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性应对风险
——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心得体会
江 涌
目录：
一、整体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二、开放性：开放才能控制熵值，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
三、复杂性：抓重点带一般，科技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
四、关联性：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五、时序性：鉴往知来，排出改革优先序，凸显大安全大应急
六、结构性：结构决定性质和功能，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七、平衡性：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人口安全”呼之欲出
八、自组织性：就地化解矛盾，应对战胜各种风险关键在党
九、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是风险，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决定》“坚持系统观念”原则，“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培育提高系统性合力和战斗力，织牢国家安全防护网，系统性应对各类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是全会的四大议题之一。
系统是若干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某些功能的整体。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动态以及系统之间联系的学科，也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被认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最高级思维模式。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开放性、复杂性、关联性、时序性、结构性、平衡性、自组织性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运用系统思维来观察安全形势、分析安全问题、谋划安全对策、实施安全方案，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一、整体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页。]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259页。]中医学将“自然—人体—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人体由脏腑器官和经络组成，通过气血传导，保持着身体的生理功能平衡。中医通常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四诊合参(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辨明疾病的特点、病机，然后制定相应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不会头痛医头，不会千篇一律，更不会以赚钱至上。其实，中医整体性比系统整体性有着更丰富内涵。
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常用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整体性投射到今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上，顺理成章出“大安全”理念。所谓大安全就是全面的系统的安全，是共同的整体的安全，是显在的潜在的安全，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安全领域，突破传统安全观，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
“大安全”的保障在国家治理“一体化”、在“大一统”。《决定》中有十次之多“一体化”建设与改革。诸如：“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等。此外，增强“大一统”观念，采取“统一”(概念出现25次)措施，杜绝各自为政，或政出多门。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统一的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统一”是“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属画龙点睛。
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涉及到几十个领域以及相应机制，可谓点多、线长、面广、体大，即便处处设防，但因资源有限，认知有限，往往也防不胜防。因此基于整体性思维，确保在投入成本合理化甚或极小化的基础上，实现安全收益极大化;通过一体化规划设计、统一管理协调应对，努力不出现重大风险、颠覆性风险;万一出现了风险也能扛得住、过得去，使得国家总体上处于相对安全、整体安全的状态，以及总体上保持有效应对各种显在与潜在的各种风险的能力;不能出现明显“短板”，坚决杜绝“底板”[如果木桶没有底板或底板有漏洞那么就装不了一点水，喻指颠覆性风险。]。以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基础，并以高水安全有力保证高质量发展。
二、开放性：开放才能控制熵值，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
今日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3年，中国工业产值占世界35%，是美国的3倍，比西方七大工业国(G7)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制造”横扫千军如卷席，关键在于，新中国保持一贯的开放性，即引进-消化-吸收-创造。首先，新中国建国后“一边倒”，通过伟大的“抗美援朝”，赢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于是有了“156项”援建工程，按照苏联技术标准，实现初步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以“小球推动大球”实现中美关系实质性好转，确立起“一条线，一大片”，中国抓住时机，实施“四三方案”，从美西方进口大批先进技术设备，总金额达到51.4亿美元，参照2023年底以来的黄金比价计算，约合3000-3500亿美元，用美西方技术标准升级工业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引进消化吸收世界先进技术(既有美西方的也有前苏联的)，博采众长，再自主创新，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
一个封闭的系统很可能走向混乱、无目的以及怠惰状态的趋势。系统只有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才能有效控制熵值，保持生机活力。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决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17日)。]
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中国开放是全方位开放，但是长期以来，一个重要选项就是向美西方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管理、人才等多种生产要素，还有国际规制与秩序，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美西方对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担忧乃至恐惧与日俱增，遏制中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最大威胁”成为美国两党罕见之共识，成为竭力而为、极限施压的目标。为此，“加关税，卡脖子”、“脱钩断链”以及其它各种极端措施纷纷出台，努力遏制甚或扳倒中国，这给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增添越来越大的隐患。《决定》在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重要开放举措的同时，着重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等一系列安全保护要求。当然，国际斗争讲究策略，有些只说不做或多说少做，有些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
