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被超过10年的中国经济事实证明是误导中国的谬论，因为中国经济完全违背了其宣扬的“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实现转型升级”的片面比较优势教条。

2013年7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题为《林毅夫：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的采访报道，记者问林毅夫：为什么提倡中国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非洲转移?这样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林毅夫根据其在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定：“产业升级时把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它地区是必然的。”他分析说：“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算了一下，是8800美元，人民币还要升值啊，很可能到12000、125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我们就是高收入国家。”他认为：“一个高收入国家，需要有劳动生产率和附加价值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活动，劳动力很密集的产业会失掉竞争力，只能转移到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或同一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

他举例说：“如果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不把那些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产业转移出去，或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英国不把纺织业转移出去，他们今天的收入水平顶多也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

概而言之，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一种“刻舟求剑”，即照搬日本和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作为依据，认定中国应该“抄作业”，按照片面比较优势教条，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国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才能继续提高收入。

然而，十年后的事实却彻底地驳斥了林毅夫的理论。

中国2020年收入翻一番的计划已经提前至2018年实现，2010年人均GDP约4550美元，2018年人均GDP达9905.4美元，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离世界银行在2021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95美元只有100多美元差距。但随后，世界银行将高收入国家标准提高至人均国民总收入13846美元(国民总收入GNI等于GDP加国外要素净收入，两者差不多)。

关键在于，中国收入提高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获得的。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和美元年平均汇率计算，2013年中国出口总额为2.21万亿美元，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4618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0.90%;而十年之后的2023年，中国出口总额为3.37万亿美元，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5832.5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30%。

数据表明，事实与林毅夫的预测恰恰相反，中国并没有像日本和英国那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而是保留了绝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十年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值反而显著增长26.30%。

此外，在这十年中，中国属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包括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的资本密集型创新产业并没有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而不能发展，而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创新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9.9%。

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50.2万亿元。此外，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7483亿元，同比增长6.8%。

甚至，从一开始就违背比较优势教条所规定的发展“规律”的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仅拥有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主观断定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企业必然没有的所谓“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反而还在发展互联网科技产业最符合比较优势教条的美国占据了一定的竞争优势。2022年,据市场分析机构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美国最热门的五个互联网应用中，有四个来自中国，分别是拼多多海外版Temu、剪影海外版CapCut、抖音海外版TikTok、时尚购物应用 Shein。它们对最符合比较优势教条的美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可见新结构经济学是不是非常荒谬?

综上所述，超过一个十年“朱格拉周期”的经验事实证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无视客观国情差异、片面夸大个别要素的决定作用、主观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教条的误导性谬论。

(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栏目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