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逐步失去了国际贸易中的巨额顺差地位，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浪潮抬头。自2016年美国大选起，其经济政策就开始由自由开放走向“美国优先”，中美贸易也受到了此种变化的严重影响。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的立身之本，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理念仍有大批支持者，新近筑起的保守主义贸易高墙仍处于争议之中。对此，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指南针》执行董事奥伦·卡斯(Oren Cass)认为，自由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并不坚实。从学理逻辑上看，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限制和瑕疵。经济学史和经济政策史上，美国在建国之后到二战之前一直奉行积极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支持。二战之后，美国的精英们之所以接受比较优势经济理论，主要是因为该理论证明了美国式地缘政治议程的合理性。但是，既然在今天自由贸易主义已经不能满足强大美国的需要，美国就不再需要将之奉为教条。
“比较优势”：理想的学说与实践失灵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数学家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经常和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开玩笑：“请你从所有社会科学中，找出一个同时具备真实性和重要性的理论命题。”理科同事的揶揄困扰了萨缪尔森很多年，但他最终想到了答案：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正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17年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葡萄牙生产布匹和葡萄酒的效率都高于英国，两国仍然可以通过葡萄牙葡萄酒和英国布匹的贸易获益。
概括来说，比较优势原理构成了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的教材《经济学》中写道：“比较优势理论是经过严密推理验证的学说，只要阐述得当，它就无可辩驳。通过这项理论，我们就可以认识政治宣传中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识别出限制进口政策的严重谬误。”近半个世纪后，保罗·克鲁格曼教授(Paul Krugman)再次提出，“我们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休谟和李嘉图的见解”。
任何上过经济学入门课程的人都会了解到比较优势理论的地位，任何粗略关心经济时事的人也都会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信心十足地反复重复这种观点。他们宣称经济学者对此的观点形成了公司，并蔑视不同的观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关于支持自由贸易，“两百年来，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坚称，“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会以某种方式完成对新经济条件的调整和适应”，包括“出口和进口之间……必要的平衡。”克鲁格曼也认为“贸易赤字是可以自我纠正的。”他不看好“否定比较经济等经济概念的精细分析”，并提出“有时我们需要嘲笑这些观点。如果能让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看起来愚蠢，有时就能让他和想和他走相同路线的人不再激进。”
冷战结束后，两党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决定接受自由贸易，加速全球化进程。美国先后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允许与“入世”的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在白宫一所自2000年使用至今的简报室里，有一封由 149 位经济学家签署的支持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解释说：“经济学界的大量知识分子都在这封信上署了名。但其实这是非常浅显的结论，本不需要这么多学者联名上书。这中预设条件不会形成一道困难的考题”。克林顿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这个问题上，答案只有一个。”
对美国而言，经济发展受挫的现实却证明当年其对自由贸易的乐观判断并不正确。虽然在1992年美国的进出口能够基本平衡，但在2022年美国贸易逆差已经首次超过了9000亿美元。即使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美国在30年间也从享有6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优势地位，转变成了需要承担将近25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劣势一方。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商业投资的减少，21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成为战后最糟糕的两个十年。在制造业领域，生产率出现负增长，为产出相同的产品，2022年的美国工厂需要投入比2012年更多的劳动力。美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通用电气、波音、英特尔等革命性的创新企业，也失去了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中美贸易关系逐渐成为不平衡的贸易关系，美国认为因此失去了数百万本土就业岗位。特斯拉是当代美国产业创新的代表企业，但据报道，该公司的大部分关键股东都居住在中国，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 7 月份还承诺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所当然的，美国人对经济上的失利感到沮丧和困惑，尤其是考虑到人们曾得到过经济学家们满怀信心的承诺。对此，美国政治体制已经做出反应。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协定)。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对中国征收了严苛的关税，拜登上台后也维持着这种做法。但在拜登政府内部，守旧派政客仍在坚持支持自由贸易的态度。6月，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国会发言说道：“我们要尽可能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让美国和中国同时获益。”
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大多数经济学家拒绝承认经济学原理存在问题。芝加哥大学2012年组织了一项调查，调查提出“中美贸易能够让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购买到由中国制造或组装的廉价商品。”所有35位受访经济学家都表示了赞同。小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在其 2021 年出版的《墙与桥》(The Wall and the Bridge)一书中写道：“让我们回到经济学导论课程Econ 101。依据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如果两个国家分别专精于高效生产某一种或多种商品，它们就能从贸易中获得更多收益。”
图为比较优势理论分析图
“比较优势”学说的固有瑕疵
未来，美国必须继续摆脱过度全球化的影响。想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经济体系出现了某种问题，还需要了解出现了何种问题及问题成因。理想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可以认识到自身学科知识的错误之处，并将相关理论进行重构。但是，套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如果详实的解释不能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么反思只能招致嘲笑。
