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市场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李玲
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的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问题导向”的理性选择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同时也是面对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工业化的迫切历史任务，所作出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历代的统治者和仁人志士也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追赶现代化，但甲午战争证明，仅学西方的技术，启动不了中国现代化。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格局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而我们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没有办法把必要的人力资本和国家能力动员起来。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100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
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
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
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改革”，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而且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但后来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
这一宿命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当时的历史境遇有机结合起来，在中国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给秦朝以来大一统的中华制度注入了先进的理念和组织手段。
先进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明政治、民本主义和天下大同思想有机融合，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人民公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先进组织手段是共产党担负起组织、动员和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超强组织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和社区，国家意志遍布到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过去中央的组织无法深入到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正是由于中国进行了社会变革，才建立了强大而稳固的政权，结束了旧中国山头林立、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近代以来首次实现了对大陆全部国土的有效治理，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创造了条件，拯救了面临被瓜分和亡国危机的破碎的中国;也才能够在人民的高度支持下，不依赖任何外部霸权主义，完成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中国进行了社会变革，才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使得国家可以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建设了在发展中国家中领先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同时避免了土地兼并、高利贷和垄断资本对小农的剥削，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并跳出了周期性土地兼并的历史周期律。
正是由于中国体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才能对抗国际上经济势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垄断资本，从而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
正是由于中国进行了社会变革，才对历史上的等级思想进行了荡涤，为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大力宣传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公平的理念，是针对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文化而进行的一场群众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正是由于中国进行了社会变革，才形成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正因为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所以党和国家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新中国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和民主集中制，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体协作，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只有理解历史的纵深，才能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迷惑。如果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情境，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既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世纪，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金融危机，面对资本主义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反思自由资本主义是全球的潮流。自20世纪初，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
孙中山先生认为，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还没有大资本家，没有形成贫富分化，所以进行社会革命比发达国家要容易。因此，中国应该“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在进行经济建设之前，先解决好社会公平的问题。晚年孙中山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
现代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晚年在同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中从佛教说起，谈到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获得巨大成功，但也导致了竞争和冲突，并没有解决“人和人彼此相安”的问题，而“中国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所以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游历之后，于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提出了给中国发展开出的三剂药：第一，有序的政府;第二，中国支配下的工业化;第三，普及教育。正是由于社会主义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罗素在修改《中国问题》时候对他自己当时的看法都赞不绝口。
二、社会主义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独特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
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
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和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
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全国水库库容由建国前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参见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第11页)。
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70年代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发展社队工业，使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1970到1980年农业机械普及率从每平方公里10马力跃升至80马力，远高于当时低收入国家(15马力)和中等收入国家(60马力)。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计算，粮食亩产翻一番多，1976年亩产477斤，1952年231斤(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数据计算)。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还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
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和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
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
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将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
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81年的15%左右，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
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年60万增加到1977年2036万，后者仅指全民所有制单位[引自《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20世纪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实现这一标准，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
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
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
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科技领域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10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使新中国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
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当然，要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了“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千亿土方量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的数据计算);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
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100多年的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却真正出现了“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因为这时候“走资”也确实有条件了。
三、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源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思路并不是在中国最先产生的，而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过程中，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不仅源于市场经济，也源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积累的大量公有资产，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使得中国不必经过残酷的原始积累，就能够直接把这些国有资产市场化。
改革前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使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支优秀的劳动力。改革前形成的公平而稳定的社会，为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了公平的起点，有利于迅速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内需和投资。
中国建设了发展中国家中最优良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建设了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一些领域超过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这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大，而且往往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可以在城市接受较低的工资;也降低了城市工业和交通建设的交易成本，避免了私有制国家由于土地产权条块分割导致交易成本过高、扯皮的问题。
