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程恩富  陆  夏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探索。“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从多个领域共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提出未来的发展举措。

程恩富

2023年 10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至此，自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并形成倡议，2013年 10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再到 2021年 9月、2022年 4月、2023年 3月分别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我国已经提出了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和平与发展的“六大全球倡议”。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所有倡议的核心理念。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纵观过去十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以及各个倡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支持和认同。第 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高度评价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从唯物主义视角提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互相交往的结果，“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这一世界历史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形成的，“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就是说，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类社会才会且必将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和联合，从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世界历史进程。从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再从世界自由竞争到全球化的不断提升，如今的世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世界历史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最终这一高度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将被共产主义世界体系所取代，形成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新世界。这也正是我们所憧憬的“世界大同”。

然而在这之前，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分成了多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矛盾、冲突和各种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中，一方面是全球化大潮已经席卷全世界，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推动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的全球流动，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现阶段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环境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充满着强权政治、霸权逻辑、丛林法则的“利益共同体”带来的更多是人类的灾难(刘洋和李燕芳，2022)，这些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来解决，也不可能根据政治制度的划分，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唯一面对，必须超越国家的界限甚至超越两种制度的对立来共同解决。这是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最迫切的现实需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并向全世界发出这一倡议，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的世界历史进程相联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而形成的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切实呼应，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勇敢探索，是实现现阶段全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

二、“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乃至最新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正是呼应了现阶段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共同面临的国际治理困境、国际经贸合作需求、战争威胁、发展障碍、文明冲突以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等难题，力图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提供中国方案。

(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

2023年 10月 17日至 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并庆祝“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并发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年，可谓硕果累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指引，“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先后与 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 3000多个合作项目，成立了 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周文和李亚男(2020)指出中国成功跳出了西方国家狭隘的资本利益视角，摒弃了对资本利润的无止境攫取，从人类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关怀出发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2400亿美元。“一带一路”共建，一方面重点体现在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中欧班列”通道、“郑州—卢森堡”空中丝路，以及区域之间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乃至最新的雅万高铁等，还有高速公路、集装箱海港、航空枢纽、电力输送、网络基站等，可以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了“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在共建国家之间经贸产业园区的建设与合作、科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极大地改善了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水平，增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依赖、相互协助，提升了国际治理的总体水平。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既是因为它反映了共建国家或区域之间存在巨大的经贸与投资需求，也是因为它打破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通过殖民统治或霸权输出所推动的国际交往模式，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传统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不平等往来及剥削。在以往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中，各国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在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标的资本贪婪本性的作用下，被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以及状况略好的半边缘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有利于中心国家供应链体系的商品销售、产业配置，从而沦为西方中心国家的提款机，大量的财富从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流入中心国家。此外，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更是利用其美元霸权、军事霸权、语言文化霸权，伺机挑起金融危机、地区和国际冲突、颜色革命及意识形态霸凌等，以借机收割世界财富(陆夏和王丽君，2023)。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进程中，不仅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更是霸权与非霸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对抗，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充分展现了人们在这一充满了分裂和对抗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对世界的困惑、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迷茫。中国作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有责任对此作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追求的回答，对此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其中的中国方案之一，是打破这种对抗的良药之一。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超越了制度和价值观的对立，更是力图绕过西方霸权，以团结代替分裂、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包容代替排他，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重要指导原则，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霸权体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不再是霸权一方对非霸权一方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平等交往、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就是“一带一路”的精髓之所在。“一带一路”已日益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有效地塑造出各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经济文化交流新示范，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

