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与经济改革

作者:刘永佶

国际经济矛盾是国度经济矛盾的集合。如果我们能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研究地球人的经济矛盾 ，一定会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结论。但我们是地球人，是地球上特定国度的人，因此 也是在经济矛盾中生存，并构成经济矛盾的人。我们只能从中国这个主体来看其对外经济关系，只能从我们的利益和立场来看中国经济矛盾。

我们说的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不是“地球上那个称为中国的地域的人与其他地域的人的关系”，不是“他们的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关系”，而是“我们的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关系”， 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经济矛盾与外国矛盾的经济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是以自己劳动者的立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规定中国经济，并由此来探讨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关系的。中国经济是个矛盾体，我们的利益是这个矛盾的一个方面、要 素，但不是全体。自从新中国成立，主要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劳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就是由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中国经济矛盾与外国经济矛盾的关系。

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官僚资本占主导，20世纪的前半叶就是这样，现在也面临这种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中国，外国还是外国，中国依然有对外经济关系。但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就会因中国自身的矛盾状况，而有质的变化。这里，我们还应考虑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外国的经济政治矛盾，既要规定总体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矛盾性质，又要分析各个国家的具体矛盾。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作为主导矛盾，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决定着对外经济关系的目的、原则和策略。是以这种主要矛盾的斗争状况及其演变的需要为根据，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因此，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首先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但交往开始以后，即在国际经济矛盾这个层次上，中国与外国已成一对矛盾，能否占据主动地位，就是一个新的斗争过程，这取决于矛盾双方的实力，对于中国来说，亦受到内部矛盾的制约。

从总体上看，现今的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包含被动，但弱势不等于被动。能否在弱势的地位上争取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动，就取决于劳动社会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与斗争。而这一点就集中于制度和体制的变革，具体在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运行机制的战略，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层次上。

从国际经济矛盾这个层次上，探讨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所要规定的又一主干范畴的内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其主要矛盾决定的，并受次要矛盾的制约。并不是为了对外经济交往才进行经济改革，但对外经济交往作为现实的经济矛盾，必然影响并制约中国的经济改革。

首先，对外经济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要外部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质就是在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其素质技能的提高，并实现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对外经济交往是必要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向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学习先进的技术。但由于这些国家依然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创造了先进技术的劳动者并不掌握对这些技术的“知识产权”，中国的劳动者不可能直接从外国劳动者那里学习技术，而是要通过中国的企业或机构向外国的企业或机构购买“知识产权”，以及相应的设备，才能学习和使用这些技术。国家、资本、“知识产权”、企业、机构，都是劳动者国际间技术交流的中间环节，也是屏障。这些环节，就是现代社会关系对劳动者素质技能及其生产力提高的制约。中国的经济改革，要以提高本国劳动者社会地位为基本，由此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据。虽然中国在工业生产方式上相对落后了，但中国的劳动者具有一流的基本素质，而且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他们完全能够创造并使用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已培养了一大批（从总人数上讲可达世界第一）的工程技术、经营管理、科学研究人才。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在于经济关系及其权利体系的束缚，解脱这种束缚，就可以提高本国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研创和使用先进技术。只有确立发展技术的根据是改革，才有中国技术的创新与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应该学习外国先进而中国尚不具备的技术。为此，就要花钱购买专利和设备，甚至容许外国资本来办企业，但目的则在于由此提高中国的技术。这里必须有选择，以得到对中国的工业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干行业的先进技术。对于那些中国人已经具备，而且经努力就可以更新发展的技术，尽可能不引进，或者可引进以为借鉴；对于那些非主干行业，而且对中国工业化无关甚至有害的技术，应坚决抵制，相应的外国企业，也绝不能任其在中国立足。

以劳动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改革，将制约对外经济交往为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生产力服务，而这样的经济交往，又会促进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争取和保证其社会主体地位的改革。

与此相反，如果由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主导或制约改革，其社会在“开放”的名义下，把如何榨取本国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作为对外经济交往的目的。在官僚资本主义者看来，中国的劳动者是天然的技能低下，根本不可能研创先进的工业技术，只能向外国买技术，买设备。而买技术和设备的目的又不是促进本国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这是他们最忌讳的，因为素质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势必要求提高社会地位，由此威胁其统治。官僚资本的对外经济交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取超额利润，这包括其为外国资本财团作代理的佣金和“回扣”，以及官僚资本垄断企业的利润。更为重要的，就是依附“中心”国家而维持其政治地位。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者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对外经济交往：将自己以各种方式赚取的货币转到“中心”国家，以保险保值保种——其子女也都投奔到“中心”国家去了。

第二，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将外国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与经验传入中国，由此促进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加强权利意识，强化劳动者的自由联合。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中国的劳动者在工业技术上之所以相对低下，除农业传统外，还在于其权利意识弱和组织性不强。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已有丰富的经验。对外经济交往，并不只是与资本财团和企业交往，还应包括与劳动者及其组织的交往。这对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是相当必要的。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组织性，是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的重要环节，而这一点，对于强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完善公有制和提高私有企业中劳动者权利，都有现实意义。

但是，官僚资本主义者是坚决反对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及其组织交往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对外经济交往只是与大资本财团打交道，至于西方国家的劳动者及其组织，一是与之交往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二是将其视为“动乱”因素，甚至是“敌对势力”，惟恐中国的劳动者受它影响而形成势力，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在官僚资本主义者的“开放”概念里，并不包括劳动者之间的交往。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鼓吹的“改革”之实质。然而，只要与资本财团交往，就会有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是不随官僚资本主义者的意念转移的。但是他们会坚决抵制和打压这种交往，从而引发复杂的矛盾。