经济学家在盲目拥护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个具备双重属性问题，该问题既有观念性的因素，也有技术性的因素。概念上的因素很简单：成为制造业大国很重要。这一论断本不应该有争议，但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并不认同。乔治·H·W·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电脑芯片(Computer Chips)和薯片(Potato Chips)，有什么区别?”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政策研究科主任迈克尔·斯特恩(Michael Strain)曾说，“美国不应想成为制造业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担忧情绪的“真正的原因”，是“社会上存在一种一般性的盲目要求，即保持乡村和城郊低学历白人男性阶层在美国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一个国家的资本投资、企业和工人的能力发展、培育的供应链以及鼓励的学术研究类型，都会对该国家的发展轨迹、公民可获得的机会以及在全球舞台上的话语权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制造何种产品，不仅决定了该国当下的工业体系能够制造何种其他产品，还决定着它未来的制造业水平。
英特尔鼎盛时期的领导者、杰出工程师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退休后曾警告说，不能认为某个国家可以在将制造业转业到境外的同时在国内保留创新能力，那是愚蠢的观点。他写道：“对私人商业利益的追求，往往导致制造业和大量工程技术向国外转移，这会阻碍在美国国内实现规模化创新的能力。如果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创新能力，我们不仅会失去相关的工作岗位，还会失去对新技术的掌控能力。由此，失去规模化的生产，最终会损害我们的创新能力。”从原型到生产的成功过渡与研发中的灵光一现同样重要，同样充满挑战性。如果缺少前者，后者的发生频率和实际价值都会迅速降低。
李嘉图模式举出葡萄酒和布匹的例子，实际上回避了这一挑战——专攻于葡萄酒或是布匹，可能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如果把模型中的例子换成先进的半导体工业和布匹，那么一个国家放弃芯片产业而专注于纺织业如何会有好处，就很难论证了。更复杂的是，一旦相关产品具有不同的战略价值，任何国家都可能理性地将侧重于该战略产品的研发，以便在该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如果因相信自己会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而专攻差异化生产，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只能专精于生产他国不愿发展的产品。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先进技术产品方面出现25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且无力制造自己研发的先进芯片。在这个国家，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生产力增长和创新能力将会下降，工人、家庭和社区最终将面对经济前景恶化的惨痛局面。
自由贸易困局中的技术性因素，会使其中的观念性因素更加复杂。用布匹换取半导体可能不会增强经济实力，但至少会为牧羊人们带来兴旺的劳动力市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的、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阐述李嘉图的分析时，将国际贸易描述为 “实际上，它总归是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以物易物”。然而，如果商品不是用来交换货物，而是用来交换资产，那么李嘉图的模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利物浦的工厂可以迁往里斯本。葡萄牙可以生产葡萄酒、布匹和半导体，并将其交易给英国。通过英国支付的价款，葡萄牙人可以买到伦敦的优质房地产，或者由英国王室承兑的优质债券。
从短期来看，英国人可能会喜欢这种经济安排——不需实际生产任何商品，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各种商品以供消费。但是，从长期看，这种交易会破坏国家的稳定性。被以商品换取的资产将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出现，在是美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贸易逆差居于核心地位。自1992年以来，美国已积累了15万亿美元的贸易债务——美国人消费了商品和服务，却没有生产任何商品或服务作为回报。生产需求的缺乏本身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它导致产业空心化、社区崩溃和经济增长放缓。雪上加霜的是，它代表着美国经济的未来权利凭证——公共债务、公司债务、股票和房地产所有权等——被转移到了国外。
只有在强调李嘉图模型缺点的前提下，这种被认为正确评价国际贸易状况的经济学模型，才具备可应用性。仅仅为了便利当前的消费，就放弃国家未来的繁荣、降低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只有以最为短视和盲目的视角来考虑社会公共利益，才会认为这是好的选择。沃伦·巴菲特曾在 2003 年感叹道：“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拥有巨大农场的超级富豪家庭。我们每天都在出售农场的一部分，并在负债尚未清偿的情况下持续增加农场的抵押贷款。”不过在2003年，美国的境况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糟糕。
李嘉图
难道200年来整个经济学领域中真的没有人发现李嘉图模型的简化假设中存在如此基本的缺陷吗?当然不可能。事实却更加离奇：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没有人关心这个概念。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开创性导论书《经济学原理》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一概念。马歇尔告诉学生们，“想要全面讨论自由贸易政策，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意义上的并非经济学上的因素。”在“李嘉图及其支持者的狭隘性”标题下，马歇尔责备李嘉图学派“所制定的关于利润和工资等的法律，即使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也并不能真正符合英国的需求”，并且没有“认识到工业界的习惯和制度是多么容易改变。”一个脚注进一步谴责了“该理论的很多奉承者们对科学毫无敬畏之心，他们只是把经济科学当作固化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工具。”
自由贸易并不是经济史中的共识
马歇尔对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区分意义重大。李嘉图深知自己提出的模型有局限性。他指出，关于葡萄酒和布匹的假设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很困难的。”如果葡萄酒和布匹在葡萄牙的生产成本都更低，则“在这种情况下，葡萄酒和布匹都在葡萄牙生产，无疑对英国的资本家和两国的消费者都有利，因此，英国用于生产布匹的资本和劳动力就应该转移到葡萄牙。”他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可取，是因为“每个人都天然厌恶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并表示“如果厌恶背井离乡的天性被削弱，那么我会很遗憾。”如果把李嘉图介绍给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或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他可能会当场否定比较优势理论。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来自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多服务于英国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英国工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英国帝国依靠其殖民地和其他国家为其提供原材料，而作为交易对手方，英国生产成品并持有技术。对英国而言，贸易壁垒越低越好。约翰·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商人“为了达到彻底消灭美国全部制造商的明确目的，在一段时间内不计利润地以成本价倾销他们生产的所有类型的商品和制成品，甚至宁愿为此承担亏损。”美国经济学派领袖、亚伯拉罕·林肯的首席经济顾问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警告说，英国试图“为英国人民确保……对机器的垄断权”，并建议美国决策者“打破这种垄断”，提倡“更加稳定、自给自足的社区。”