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市场不能自动解决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规模效益的行业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始终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虽然增速有起落，但是是有限的，而且中国并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发生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了100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实现的目标。在面临严峻的城镇化和环境污染时，中国也能及时以较大的力度进行治理。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效保证了独立自主地对外开放。20世纪以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面临着一个已经被西方国家及其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资本和资源，才可能在国际上开展竞争，也只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实行独立自主的开放，才能够比较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依靠强有力的国有经济，已经实现了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以往，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这层意思，好像社会主义国家是被打入另册的，不能搞市场经济，于是便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迅跑，很多人还怕屁股上打着的“社会主义”这个标签，耽误了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
而经过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暴露了自由市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特殊，特殊的是在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
一些人士搬来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把中国的政治力量贴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标签，越支持市场化，就越算“改革派”，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描绘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并且暗示在每次斗争中都是改革派取得了胜利)，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都是坚持“两点论”的。
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指出：“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坚定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划清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界限，提出在经济改革中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社会领域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强化政府责任。这一定位把市场的作用划定在了其应该起作用的领域。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付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四、新社会主义将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随着时代进入21世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作出新的回答。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至今没有改变，世界向何处去，也需要作出新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瞩目中国模式、瞩目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古老社会理想。《礼记·礼运》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思想家的社会理想都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然而，他们都没有指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实现社会主义找到了途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来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进入社会主义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资本主义也使人类社会存在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道德危机等问题走到了极端，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广义上说，一切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纠正资本主义弊端的办法，都是社会主义运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掀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必然的反思。金融危机表明，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也永远不会终结。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并不可调和的时候，才有可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还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消失，全人类继续寻找更好社会制度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项任务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出于信仰书本上的共产主义或者照搬苏联，而不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种把共产主义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对民族复兴目标的追求是一致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救亡图存的一种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胆引进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但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弥补市场失灵，参与国际竞争，没有丢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和综合国力的强势崛起;而轻率地追随了所谓“历史潮流”的前苏联、东欧，却危机不断、江河日下。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两相对比，说明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一致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对内集中资源和民心，对外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权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是一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给社会主义制度赋予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而是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时期。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复兴，不是为了超英赶美，不是为了争霸，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让中国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自觉追求。
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起点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充满着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彻底的理论和高度的历史自觉。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将不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有更强的基础和更大的可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学者夏尔·布里认为，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有过三次浪潮。
社会主义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789—1917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工人待遇、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一面旗帜。
社会主义第二次浪潮是在1917年至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苏联走上了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受帝国主义统治及内战时代，随后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北欧和西欧实现了社会民主改革，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限制并减弱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危机清楚表明社会主义问题绝没有从当今世界消失，而是重新变得更加现实。
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开始，即“社会主义3.0”的开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3.0”最重要的诞生地，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作用。
为什么说中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3.0”最重要的诞生地呢?我们认为，起码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传统的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外得到复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仍然是那句老话：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和社会主义相通的，其中关于天下大同、社会公正、天人和谐和人本主义的思想，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且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因。
同时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糟粕，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中国传统的宗族文化、等级文化和忠孝文化，曾经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只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些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许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相比，就好比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
第二，中国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模式都有过探索。苏联的失败证明，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一种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不稳定平衡”当中，这个体系自身的运行是自洽的，但一旦有强大的外力打破平衡，就会不断产生偏离平衡的趋势。
苏联很容易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能长久控制资本主义不断积累的趋势。也就是说，20世纪解决了“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同台竞争”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如何使社会主义稳定平衡、长治久安的问题。
而中国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稳定平衡的力量只能是自身，只能是党，只能是人民，而不能来自任何外部。这就是毛泽东终生反复强调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党领导人民团结起来，利用和约束资本，让资本为人民服务，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让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目标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轮全球化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又到了一个矛盾集聚的关口，已经证明，人类对新社会制度的探索正未有穷期。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也不可能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自身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为人类寻找新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贡献。在今天的世界，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解决眼下我们面临挑战的重要工具。
中国在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由于起点太低，国力不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体现在增长速度快上，但由于绝对发展水平低，难以让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直观的体现，而且为了快速赶超的需要，还曾经影响和牺牲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
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有条件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只要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坚持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越来越宽广，也必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