灭，引发危机时，银行试图通过过度的去杠杆化来修复其过度杠杆化的资产负债表，在家庭和企业最需要的时候切断信贷，这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后的衰退。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一篇论文指出，当少数几家银行在一个经济体的贷款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时，银行业冲击对总贷款和投资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

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实。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追求短期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银行将巨额资金注入最赚钱的领域——房地产市场。这以牺牲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推动价格年复一年地上涨，为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这场危机对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所写，“能够创造信贷和资金为资产价格飙升融资的银行，因此本质上是危险的机构。”此外，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在同一屋檐下，商业银行固有的货币创造过程使投资银行的发展成为可能，因为新创造的货币可以用来支持投机银行活动。还应该指出的是，导致2007 - 09年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事实上，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糟了，金融部门的后危机重组导致了一个更加集中的金融格局，以更大的银行为标志，这些银行继续将经济——更重要的是，数百万公民和工人——暴露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鉴于银行在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系统相关性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可以——也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许多方面，它们已经做到了:不仅银行存款由政府正式担保，而且金融机构在面临破产时也可以获得几乎无限的公共资金，最近的金融危机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如今金融业基本上依赖于政府的持续支持来维持运营。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局面，即银行不允许因政府支持(隐性或其他)而倒闭，但与此同时，银行的行为却与任何其他冒险、追求利润的公司一样，向管理层支付过高的工资和奖金，并使其经营向股东的利益倾斜。

大多数进步人士会同意，激进的金融改革——分拆大银行、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是必要的。然而，这还不够。正如埃里克·杜桑(Eric Toussaint)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即使实施了这些措施，“资本也会尽一切可能收复它将失去的部分地盘，寻找多种方法绕过监管，利用其强大的金融资源来购买立法者和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以便再次放松监管，并在不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将利润最大化”。

这意味着，金融本质上的公共性质与银行私有制固有的利润动机之间的根本不相容——这种不相容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并导致利润持续私有化和损失社会化——需要正面解决。这种不兼容性的唯一结构性解决方案——它代表了建设一个“以追求共同利益、社会正义和重建人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平衡关系为指导”的社会——是银行部门的国有化(社会化)。正如Frédéric Lordon所提议的那样，需要进行的只是“银行业的全面去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