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商主导格局的历史形成

李北方

毛泽东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话说的没错，只不过现在不吃香了。换种方式说，想必更多的人会赞同：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也就是任何社会都有分层。

共和国第一个30年的历史，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运行的，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事实上几乎消灭了阶级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了创造财富恢复和引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开始承认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又一个3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确立并稳定化。这个结构一般被描述为“哑铃型”的，即两头大、中间小，处于上层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三种精英的联盟，底部是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中间细小的部分是中等收入群体。

官员：获益？受损？

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即1984年之前的农村改革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它放松了对农民的限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缩小了此前由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而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接下来改革转入城市，在城市改革的初期，农村改革的逻辑也是适用的，城市小生产者和小商贩在宽松的环境下得到了致富的机会，收入有所上升，“万元户”涌现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也在80年代兴盛一时，给基层注入了活力。这个时期是底层劳动者从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时期。但这个现象引起了其它群体的不满，尤其是知识分子，“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对“脑体倒挂”的抱怨出现了。

城市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放权让利，即把原来由中央计划控制的权力下放给各级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各级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销售统一调配，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与支配者个人的收益之间少有关联，但放权让利之后，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的差别就体现出来了，转化为个人收入上的差异。通俗点说，原本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官员、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们在收入上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权利下放之后，收入差别立即显现出来了。

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首先要经过体制上的过渡时期，在80年代典型地体现在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上。两种价格之差客观上为一些人利用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投机倒把大行其道，有学者研究估计，这段时间内约有350亿的财富被转移到特殊获益群体手中。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由掌握核心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构成的，它也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前身。

1980年代相对宽松政治环境为其它群体反对这种趋势提供了可能，若干次社会保护运动就是以反对特殊获益群体的特权为诉求的。同时，这一群体的政策取向也在积极争取影响国家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激进私有化、激进市场化改革方案。历史的前进充满了阴差阳错，在80年代社会运动偃旗息鼓之后，1992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大潮正是按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新一波改革在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于市场化，即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力量，并用市场冲击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理论不能掩盖改革的本质：这不是市场的自发演进，而是在政治力量主导下的市场化。政府权力的边界在这一进程有所缩减，比如行政审批数目的大幅削减，但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并未放松，随着经济总规模的增加，政府权力的效能持续膨胀。仅土地批租一项为官员群体带来的额外收入，恐怕就不止千百倍于“双轨制”。

中国社科院陆学艺教授领衔的社会阶层分析课题组将“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列为全社会之首，原因是他们掌握了组织资源，而这一资源仍是最值钱的。官员的“含金量”从大学生就业趋势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二来，近年来公务员越来越热门，报考与招收比例达到40：1，显然做官的收入远不止于近年来持续增加的工资。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2006年曾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点：改革开放受损最大的是官员，引来骂声如潮。最近，他再次重复了这个论点，却应者寥寥。理由很简单，如此有悖常识的论断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谎言重复再多遍也成不了真理。

“全知全能的”企业家

在前一个30年，中国不存在企业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连在自家后院种点菜，都可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作为一个阶层，企业家的断档是最彻底的。

改革开放初期，对企业经营的态度几经反复，到底雇佣几个人才算产生剥削的问题被认真地探讨来探讨去，经商一度是有风险的，比如以“八大王”为代表的第一代温州商人就曾因做生意而获牢狱之灾。这些都挡不住一些人发家致富的愿望，在80年代出现了一批靠松动的政策环境和埋头苦干而发财的人，比如炒瓜子炒成百万富翁的“傻子”年广久等。但这些企业家的数量和财富规模都是很有限的。

1992年之后，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富豪的涌现速度和其财富据有量都呈现出了井喷式的景象。经商需要资本，而资本需要积累和传承，尤其是在融资体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难以解释的。这就需要联系激进私有化的大趋势来理解了，在全国各地前赴后继地卖光国有企业的浪潮中，一大批企业家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直白点说，一批有关系的人先是从国有银行拿到贷款，然后低价买入国有企业，再以经营或变卖企业所得还贷，空手套白狼，化公为私，转眼便从一个穷光蛋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为这些人提供机会的官员当然也从中获取到了个人利益，官与商的利益纠葛越来越深。

土地是另一个产生富翁的摇篮。国有土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增值没有泽被全民，而是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分割了，地产商得到了超额利润，地方政府则有钱大搞面子工程。胡润中国富豪榜上排名靠前的有钱人，多半来自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明证。