(二)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

2021年 9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具体内容包括“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2022年 11月 15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3年 5月 18日至 19日，中国-中亚峰会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之一也是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由此可见，全球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近三年来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当前方位下，受到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地缘政治和民族矛盾与冲突、全球疫情长期存在、逆全球化思潮等影响，“发展”受到普遍抑制。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地区军事冲突严重、全球贫困的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极端气候频现等，这也使得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陷入无法如期实现的窘境。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挺身而出，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可谓恰逢其时，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成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举措。事实上，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一方面，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这个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最终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的变迁;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将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个发展应当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然而，现阶段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的时代，科技和生产力继续在发展，但又存在着经济政治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列宁曾深刻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既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也表现在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南北对立是资本主义世界内在难以避免的重大问题。当前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中，新帝国主义导致压制“发展”的因素种种，如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等。“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走得更远。个别维护一己私利、遏制别国发展的国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徒劳无功。”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就是力求破除阻碍全球发展的种种障碍，继续推进世界各国的全面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美国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发展格局，真正从发展的角度考察和解决南北差距等世界发展问题(刘旭和程恩富，2023)，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六个坚持”，特别强调了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理论的发展观。它不是以西方化、美国化为发展蓝图，不是唯经济增长论，不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来达成自己的发展目标。它主张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要促进全球平衡发展，构建发展伙伴关系;要注重民生，切实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增强幸福感;要着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力促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要狠抓科技创新，争取弯道超车，推进科技强国;要走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之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加强交流、多方务实合作，尽快形成行动方案。通过这一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这是中国为世界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以加快推进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推动基于全球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自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的支持，全球共同“发展”共同体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的优先战略。

(三)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

2022年 4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 11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又强调全球安全倡议的目的，是同大家一道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本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谈判消弭冲突，通过协商化解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2023年 2月，中国政府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安全的六大核心理念和原则，指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摒弃掉数百年资本主义扩张史的西方国家形成的我优他劣、我高他下的思维方式，理解人类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有效化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误导与挑战(林伯海，2021)。

我们所处的这一世界历史进程充满了多重的不安全因素，如领土之争、民族宗教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等等，但所有这些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之争。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到帝国主义阶段，接 连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对资本主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于是美西方发动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冷战”，让整个世界随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被摧毁后，被犹太资本控制的美国主导了单极世界，开始肆意妄为，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制造争端，以满足其背后军工资本贪婪的逐利需求。因此，各种所谓的国际争端背后，实际上正是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敛财的良机。例如，自诩为“国际警察”的美国，不但不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反而是各种“颜色革命”(策动政变)、地区冲突乃至战争的制造者。这都说明，以私人垄断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缺乏安全性，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为资本逐利服务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是当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特征之一。他们主张所谓的国际安全领域零和博弈、追求绝对军事优势，成为世界最不安全的因素。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趋向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不安全的外部环境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上还会传导到全球各地。在此状态下，是任由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纷乱不堪，破坏世界各国安全环境，还是突破这一霸权秩序，为世界重新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新秩序，其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对这种全球安全隐忧的呼应，是为消除国际冲突，防止战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思路，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

从“零和博弈”走向“共赢思维”，全球安全倡议秉承“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理念，以多边主义、多极化世界替代单边主义、单极世界，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上的大国担当和中国智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为了自我利益牺牲他国和全球和平与发展，不断挑起事端、制造祸乱的有力回应。这也是对以霸权为支撑的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行为发起国际联合，以和平方式维护各国共同安全，为世界历史的顺利发展清除障碍。

全球安全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论坛等平台展开对话，许多对安全有着共同需求的国家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就多领域可能遭受的安全威胁共商维护国家与地区安全的对策，力图缓解霸权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干扰，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例如，2023年 4月 6日在中国斡旋下，伊朗与沙特恢复外交关系，结束了 7年的外交隔阂。二者曾经因教派分歧、革命冲突、代理人战争等存在数十年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是西方霸权和冷战思维作祟的结果。这一世纪和解充分体现了中国为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以及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所展现的气魄。同时，对于两个国家而言，通过摒弃对抗、务实合作，也减少了对彼此的危害以及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安全威胁，尤其为中东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俄乌冲突问题、哈以冲突问题等多个领域，中国提出的关于各方关切的解决方式以及整个全球安全倡议，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的认同。