三、复杂性：抓重点带一般，科技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科学家钱学森，“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让钱学森当将军，称其力量大过五个师》，中国青年网，2015-01-28。]“工程控制论”与“总体设计部”是钱学森对于系统论的具体运用和中国化思想发展。航天器是极其复杂的工程系统，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比工程系统更为复杂。1959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可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今天，顶着经济学博士教授头衔数不胜数，但是世界经济仍不时为经济动荡乃至经济危机所困扰。在经济建设这个复杂巨系统中，必然王国领地远远大于自由王国。
系统由许多可能相互作用的组成成分(组件、要素、子系统等)所组成。复杂系统在本质上难以建立模型使之科学化从而更具有预见性，系统复杂性来自各要素及彼此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不同特性，例如：非线性、涌现、自发秩序和反馈循环等。经济建设是复杂系统。今天的经济学广泛使用模型，不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预测。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就质问，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预测危机的到来?实际上，经济学远离科学，更似艺术，所谓“预测”主要靠撞运气。国家治理涉及所有内在变量以及国家间博弈，如此构成一个无比复杂巨系统，若不能进行预测则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面对国家治理这个无比复杂的巨系统，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现阶段，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乃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集中在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高新科技是新质生产力。所以，抓发展就是抓生产力、抓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抓牛鼻子，必然要求抓人才这一“第一资源”。《决定》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从国家安全来看，战略人才的争夺是国际竞争的重中之重。当初，可以“顶五个师”的钱学森，美国军方曾经认定“宁可枪毙也不让回国”。近年来，一些杰出华裔华人科学家离奇失踪和死亡，由此看来美国似乎吸取了教训。有鉴于此，要保护好战略人才的人身安全。与时俱进，与国际斗争俱进，国家安全势必要衍生出新领域——人才安全。
科技及其管理是国家治理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科技安全风险不仅在于落后而被人卡脖子，更在于很多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是最大风险。”多年来，没有意识或意识不足的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破坏力，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也是第一破坏力，生产力越大往往破坏力也越大。传统的炸药可以用来开山辟路，也可以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今天的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就是积极与消极的统一体。有鉴于此，《决定》强调“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等。科技及其应用的两面性提示，在注重科技促进生产力这一积极面的同时，要重视科技作为手段、杠杆的破坏作用，特别是被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用于牟取私利、损害他国的工具。如生物科技与生物战争一体两面，因为存在严重代差而又无防备，落后国家易于被“战略突袭”。过去，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频繁使用生物化学武器，中国志愿军、越南军民都遭受严重伤害。所以，切不可高估“西方文明”的道德水平。“脱掉盎撒人的西装，露出的就是海盗”。中美斗争，维护国家安全，一定要有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
四、关联性：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1956年毛泽东主席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后汇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十个方面的关系。“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在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有主有次，“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2页。]十分注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甚至有必要借鉴美国的联邦与地方分权，但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更加注重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页。]
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或其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用性能好的部件组成的系统，比用性能差的部件组成的系统的性能要好;每个部件对系统的可靠性都有贡献，都不可或缺，诸如活塞与螺钉对于发动机同等重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集中表达的是各个安全领域、各种安全形态具有不可忽略的相互关联性。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是“取得统治权的捷径”。[[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461页。]苏东剧变与解体、中东北非等一众国家遭遇“颜色革命”的关键在于，丢失意识形态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权”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习近平在听取新疆军区和武警新疆总队工作汇报后的讲话(2014年4月29日)。]《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公有制为主体”内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明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一些自由主义推墙派就《决定》中没有了《宪法》和《党章》一贯强调的“坚持公有制主体性”的表述，而认定公私经济与国民企业都是平等重要主体“是历史性的”“非常重要的改变”，妄图误导舆论，混淆视听，制造思想混乱。改革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五、时序性：鉴往知来，排出改革优先序，凸显大安全大应急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经历了几个特点比较鲜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美国出兵介入朝鲜内战，战火延烧到鸭绿江边，党中央统揽全局，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将抗美援朝与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举，不但夺取了战争胜利，还实现了国内安宁和国民经济恢复，收回中长铁路与旅大主权。第二阶段，贯穿“一五”和“二五”的是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并举。解决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积极致力经济建设，同时确保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多快好省”的“大跃进”与“必要但扩大化了”的“反右”[“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必要的，一句话是扩大化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两大运动。第三阶段是统筹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内安全与以主权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经济社会建设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反修”为口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反霸”为旗帜改善和平发展环境。第四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危机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自己，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摆到最突出地位，努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四个阶段特点主次分明，时序相接，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完善，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鲜明主线的国家治理揭开了新篇章。