政治力量主导的这种改革，决定了这些“人造”富豪对官员的附属关系，二者的结盟可是称为互利，也可以将“人造”富豪视为不法官员变相实现私利而催生出来的管道。这就是为什么周正毅、张荣坤这些上海滩小瘪三可以在一夜之间暴发，以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名流的身份行世。

正是因为这些富豪的发家史见不得阳光，才有了持续不断的“清算原罪”的呼声。作为这些企业家们的“教父”，张维迎曾提出“特赦论”。这等于公开承认有罪了，如果没有罪，为何需要赦免呢？

在这一段历史进程当中，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如此，也有靠正当经营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主要集中于低端制造业。如果我们将企业家定义为“将社会的需求和先进技术相结合，真正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那么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2005年，中国一共生产了70亿双鞋，相当于给全世界每个人都做了一双，但中国的工人拿的工资却只有欧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4％，此外，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的慢性病和工伤大面积发生。如果将国家间的商业竞争比作战争，这些企业家就是靠人海战术取胜的指挥员，是不称职的。他们的发家靠的是无限压制自己同胞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什么企业家精神。

逐利是商人的天性和职责，利润理应是对他们全部的回报。现实并非如此，他们不但或光彩或不光彩地获得了财富，还被赋予了过度的社会声望。自从五四运动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以来，到底是谁在养活谁的问题，答案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知识分子的鼓吹下，世界却颠倒过来了，成一个企业家创造了多少就业就是养活了多少工人。经济学家茅于轼曾面对一群企业家讲，改革开放以后，多了企业家，财富就10倍地创造出来了，这是企业家的作用，不是农民的作用，也不是工人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这让他联想到了《创世纪》是怎么描绘全能全知的上帝的功业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企业家说，要有财富，于是便有了财富。

知识分子的过山车

几千年的传统中，知识一向是一种特权。书念得好，是可以当官的；够不上当官级别的秀才，也可以享受免除徭役、见到县太爷不用下跪、犯了错不被打屁股的权利。这种人上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结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概直到1957年“反右”才彻底被斩断。

对于中国的念书人来说，那一段历史无疑是最失落的时代，不仅特权被剥夺了，被打成“臭老九”，而且要向他们一向瞧不起的泥腿子“学习”。改革开放之处，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就被提上了国家政策的显著位置，这个群体的社会声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随着环境的宽松，知识分子开始抱怨他们失去的青春，大玩伤痕，以至于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批评他们“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知识分子还不满足于社会地位的改善，对体力劳动者借改革的春风改善生存条件感到嫉妒。

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知识界是失落与理想并存的，但历史的转折打消了理想主义的一面，同时为失落迅速发育为虚无和市侩提供了土壤。1992年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整体上放弃了对责任感的承担，转而一头扎进市场，将知识转化为资本，牟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一马当先，不但最早发家致富，而且最为坦诚，敢于公开说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要为有钱人说话等等。

知识分子从不曾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其集团利益必须与更强势的集团联系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他们服务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官，一是商。知识分子与政治集团的关系是微妙且暧昧的，他们以“独立的”、激烈反对政府干预的姿态出现，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树立起了市场化的合理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主张的市场化的真实面目，即通过政治力量主导、强力推进的市场化，在打破旧的国家计划垄断的同时催生的是一种新型的垄断性的市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改革意识形态被塑造出来，以致于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们的立场和药方可以归结为简单的一句话：解决旧的问题需要市场化改革，一旦市场化改革产生了新的问题，只是因为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认清知识分子与政治集团的这种暧昧有时是不容易的，但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会迫使这种暧昧清晰起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告诉大众，制定《物权法》的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不被公权力侵犯，达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目的。但《物权法》刚刚被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就让这种说辞显出了原型，参与起草《物权法》的法学家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法院裁定应该强行拆迁，那就该强拆。在补偿标准没有达成共识前，就主张强行拆迁为开发商让路，充分说明了知识精英们鼓吹的市场化是谁的市场化。