(四)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什么是文明?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观认为，理性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因而文明被看作文化或心理层面上的一种范畴，是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具有的一种品质，其他普通人都处于野蛮的状态。如汤因比(1986)指出：“在每一个生长中的文明社会里，其中绝大部分成员个人都是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无声无息的状态中，像静止的原始社会中的成员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文艺复兴以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发，西方中心主义更是将欧洲的文明看作是高于其他地方的文明，他们是掌握文明的“精英”。这种对文明的理解必然意味着文明的排他性或非包容性。美国更是排斥其他区域的文明，并制造各种“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等，大肆输出所谓的美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凌驾于其他文明形态之上并试图摧毁或消灭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则恰恰与之相反。恩格斯曾经对文明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论断，他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意味着文明不仅是某种文化或心理层次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实践范畴，它不是单纯依靠人的理性来实现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普遍的文明，是与全社会普遍利益相结合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广大从事社会生产实践的劳动者所创造的。这种文明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不再将文明只看作是欧洲或美国的文明、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或某一种族的文明，而是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各自创造的有同有异文明的总和。正如马兹利什(2017)所指出的：现实中，存在一种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共同向文明汇集。人类的世界历史展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明多样性和文明共同体，其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指引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包含了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四个共同倡导”，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明的真正内涵。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尤其在当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几乎让所有文明之间有了相互交流甚至是碰撞的机会，任何文明都无法再封闭起来孤芳自赏，也不应被消解。例如，二战之后，伴随着工业化、网络化和英语“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世界上很多语种就慢慢消失了。全世界原来有 7000多种语言，但现在已经消失了一半以上。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80%~90%的语种将在未来 200年内灭绝。这也意味着以语言为载体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某种消解。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文明其实都是劳动人民在物质生产中集体智慧的结晶，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和魅力。不过，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中，新老殖民主义、资本输出以及语言文化的输出，不断地摧毁着这些文明，被所谓的西方文明所埋葬。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也成为当今世界语言学界、人类学领域等关注的焦点，更是世界各国普遍交往中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指出，“人类的未来有多重选择，当不同的文明需要共存时，如何相互理解将成为维护世界秩序的首要问题”。可见，中国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呼应了这种迫切的需求，突出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由此决定了文明之间相互共存和相互借鉴的必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此外，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种，虽然有着悠久和璀璨的历史，但从不高人一等、唯我独尊，一直都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如“一带一路”倡议中曾经的古丝绸之路就做到了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以及共同进步。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评价指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确实如此，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将与其他文明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共创全球文明的共同发展，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遵循着“彼此包容”的原则(陈曙光，2023)。

(五)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

2023年 10月 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成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又一新倡议。该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之所以现在提出这样一个有关高新技术的全球倡议，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并且开始对现有各国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标志性事件之一，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 AI) 2023年 3月 14日发布了聊天机器人 Chat GPT的第四代语言模型(GPT-4)，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种技术不但对各种问题能够给出系统的答案，自动生成各种创意文本，甚至可以对自身智能程序进行迭代升级。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具备替代甚至超越人的自身的能力，从而极有可能在未来给人类社会带来包括法律、伦理和人道主义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危害。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整个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予以规制，使其能够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造福人类。另一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AI)技术上的领先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技术优势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垄断的可能。例如，有关专业人士以大模型底座提供者角度，从 OpenAI升级深入分析了全球潜在的 AI生态风险，提出警惕“AI帝国”进行数据、流量、技术“三垄断”，造成用户严重依赖、不健康的产业生态、加剧智能鸿沟等后果。对于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差距意味着未来在人工智能发展机会、规则等方面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和不良竞争。在此背景下，需要有代表全人类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方来共商对人工智能发展治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国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首先，该倡议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宗旨，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并主张建立人工智能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其次，该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呼吁努力弥合“智能鸿沟”，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各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等。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点评的：“倡议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供了建设性解决思路，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是中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又一行动......反映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熟的治理经验，彰显出中国胸怀天下、大公无私的大国胸襟。”

三、中国“六大全球倡议”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六大全球倡议”是中国站在历史的潮头，尝试为人类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所贡献的中国智慧。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逐步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因此，我们应当做到：

(一)秉持“六大全球倡议”合作理念，坚决与各种错误思维作斗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六大全球倡议”是一种全球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理念，它突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以强权来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治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在尊重他国意愿的基础上共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交流合作的可能性。“六大全球倡议”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合作理念是世界各国能够真诚接受以及互相配合去践行各项倡议的基础。因此，不管是哪一项全球倡议，我们都应不忘初心，始终将这一理念作为未来开展国际交流、推进各项倡议达成的基础，同时也是未来更多全球倡议达成的基础。