马歇尔本人也是英国人，但他在教科书中指出：“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事业由于英国倡导者的狭隘而受到了损害，英国学者在考虑问题时，拒绝计入任何在当时的英国本土不具备实践重要性的因素。”马歇尔支持移居美国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自由贸易的间接影响。”这些间接影响与英国的关系不大，但“在德国和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影响都是极端有害的。”
受上述认识影响，美国自建国以来的经济传统就是积极的保护主义和支持国内工业发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其著名的1791年《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敦促美国制定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他在报告的最后问道：“公共财政的用途中，有什么能比促进和改善工业发展更有效的呢?”亨利·克莱(Henry Clay)主张将保护性关税作为他提出的“美国制度”的核心。他在参议院上嘲笑道：“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呼吁自由贸易，就像被宠坏的孩子的哭声那样，完全无济于事。”林肯称自己是克莱的追随者，并宣称：“让我们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我们将建成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在1888年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口号赢得了总统职位，在随后的十年中，西奥多·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还好我不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在这个国家，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恶性沉迷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沦丧。”
在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的保护下，美国从穷乡僻壤的殖民地发展成了横跨大陆的工业巨头。从1870年到1929年大萧条前夕，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英国的两倍多。现代经济史上，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大多数成功案例，同样为了支持发展国内工业而设置了激进的贸易壁垒。当然，这些例子都不能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可以奏效，但它们确实证明保护主义也并不一定会失败。
自由贸易教条的坚守者有时会说，前述所有地方和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可能适得其反，它们表面上看似成功，但实际上却是失败的，虽然它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进步，但若没有贸易保护主义，那些进步还可以更加耀眼。要是按照这种说法，祈雨仪式也能有效，或许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地表演而已。一般来说，我们对经济学家的期许和要求，要比对巫师严格得多。
随着工业霸权的衰落，就连英国人也幡然醒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3年的一份政府备忘录中写道：“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者，而且我相信其他人也几乎都不是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信赖推行高度的专业化国家，支持放弃任何暂时无法自立自足的产业。”
“比较优势”是战后美国的政治选择
比较优势之所以得以从二战的废墟中凤凰涅槃，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试图在塑造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时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大使在最近出版的《没有贸易是自由的》(No Trade Is Free)一书中解释道：“然而，战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开始支持降低关税，他们将自由贸易作为防止另一场冲突的手段，认为贸易会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贸易自由化不仅被视为经济政策的工具，也被视为通往永久和平的道路。”这种意见可能过分夸大了经济的力量。彼得森研究所创始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1971年的《外交事务》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经济论点始终是边缘性的。战后真正推动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是外交政策的需要。”
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推动地缘政治议程的目的尤为明显。回想一下，在二战前，他还无法回答他的朋友乌拉姆提出的挑战：找出一个同时具备真实性和重要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十年后，他却在歌颂比较优势是“推理严密”“无可辩驳”的学说，“有助于正确认识政治宣传中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识别出限制进口政策的严重谬误。”但作出这些阐释时，萨缪尔森插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限制：它只适用于“实质上充分就业的情况。”他建议，任何对这一假说感到费解的人，都应该回溯到之前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一致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不能依赖以邻为壑的国际经济政策来解决其国内的失业问题。”
该章的讨论以“战后国际贸易”为总标题。虽然该章承认“与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失业相比，增加出口和拒绝进口可能更好”，但文中也教导说，“一知半解是很危险的。”的确，不仔细的学习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从希特勒的纳粹书中摘取了一片叶子。”但千万不要害怕，“任何同意美国必须在战后国际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聪明人都会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它们都试图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攫取经济繁荣。”但是，深入探究战后自由贸易的理由，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经过严密推理的、不可动摇的理论，而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演讲，讲的是全球利益优于国家利益。在这种演讲中，谁又是“同意”这样做的“我们”呢?