昼夜交替、季节变化、潮汐的涨落等自然现象具有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生命体随着时间推移而经历萌生、成长、发育、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每个历史事件都在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下发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事物的发展变化需要时间，由此呈现时序性。时序性是因果推断的必要条件，在因果推断中尤为重要。系统时序性是指系统内诸要素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联系的组合形式。系统时序性揭示：系统趋势的变化是由局部开始的;高级别系统的变化推动低级别系统变化。系统时序性具体到国家安全政策，应依据轻重缓急排出优先序。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
改革开放进入未知域、深水区，每一步都不会轻而易举，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背景下的安全问题具有内外联动性、突变放大性、快速传导性等特点，必须处置好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暴力恐怖事件以及自然灾害、生产事故灾害等紧急事变，防范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防范重大风险演变成社会危机，防范经济社会安全演变成政治安全。《决定》把“应急”放在更突出位置，“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11月29日)。]
六、结构性：结构决定性质和功能，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1948年2月底3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西北野战军过去只能一次最多歼敌两个旅，宜川战役一次歼敌五个旅。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武器那是那些武器，显著胜利关键在于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的团结。“诉苦”和“三查”思想工作屡见奇效，屡试不爽。解放军第五十军原来是国民党的第六十军，在第四野战军围攻长春时起义，军长是曾泽生，蒋介石嫡系曾经讥笑他是“六十熊”，意思是没有战斗力。但是，起义后接受共产党以“诉苦”与“三查”为核心的整训，脱胎换骨，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屡立战功奇功。毛泽东评价：这支部队在蒋某人手下是六十熊，在我毛某人手下就是五十凶了。
系统的结构性是构成系统的要素及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秩序，或者说是系统联系的全体集合。系统内每一要素与联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结构的变化。事物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功能。结构是指事物的组成部分、组织形式和关系，而功能是指事物所能实现的作用、效用或目标。如石墨与金刚石，同样的分子只是排列组合即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有着明显区别。这是自然界的物理结构，到人类社会还有精神结构，“六十熊”变成“五十凶”就是精神结构。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新中国用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与此同时也将几百年间逐渐释放的社会矛盾压缩在更为狭窄的时空中。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老龄化少子化、城乡二元、就业困难等矛盾叠加，风险复合，越来越大影响整体秩序和社会稳定。《决定》大篇幅用于社会改革，提高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稳定。“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凸显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的同时，不断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强调“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改革举措，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增进城市安全韧性。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改善为平安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续写“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
七、平衡性：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人口安全”呼之欲出
“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先在杭州后到广州与陈伯达、邓力群、田家英等人一起学习研讨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评论：“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应当“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1998年印，第421-422页。]“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80页。]被毛泽东称赞为党的经济能手的陈云同志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1、211页。]“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系统的平衡是由其内部各要素的综合运动决定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静止的平衡，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毛泽东关于平衡和不平衡的哲学解释，就是系统动态平衡性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综合平衡”则是具体的科学运用。
人类社会有一项重要平衡，即社会发展与人口平衡。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英】马尔萨斯于《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18世纪末提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迁移等因素，其人口理论很早就被人遗忘，甚或被视为荒诞不经。没想到，这样一个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竟然被当成治国理政的一种指导思想。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人口的多少乃是政治好坏的最重要标志。[【法】让-雅克·卢梭著《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这个看似片面的观点却不失历史经验与真理光辉。有鉴于此，西方国家从来不搞什么计划生育，通过城市化甚或殖民化来解决“过剩”问题，但是千方百计地将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好政策”兜售给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趋之若鹜，中国的一些学者一段时期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挂在嘴上，使尽浑身解数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至于不惜祭出诸多极端手段。人口增长有其内在规律，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人为地控制人口，导致“未富先老”“红利消失”“啃老躺平”等百弊丛生，相关风险不断积累，正在生成系列危机。《决定》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天“人口安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应当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