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同固守霸权思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等的传统西方国际交往理念和理论作斗争。20世纪 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 C.P.金德尔伯格在国际经济领域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 ——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依赖于霸权的支配，当霸权衰落时原有国际体系就会发生动荡，直到新霸权国确立，因此，霸权是维持国际稳定秩序的充分必要条件。这类观点早已成为美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事实上，二战以来乃至进入 21世纪以来，美国通过霸权来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不但没有带来国际体系的稳定，恰恰因为它借由冷战思维四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地制造各种事端，导致了战争与混乱在世界各地频发，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力图打破霸权主义旧秩序，但效果甚微。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的提出，才真正使我们拥有和掌握了能够与传统西方霸权理念与理论作斗争的武器。因此，我们要继续揭露和批判西方霸权的错误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新的全球治理新思维。

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对西方诋毁我国“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谬论说“不”。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侵略论”“中国文化渗透论”等，制造舆论宣称中国在全球推行“新帝国主义”，不遗余力诽谤中国，给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事实上，这充分折射出美西方霸权主义衰落及其在垂死挣扎中借由对中国的污名化来打压中国的邪恶本质。我们要从历史、政治、经济、舆论等各个方面深刻揭露其真实面目，坚决抵制这些错误言论，并继续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绝不会像美西方国家那样走霸权霸凌的道路，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通过压制他国、使他国被迫屈服的方式来开展国际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而是互相尊重，携手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二)构建“六大全球倡议”的对话机制，消除全球合作、交流、治理的隔阂

对话是解决分歧和争端的良药。“六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向全世界发出了互利互惠、共同促进各国在经贸往来与经济发展、安全共享、文明交流、科技共创等领域的合作倡议。但是这些倡议能否被理解、被采纳、被共同践行，还亟需建立世界各国之间更好的对话机制，以增进大家对倡议的认同、消除可能产生的误解。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都取得了丰硕的对话成果，促进了相关全球倡议的实施。

基于此，未来我国政界、学界、商界、军界应在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现有对话平台功能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服务于各类全球倡议的更丰富的对话机制或对话网络，定期举办基于平台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公开发布论坛成果，打造更多合作项目，尤其是要多开展民间互动友好往来活动，以寻求共同利益交汇点，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以不断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顾虑和隔阂。此外，有关于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倡议的官方和民间对话平台，还需要更快更好地搭建起来，以促进两项全球倡议的实施。

(三)坚持“六大全球倡议”的行动导向，扎实推进各项全球倡议的务实实践

行动是一切成功的根本。要坚持“六大全球倡议”的行动导向，继续把工作落到实处，将愿景转化为现实，扎实推进倡议的务实实践。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全球倡议合作组织合理扩容，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更多国家的加入与支持，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要推进各项全球倡议的实践，需要不断以各类组织平台为依托持续发声，带动更多国家融入全球倡议的合作之中。2024年1月 1日，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国家从原来的金砖 5国扩容为 10个正式成员国，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目前还有 34个国家提出书面申请，希望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未来上海合作组织也将继续扩容。通过组织扩容，可以协调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行动，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

另一方面，要努力创立各类促进全球倡议实践基金或增扩基金规模，为全球合作尤其是南方合作注入经济实力。如为了促进全球各国的共同发展，2022年 6月我国宣布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资金规模扩展为 40亿美元。这一举措是全球发展倡议务实实践的充分体现，因为通过资金的扩容，为更多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还会陆续推出 100亿美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这彰显了我国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诚心和决心。因此，在其他全球倡议中，未来我们也要创立更多类似全球基金，支持全球安全、文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广泛和务实合作。

综上所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各国将携手打破西方霸权主导下的不平等经贸秩序，塑造各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经济文化交流新示范，让每个国家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中受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等领域的物质实践;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加强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互利共赢，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给人民带来更加富裕和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发展理念上的一致性;通过全球安全倡议，打破过往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带来的安全争端，塑造对话和平的安全共享新思路，促进人类命运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通过全球文明倡议，打破西方文明迷思，改变西方中心主义对文明的分割，塑造多样文明交流互鉴新观念，促进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通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凝聚对人类未来可能造成风险和挑战的普遍共识，塑造有关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的新尝试，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更多领域的共建共享。

简言之，伴随着多个全球倡议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形成了更加完备和科学的理念体系和战略举措，这必将不断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指明前进的方向，并提供更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方案。从思想理论高度来认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核心的“六大全球倡议”，属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国际主义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领域的重大创新。而国际上某些自称为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污蔑中国的全球倡议及其践行是所谓与美国争霸的新帝国主义，这一谬论完全混淆了是非。

(作者简介：程恩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陆夏，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亚太经济》2024年第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