第三，对外经济交往会引发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意识，由此干扰改革方向，甚至导致官僚资本的统治。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析，更是现实的存在，并在历史上出现过。对外经济交往不可能只是物质上、技术上的，而是与外国人的交往。外国大资本财团控制全世界的企图，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它必然要利用其技术和物质上的优势，在中国物色其代理人。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说，类似外国大财团的分公司，但由于国度性的存在，它势必表现出政治性，是以政权形式运作的资本。这对于外国大资本财团而言，并不像分公司那样可以通过直接的权利关系来控制，而是通过控制官僚集团的首领来间接控制。但这又可以使之避免许多风险，如果是分公司，总公司要为其经营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对于官僚集团，则只是利用其权力，假设其集团失去权力，那又可以收买控制继起的集团。

只要统治世界的大资本财团存在，它在中国寻找、收买其代理人，从而形成官僚资本的可能性就存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是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一个条件。与官僚资本同时出现的，就是殖民地意识。这是从崇拜西方国家的技术到文化，再到生活方式，以至语言的全方位的观念。其特点是丧失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认为本民族已无创造力和发展力，只得屈从西方国家的一切。殖民地意识是一种总体性的奴隶意识。其典型发生在17、18世纪的殖民地，在中国并不是全民族的意识，但却有广泛影响。中国的殖民地意识是官僚资本统治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官僚资本为外国大财团代理的必要条件，从推销外国商品到崇拜外国文化，再到服从外国大资本的控制，官僚资本都需借助殖民地意识。

对外经济交往并不等于必然形成官僚资本和殖民地意识，但对这种交往的不加限制，特别是失去劳动社会主义的指导，就有可能形成官僚资本和殖民地意识。即使它们尚不处于主导地位，其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干扰和阻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外经济交往有可能形成中国对外国技术和资本的依赖性，延缓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资本积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资本势力的作用。对于官僚资本来说，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稳固其政治权势，这样，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生产那些周期短、获利大的消费品，就成了经济增长的捷径。以致大量的游乐设施、服装生产技术，葡萄酒酿制技术、化妆品技术……成了引进技术的主要内容，可它们对于提高中国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有多少正作用？况且，这类技术不仅卖价很高，且关键部分依然保密。而以优惠条件所引进的外国资本，大都投在与中国相关企业竞争的行业，其技术略高于中国企业，更重要的是没有中国企业那么多的税费支出，其核心技术又对中国人保密。虽说它们可以“解决”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问题，但恰是它们的不平等的竞争——甚至可达某行业的垄断水平，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失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指标可能会因此增长，但却形成了对国外技术和资本的依赖性，由此造成一个循环：为了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而且要不断增加优惠条件，这些优惠条件的负担全都压在中国企业身上，因此，也就有了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倒闭，以及私有企业在低层次上的简单再生产和短期性的投资、破产。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问题都归因于对外经济交往，其矛盾也有内在原因，但如若任由外国大资本财团不加限制地扩张，那么，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私有企业的提升，都不可能展开，也不必展开，因为它们都在萎缩、没落。

第五，导致依附性的经济结构。这是“中心”国家的大资本财团在向全世界扩张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巴西、阿根廷及东南亚诸国都已实现，下一个目标，也是资本制度形成几百年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变成其“外围”。这个进程早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开始，但被中国革命所阻断。20世纪末展开的对外经济交往，是经济改革的必要环节，但它又会为外国大资本财团的扩张提供机会。是通过对外经济交往促进改革，还是为外国大资本财团提供制造一个新“外围”的机会，这取决于中国主要经济矛盾的斗争。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内容，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在已有的初级工业生产方式结构基础上，建立高级的以新技术为主干的自主的工业生产方式结构，还是形成依附外国大资本财团，为其销售产品和过时技术，并为外国资本企业提供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廉价劳动力的经济结构?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两种可能性选择。

显然，第一种选择是困难的，外国大资本财团绝对不会配合中国建立自主的工业生产方式结构，美国不仅限制其本国高新技术向中国出口，还限制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依靠自身的素质技能和努力，才能发展高新技术并由此而提升本国工业生产方式结构。对外经济交往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从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角度说，更多的还是在科学层面的基础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以及对外国产品的再研究。

而第二种选择就相当容易，也是外国大资本财团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它一方面可以保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过时的、“下脚料”的技术高价卖给中国。“经济全球化”就是需要中国形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所实行的“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战略，虽说有一个先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向 高度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设想，但在现时却明确地要将自己的经济结构变成依附于美国及其 他发达国家的结构，以廉价劳动力及资源、初级产品、零部件等行业为主干结构，而高新技术行业则主要甚至全部引进外国资本，或购买外国产品。这个结构现正在形成中。短期内，这样的经济结构是有助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年百分之八、九的增长速度可维持30至50年，他们据此推算，到21世纪中期，中国就可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水平！多么动人而且轻易的前景。但我却不能从这种推论中感到丝毫乐观。不知这些人凭什么得出中国可以连续30至50年都维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型”的经济结构又怎样建立?如果将在技术上依附外国作为经济结构的原则，那么，短期内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增长的又是什么?骨骼和肌肉不长，甚至萎缩，只增长脂肪，甚至水肿，称分量是长了，但能维持长久吗?

对外经济交往，是当今潮流，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要方面。但对外交往并不等于改革，更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对外经济交往。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其制度、体制的具体化，也是中国经济自立于世界的基本框架，它不仅要应对经济的挑战与竞争，还要应对政治、军事的挑战与威胁。这种依附外国的速度型经济结构，怎么能支撑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