知识分子为资本集团服务的逻辑相对要清楚得多。他们提出各种奇谈怪论，如“吐痰论”、“冰棍融化论”、“腐败次优论”、“靓女先嫁丑女陪嫁论”为不法奸商化公为私提供理论依据，并在各种场合为资本家代言，树立有钱人的形象。获取回报的方式有多种，如在企业里担任拿高薪的独立董事；在企业家云集的会议上发言，换出场费；参加各种专家论证会，在纠纷中为掏钱者出头；再不济也可以四处讲课。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改革过程中累积了庞大的家族财富，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在2007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提案中，点名提到厉以宁等人，要求对早年担任过股票发审委委员，却鼓吹“包装上市”坑害普通小股民的事情进行审查。

以上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个笼统的说法，并不代表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如此。随着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知识界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与政治、经济两部分精英结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遭到来自同行的批评。比如学者甘阳早在十年前就尖锐地批评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学者张宏良更加尖刻地指出，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像今日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赞美上帝一样赞美资本，像讴歌爱情一样讴歌金钱”。

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身的私利，但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在于，无论其职业道德还是大众的期许都不允许他们只把目光紧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随着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严重，这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大众民众的信任。从一无所有到名利双收，再到名声扫地，30年浓缩了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如同坐着过山车，经历了大起大落。

三位一体主导格局的稳定化

官学商一体同盟主导了改革，共同据有了改革带来的大部分成果。而且这一共同体有能力形成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即便那些旨在改变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公共政策，在执行中也会走样，最终导致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腰包。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同盟之下，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利益相对受损或绝对受损的团体。在改革初期底层劳动者的小阳春过后，广大工农即陷入了全面的被动。国家投入农村的资源越来越少，而农村的血液——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却源源不断地被抽向城市，农村陷入了全面的凋敝，三农问题凸显出来。没有权，没有钱，加上没有知识，农民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十阶层分析中成了新一代“臭老九”，仅仅高于“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农民工群体，数量约为两亿，他们在城市中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根据事实将他们视为产业工人，但这不过是个理论上的慷慨，农民工兄弟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但城市里却没有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恐怕是没有人反对的，但目前这种城市化进程并未将它的外来建设者“化”入其中。

激进私有化改革催肥了一批不法商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们却承担了这一过程的后果。在市场意识形态中，工人和他们享受的福利是被视为包袱的，为了达到企业产权明晰的目的，被甩掉是理所应当的。对工人来说，改制往往就意味着买断工龄，意味着下岗，意味着在已经失去学习的机会之际被抛入无所依靠的境地。而对他们的安慰，不过是一首温婉的歌曲，《从头再来》。

工农在改革中境遇的下降是全方位的，除了经济地位和民主权利，还有社会声望。在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里，工农的生活虽艰难，但主人翁地位的荣誉感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那个时代，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是时传祥、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学校教育学生，对工农的称呼是“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但1990年代以来，这样的认识被彻底颠覆了，企业家在经济学者和媒体的阐释中享有了增长的全部荣光，劳动者被视为“廉价”资源的一种，被置于同其他生产资料相等的地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丧失殆尽。农民和民工变成了形容词，“你真农民”，“你这个民工”是被使用频率很高的贬损人的话。在大众文化中，对他们的贬低和嘲弄屡见不鲜，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晚会上，时常出现的农村人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思想愚昧、着装滑稽，其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人的确认；在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渴望的同时，对自己的身份满怀鄙弃。

作为赢家的官学商等同盟阶层通吃了改革进程带来的好处，作为失败者的工农则被甩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成为发展的掉队者。阶层划分一旦稳定，阶层便具备了再生产的能力。商业精英可以通过继承将财产传递给子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虽不能直接将掌握资源传递给后代，却足以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底层上升的最大通道，也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高教改革对底层不利，随着大学扩招，来自农村的生源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占入学总数的比例却下降了一半。贫困家庭为了教育投入巨大，可是“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状况让贫困家庭通过上大学改变处境的希望落空。

阶层间的通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十六大以来，本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但1980年代那种重新整合却没有出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和低保，还是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为农民工上社保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对已经稳定化的社会分化做出冲击和重整，只能起到让这场赛跑的掉队者不要彻底堕入无底深渊，对他们予以基本帮扶的作用。

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还说过，今后中国富强起来之后解决两级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层的现象，但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呈现出的是一个明显的鸿沟。断裂的社会可能导致断裂的经济链条，为中国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另外，大多数底层和少数精英之间存在对立情绪，群体性冲突时常出现。党中央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又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重新树立其公平正义的旗帜。调整的结果如何，有赖于全社会的努力，让我期待一个更和谐更公平的中国社会。

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