八、自组织性：就地化解矛盾，应对战胜各种风险关键在党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创造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随后，中央又两次对“枫桥经验”作了批转。由此，“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组织性也称自发秩序，指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从最初的杂乱无章、混沌无序逐渐变成某种形式的整体秩序、井然有序。“枫桥经验”应是系统自组织性的一个经典案例，检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性、真理性。《决定》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通过加强与完善执纪执法、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等机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每一个基层组织具有很好的自组织能力，从而使党和国家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九、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是风险，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国家安全这个复杂系统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形下，要有效维护直至塑造国家安全，必须加倍学习哲学，加强战略研究，不断提高决策的预见性。领导即是预见，不能预见就不能领导。毛泽东强调，“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什么叫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才叫预见。[《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毛泽东根据多年的革命与建设经验，总结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人类社会比自然生态系统、一般工程系统更为复杂，国家安全涉及各类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国家地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要素变量更为繁多庞杂，存在诸多“暗物质”(如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国家间“暗战”)，一时或很长时间难以甚或永远都不能认清，所以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十分突出，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风险。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而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伊利亚•普里高津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之中，生命和物质在这个世界里沿时间方向不断演化，确定性本身是一个错觉。他认定：复杂性就是不确定性的，人们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王阳明《蔽月山房》。]毛泽东正是“眼大如天”，所以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等重大问题上，他总是超凡预见，“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老将军晚年如此感慨。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最接近科学(可重复，可证伪)，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人们日益广泛应用数学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与管理，相对而言，有了更多的确定性，如企业的微观管理与国家的宏观调控。即便如此，经济生产生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得正常的人类生产生活不时地为经济动荡乃至经济危机所干扰。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即在一般竞争条件下，风险与收益成正比。高科技、高风险与高价值、高收益密切相关。国际分工中，劳动、资源密集性产业，一般门槛较低，成为“红海”[红海，红色的大海，防鲨网的范围之内，游人很多，水质混浊，竞争激烈。]，恶性竞争，收益率低。《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使得中国产业更多进入“蓝海”领域，拥有高价值，获得高收益。
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这应是“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的政策运用。《决定》有两处非常重要的表述，一处是“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大力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另一处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香港媒体分析认为，中国将加速发展核武力量，并启动“新三线”建设。军事界一般认为，战略威慑力量是指核武库，包括核武器及投射能力。香媒认为，“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就是“加快发展战略核武库”，也就是要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核武器数量，提升核武器的投射能力。[参见“中国不得不做最坏打算”，万维读者网>中国瞭望，www.creaders.net，2024-07-26。]中国是公认的核武大国，但是在拥有核弹头数量上，一般认为要低于英国和法国，更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是近年来，因应世界局势动荡和中美对抗加剧，中国正加速发展核武库，以加强核威慑能力。另外，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渐行渐远、动荡与危机愈演愈烈，战争与革命不断迫近，中国不得不未雨绸缪。中国先进生产力与财富集中于东南沿海，台海、东海、南海“三海联动”风险日益增大，必须做最坏打算以备出现极端情况。“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如同现代意义的“新三线”建设，体现了新中国一以贯之的底线思维。
结语：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将自然系统论中国化具体化，在“工程控制论”基础上提出“总体设计部”思想，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今天的中国，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大安全与大应急，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总体设计部”、“工程控制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着坚实的科学哲学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决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显示系统论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在防范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