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理智与理智的民族
----对学界与“智库”的思考
“上达天听”？... 2
“旋转门”？... 3
“奏折”与“不二过”... 4
“计利当计天下利”... 5
最近，两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其一是对眼前的经济危机，权威学者一再误判，表现得像保尔森和伯南特的应声虫，完全没起到预见、预警的作用。以至于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提出“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将经济学家们称为“抬轿派”：
“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其二是在2月27日2009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最近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原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任理事长，主要任务是从事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和交流，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服务。”
在该中心的网站上，明白揭示其“职责范围”包括：
一、 参与联合国发展业务系统“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和“共同国别评估”(CCA)及国别政策的制定工作。
二、 承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华援助方案的总体规划、国别方案涉及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的规划和设计，以及项目的立项和设计。
三、 负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发组织对华援助的项目的执行、实施、评估和财务管理。
四、 作为商务部国际援助的专业执行机构，承担国际对华援助的项目管理和执行工作。
五、 承担对外援助一般物资项目立项后招标的组织、决标和实施管理工作。
六、 承担商务部主办的相关会展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以及人员培训、紧急救援物资的采购等事务性工作。
七、 为国际组织、国内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项目管理服务。
八、 承担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等社团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九、 承办商务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http://www.cicete.org/operation.htm）
明显是一个挂靠商务部、承担政府职能外包的半垄断机构。但众多媒体却将其视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理由是：
“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知名学者、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 （《中国“超级智库”背后的桎梏》 2009年04月16日 时代周报 特约记者刘洪庆）
于是，对“智库”的议论一时间纷纷扬扬。然而，其中一些中心议题却令笔者产生“不着调”之惑。
议论中比较集中的是“上达天听”之途。不少人抱怨：“民间智慧”缺乏上达渠道，常常遭受到某些官员和官方智库人员的排挤或迫害。一些高校研究中心和民间研究机构远离政府，没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向一些地方部门建言提议，也难以上达至决策层。
平心而论，这恐怕是事实；深一层想，这事实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改变。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来，官僚政治 “既寿且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尽管毛泽东为了对付官僚体制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尽管80年代学界对“官本位”作了急风暴雨般的批判，提出了“大社会，小政府”的主张，但到了2007年，据人事部公布，公务员报考比例为42：1，最热职位达到4407：1，当官仍是社会上最向往的就业选择。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资源与“渠道”集中于“翰林院”不足为奇，那简直就是必然。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还妄称“民间智慧”，其实不过是“怨妇”情结而已。
这样的现实格局提出了两个现实的问题：
其一，“翰林院”的职能定位。笔者接触过一些“翰林院”的学者，据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领导写发言稿。这样的职能定位，谈何智慧？然而，这却不是学界所能干预的，其权、其责在政界。学界抱怨，何用之有？
其二，“民间智慧”的职能定位。笔者想到了两位真正的民间学者——一位是黄宗羲，一位是马克思。
黄宗羲的学术生涯在明清之交，他思考的是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结果从三代以下，一笔扫尽数千年帝王：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明夷待访录》）
“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无与于治乱者也”。
正因为黄宗羲铁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指望向清王朝卖论取官，不在乎“上达天听”，才可能得出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结果。
贫病而死的马克思，从来没梦想过“上达天听”。他在大英博物馆留下脚印的同时，也在资本主义史上留下无人能及的印迹。尽管从凯恩斯到熊彼得，无数权威学者宣称驳倒了他，尽管无数政客视他为幽魂，希望将他掩埋在历史的深处，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却证实了他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洞见。报载：
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英国《镜报》采访时谨慎地说：‘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是不错的。’《汉堡晚报》的专栏作家则评论说：‘最近马克思可是越来越魅力无边呢。’”
法国总统“萨科齐被人看到在翻阅马克思的著作。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在上个月给予了马克思正面评价。他说：‘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罗马教皇……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马克思重新走红欧洲背后》2008年10月29日《世界新闻报》）
这才是真正的“民间智慧”。其定位不是“售与帝王家”，不是“鬻智以干禄”，而是真切地认识现实。
如果说对缺乏“上达天听”之途的抱怨显示了“学者”们的消极情绪，那对“旋转门”的神往则反映了“学者”们的积极愿景。
所谓“旋转门”颇具美国特色：
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美国智库：财团和政客的“第三只手”》2009年1月31日《瞭望》）
中国学者们也明白，智库和政界之间的“旋转门”，是美国的两党选举制、总统任命官员制、利益集团游说制等特殊政治制度的产物，而中国国情不同。其实两国的国情也没太大差异，前总理朱镕基就曾任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现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退休高官云集，不正是“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吗？
稍微考量一下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行政权力、财产权力和知识资源基本上集中在同一个群体内。“士大夫”这个称谓表征了这个群体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这个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