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实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是失败的。作为美国必须在战后世界扮演特殊角色这一政治判断的支持力量，比较优势奇迹般地取得了通说地位。萨缪尔森写道，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对其他国家没有好处，很可能引起邻国的报复，到那时“以邻为壑”就变成了“以己为壑”。或许吧。但如果其他国家已经在试图在经济上占我们的便宜呢?萨缪尔森的回答是要耐心等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破坏性如此之大，我们必须期待并耐心等待这些目标的缓慢实现。”
还有人更加激进，一本正经地声称，无论其他国家如何行动，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成立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政策研究科主任迈克尔·斯特恩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拉梅什·彭努如(Ramesh Ponnuru)坚持认为“自由贸易的经典案例……证明，无论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如何，自由贸易政策几乎总是能够为采用该政策的国家带来利益。”克鲁格曼也认为，“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一个单边政策：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追求自由贸易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必管其他国家可能会做什么。”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一方面，在没有报复的情况下，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是有利的，但其他国家会知道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并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保护主义政策只损害实施者的利益，美国的报复行为只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但这两者都不可能成立。
克鲁格曼古怪而非理性的夸张学说引人同情——看起来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相信自己的夸夸其谈，忽略了他们的理论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事实是，在远离聚光灯的地方，经济学者们清楚地表明，他们知道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在同一期《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克鲁格曼宣称李嘉图的见解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并称贸易赤字能够“自我修正”，经济学家乔治·约翰逊(George E. Johnson)和弗兰克·斯塔福德(Frank P. Stafford)讨论了外国竞争如何“降低美国的实际总收入”，并将西欧和日本的成功作为“解释美国平均生活水平或实际工资(相对于预期趋势)下降的可能理由。”在该期晚些时候，经济学家瑞秋·麦克洛克(Rachel McCulloch)的“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科学还是宗教?”以“古老的自由贸易宗教”一节作为结尾，在该节中提出自由贸易的作用局限性于“科学的产物”和经济学家的“观念”(Belief)，政策制定者不应强行干预，将之拔高到“超越科学的狭隘局限”的高度。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少数几个长期对全球化共识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他在1997年曾就著作《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的手稿向克鲁格曼征求意见。“他(克鲁格曼)告诉我，他对我的经济学并无异议，但认为我不应该‘为野蛮人提供弹药’——也就是说，我不应该给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帮助，他们随时在准备劫持任何似乎能为其立场提供学理正当性的论点。”
现代经济学家拒绝说出自由贸易的真相，也拒绝讨论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他们正在重蹈 19 世纪英国意识形态主义者的覆辙。马歇尔指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许多论点是无效的，有些论点则是正确的。由于英国经济学家们轻蔑地拒绝对这些论点进行耐心的研论，那些有能力、有公德心的人被李斯特论点中有说服力的部分所打动，并且他们默许用其他不科学的论点来煽动大众——而不科学的论点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明显更大。”
奥伦·卡斯
从公共卫生到教育，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今天的许多领域都普遍存在。试图用真正专业知识洗白社会控制的政治企图，只能不可避免地适得其反，专家的社会信誉会因此衰败，而政客们竭力避免的民粹主义却会得以助长。以虚假的面目面对民众，说服美国人相信“经济学”，这个过程只能说明经济学是如何走向失败的。对偏离自由贸易通说的理论大加批判，或许能让那些更关心自身地位的反对者不再异议，但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让经济学家群体在未来的政策辩论中靠边站。
那将会是羞耻且可惜的结果。随着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重新发现促进国内产业和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在分析如何实现国家最大利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该用怎样的机制来取代WTO，新机制如何才能促进斯密、李嘉图和密尔所倡导的真正的自由贸易，同时消解已经出现的经济功能失调现实?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怎样才能减少赤字?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在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和滥用的同时，最有效地将投资引向重要产业?哪些产业最为重要?如果经济学家能把政治梦想留给政治家，那么他们在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就能大有作为。毕竟，这是他们的相对优势。
文章来源：Oren Cass, Free Trade's Origin Myth, Law & Liberty, January 2, 2024.
网络链接：https://lawliberty.org/forum/free-trades-origin-myth/
（本文作者：奥伦·卡斯（Oren Cass）；译者：王常阳，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民诉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