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至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以及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会加剧动荡，风暴中心的美债危机将全球经济置于“美元危墙”之下。作为美元债券最大持有国的中国，所拥有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和保值，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

　　现在，60%美国国债由美国人持有，40%由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全球化下的危机关头，美国最经济的政策工具依旧是开动印钞机，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尽管量化宽松对提振美国实体经济进而增加就业的实际效果小，但是对促使美元贬值进而变相赖账的实际影响大。而且，过剩的流动性大部分涌向国际市场、新兴市场，不断向全球经济注入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相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本次危机中，相关储备货币国家抛弃货币纪律，向市场无止境投放天量货币，最终很可能以主权信用货币大危机而结束，世界经济也会因流动性严重过剩而出现衰退。因此，在各类危机中，信用货币危机将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危机的中心，而美元势将成为危机中心的核心。由巨额美元债券资产组成的中国外汇储备，绝不可毫无保障地立于“美元危墙”之下。

　　过去30多年，中国借助美元金融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和平发展换取空间和时间。但是，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看起来为中美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实质与美国形成了较为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不仅在资金、市场、技术与品牌，而且在国际体制、秩序甚至人才上，都形成了对美国或深或浅的依赖。在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一时很难摆脱这种依赖。相反，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相对容易被替代，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却使中国这个债权国反而被深深套牢。在这个意义上，3.2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面对的风险，因这种不对称依赖而更趋加深。

　　现实环境中，国家外汇储备首先要寻求安全性，而不是盈利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放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其安全保证非常脆弱。多年来，西方国家可以任何一个借口，冻结甚至没收他国在本国的外汇资产。因此，控制和相机减持美国国债、美元债券，是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下一国维护自己所持美元外汇储备安全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中国不断持有甚至增持美元债券，一个似乎很充分的理由就是“减不动”，因为中美之间形成了“危险的恐怖平衡”，因为“中国没有选择”。这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依旧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根本不存在所谓“减不动”的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持有大量美国企业的股票。中国可以要求“债转股”，将所持美元债券“置换”美国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业股票，进而“置换”为波音、微软等美国500强企业的优先股。美国国内基础设施老化，公共交通不足，中国或可将部分国债转换成为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股份。当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追求国土的绝对安全，美国不会爽快答应中国的“债转股”。但“是否行得通”与“是否尝试过”完全是两回事，我们需要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地反复尝试、研究、寻找乃至创造机会。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迈克尔·赫德森一直不满美国的金融霸权，他心急中国的疲于应付而如此献策，“用手里的美元买在中国的美国公司”，“买回我们的银行，买回我们的企业”。这可看做是中国用持有的美元债券“置换”美国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业股票的合理延伸。

　　相关部门和专家会担心此举有“国有化”之嫌，可允许中国民营企业“购买”美国及其他西方在华企业股份。目前，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资产大约3万亿美元，若能置换1万亿～1.5万亿美元的股权，即可显著降低外汇储备缩水以及未来外资大规模从中国撤离的风险。不仅可以有效防范外汇储备被美国稀释的风险，还可极大改善中资企业经营环境，提升国家安全。(江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