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和珅先生。
和珅的“大学士”可不是浪得虚名。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如果他生在今天，做个“海归”绰绰有余。他还负责编纂过四库全书，这活儿放在今天，是科学院长、文化部长的工作。
此外，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行政人才，做过理藩院尚书（外交部长），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缅甸、琉球和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尤其乾隆时期清政府对英国的外交事务，几乎交由和珅全权处理。
然而同时，他还是一位大地主，嘉庆4年(1799年)，抄家时发现，他有田产80万亩（薛福成：《庸盫笔记》卷3）。
可见在中国，产官学本来为一体，何须旋转门？这方面中国未必比美国落后。
然而，产官学一体的精英集团却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历史的轮回。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以极为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个集团，也没能遏制它的贪污、聚敛，这个集团制造的、走投无路的流民，最终埋葬了大明王朝。
热衷于“上达天听”，羡慕“旋转门”的“学者”们，最喜爱的是上“奏折”，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奏折”中的某个观点被某个“文件”采用。至于这个观点对社会是利是弊，其长远作用如何，反倒无人在意。
9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内需不足，为政者不知所措，为学者亦不知所以然，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上奏折。既然内需不足，就应该试图将居民存款“挤”出来，让它变为“内需”，而最能“挤”出的领域是居民必须消费的领域。于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改革”之议一时充斥学界。虽有持异议者，但无碍潮流，毕竟“市场化”已经取得了“政治正确性”。在“学者”们的“拥趸”下（别以为是“引领”，引领者另有其人，“学者”们不过是其“粉丝”罢了），这三个领域的“改革”大刀阔斧地展开。其成果举世瞩目，房地产界、制药界成了中国顶级富豪的摇篮，而教育界则进化到了商界，成为圈地运动的骁将之一。
可惜，如此辉煌的成就遭到了不识大体的愚民的诋毁，称之为“新三座大山”。但“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自信的学者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一度标榜的“民意”。然而，令学者们尴尬的是，他们本欲“挤”出的内需却愈发萎缩，以至于中国经济只能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无法为迅速壮大的资本提供所需的利润了。
现在，本届政府不得不对这三个领域的“改革”进行“再改革”，而当初那些热衷于上“奏折”的拥趸者有谁反思过自己的作用？这方面，我们的学者们倒真应该向美国人学学。
反思越南战争的美国人写了《出类拔萃之辈》一书，探讨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其身边的出类拔萃之辈如何将美国引入了越战的歧途。这种反思在我们这里肯定会被视为“秋后算账”，心怀叵测。然而，一位农夫如果不知秋后算账，恐怕难免家道中落；一个民族不敢秋后算账，肯定会重犯历史的错误。孔老夫子早就教导我们“不二过”——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但读读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老戏重复了多少次？直到黄宗羲，才有人试图深思其所以然。而黄宗羲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站在天下“万民”一方。
这是于佑任先生送给蒋经国的话。于佑任是前清举人，同盟会元老。在那个年代的知识界中，出了不少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然而，在“理性经济人”理直气壮的今天，你在百度上搜索“经营自己”，能找到980,000条信息。关于“伪君子”与“真小人”的争论也盛极一时，似乎君子必伪，小人方真。在这样的氛围下，“以天下为己任”非迂即伪，还是“做个小人真快活”，“我是流氓我怕谁”。
于是，人们在许多“奏折”背后总能发现一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学界则将这一现象视为“民主”的前提——“民主”就是在利益集团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求得平衡。
而真正事关中华民族长远生存的问题，却乏人问津。
如中国的经济系统，到底应走向何方？又会走向何方？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看到有说服力的文章。笔者所见者，大多以权威理论为依据，推演出其治世方略。各奉各的权威，自然各有各的见解。其相互驳难如鸡同鸭讲，无法服人。
其实学术争论，目标不是取胜，而是求真，是探寻整个民族的道路。正如鲁迅主张的“读经不如读史”。我们数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记录的是民族的集体生存经验。我们的生存经历，是一个动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直接研究这个过程，从中探寻启示与智慧，是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现实的必由之路。但自金观涛后，我们的学界似乎无此兴趣，倒是吴思、李亚平、当年明月等人以小说的笔法做着类似的探寻。
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表面上看，全社会都在谈生态保护，“生态文明”甚至写进了中央文件。然而，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现实关系到底如何？
2001年，布达佩斯俱乐部(前罗马俱乐部)的欧文·拉兹洛发表《Macroshift》（《巨变》）一书，认为全球系统遵循的是复杂系统演化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这类系统的演化有四个阶段，我们现在已经接近第三阶段的门槛，即接近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状态，系统便不可挽回地跌入第三阶段混沌，随后第四阶段便接踵而来：要么引发大灾难、大破坏、大瓦解，要么引发大突破、大转变并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
在他看来1860－1960年是第一阶段奠基时期，1960－2000年是第二阶段全球化时期，2001－2010年是第三阶段决定性的关键期，2010年以后将跌入第四阶段“末日境况”，全球社会发生或好或坏的“巨变”。
欧文·拉兹洛的观点固然振聋发聩，但很难视其为严谨的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试图寻找我们自己学术界对此的实证研究，可惜所得甚微，除了在“生态足迹”方向上有较多的实证研究外，笔者尚未发现从全局、动态的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即使“生态足迹”方向的研究，也是各干各的，而非在一个统一规划下的协同研究。以至于其结果既难于做地区间现状的横向比较，更无法比较各地区状态的演化差异。
如何理性地认识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如何使这种认识不再停留在个别案例或抽象议论的阶段，而是在系统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可信的、可操作的分析、判断、决策依据。这对13亿人的持续生存至关重要，这也是国土功能规划的基础。
这类事关天下利害的问题，才是学界必须面对并力图解答的问题。在真正搞懂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负责任的咨询意见。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
这是黄宗羲对先贤的描述。民族的理智寄托于学界，有负责任而理智的学界，才可能是理智的民族。今天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学界，而非汲汲于“智库”之辈。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用杜甫的话说，不过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