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拯救中国经济

［美］廖子光　林小芳　查君娴

国外理论动态 年2期

　　
　　《亚洲时报》2008年12月23日刊登了美国华裔学者廖子光题为《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拯救中国经济》的文章，认为中国必须摆脱出口依赖，建立高工资、充分就业的经济。而使用就业创造凭证，是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创造信贷，不构成任何通胀威胁，将为早日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描述：中国的工厂是以外国投资融资的，其借助于国内低工资，为外国市场生产，得到国内经济中不能使用的美元。
　　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中国必须以主权信贷为工厂融资，其生产面向国内市场，国内经济强健，税收自然增加，由此而来的主权信贷可以支付高工资，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都源于由外国资本融资的出口部门。自2007年中期以来，外国市场突然收缩，导致中国出口部门中数以万计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倒闭，这些企业中大型、中型和小型的都有，均位于沿海地区。
　　此类企业的大多数通常不断地将其利润汇回母国，留下极少的储备金，维持企业的短期运行，甚至还有不留储备金的。一见到金融困难，这些企业的老总发现，权宜之计很简单，就是停止生产，本人从当地消失，这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工突然失业，没有任何失业补偿和失业保险赔偿，甚至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外国投资者只是放弃了他们的亏损工厂，在这些工厂，他们基本不持有资产，因为工厂资产都被抵押给贷款机构。
　　这些破产的出口企业不可能重开，因为没有人预期全球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
　　5年前，也就是2003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开指责一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雇主，要求他支付一名农民工的工资，这引起了全国关注。200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三名农民工当选为新人大代表的资格，使他们成为全国农民工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首批“代言人”。这一发展是历史性的突破，将有助于弥合城乡发展的差距，减弱国内外不道德的雇主对农民工的压榨。
　　200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政策文件，誓言加强农民工权利的保护，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已享有的小孩教育、公共医疗和供得起的住房。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流向沿海出口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亿。为了应对新的变化和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中国一直在完善相关规章和法律。农民工的不公平状况大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状况的缩影。我们需要记住，1921年在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就是消除工人的不公平状况。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估计，在广州、东莞和深圳市，也就是中国南方的工业心脏地区的45000家工厂中，预期有9000家在2009年1月下旬、中国春节来临之前倒闭。该协会说，这可能意味着多达270万工人很快面临失业。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可以预期，每一季度，失业将翻番。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已经进行的升级过程，也就是实现制造业从低科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的高附加值、高技能产业升级。纠正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计划，与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依靠国内消费与发展的转型的努力密切相关。
　　然而，重组的速度必须进一步加快，目标是在5年时间内，基于平衡的国内发展和消费，建立充分就业的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惟一可行的战略是转变沿海地区破产的出口工厂，使之面向国内市场。但是，由于低工资，目前的国内市场在消费需求方面过于虚弱，以致于不能吸收出口部门的过剩产能。在全国范围内，出口部门都迫切需要重组，然而，私人信贷和资本市场目前都没有资金为之融资。市场力量是不可能胜任此项工作的。
　　为了启动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向依靠国内建设转型的新经济战略，中国政府需要建立直属总理办公室的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Commission to Restructure the Chinese Econo—my，CRCE)，授权该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出口部门突然崩溃带来的失业冲击，失业冲击会很快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复苏计划方面。所提议的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应该得到充分授权，具有合适的、充足的信贷创造权力，为迫切所需的复苏和保障高工资的就业提供融资。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必须具备完全的政府权威，无条件地及时偿还和清偿由主权信贷产生的短期债务。
　　通过从依赖出口向依赖国内发展的转型，经济复苏需要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调行动。政府的角色是通过税收激励和监管体制，引导私营部门积极参与全国充分就业计划。政府财政支出应该限制在为硬件和社会基础设施融资，这些基础设施不可能通过私人资本，甚至也不可能通过集体资本，得到有效的融资。应该将提高消费需求作为国家收入政策的一个优先目标，快速地提高工资水平，加上配套的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计划，就可以消除过度储蓄的需要。过度储蓄主要是出于支付急病时的医疗费用和为老年生活提供保障的考虑。
　　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将负责立刻发起庞大的就业创造计划，以人口的最小程度流动，实现全国就地充分就业。该计划可以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得到融资，通过使用就业创造凭证(work-creation certificates)，就可以建立一种事先融资机制。就业创造凭证是一种具有特别目的的货币，其发行专门用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就业创造。
　　在这种事先融资机制中，国务院将授权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在财政部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三个月到期、且在五年内可更新继续使用的就业创造凭证。这些凭证将由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分配到地方公职机构和参加计划的金融机构，再由它们贷给参与就业创造计划的私营企业，转变这些出口企业，使之面向国内市场。
　　那些需要现金并参与到地方公共机构实施的就业创造计划的公司，以及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核准的私营企业，可以从地方公共机构账户或参与计划的金融机构的工业客户那里，提取就业创造凭证。
　　接受就业创造凭证的金融机构可以将这些凭证当作商业票据，它们可以在商业银行贴现，商业银行又能够使其在中国中央银行贴现。这一过程将在政府财政预算的范围之外，提供所需的流动性，促进工资的支付。
　　随着经济和税收的复苏和扩大，中国经济重组委员会将赎回通过中央银行发行的五分之一的就业创造凭证。财政部将在中央银行存放对应数量的纳税人纳税凭证，作为这些就业创造凭证的担保。财政部赎回就业创造凭证时，纳税凭证归还财政部。
　　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坚决履行赎回就业创造凭证的承诺，以保障它们的金融效力。新系列的5、年期就业创造凭证，可以按需发行。
　　在政府财政预算之外，为了创造就业而创造信贷，不会带来任何通胀威胁。它是以增税来支持预算平衡的更负责任的另一种做法。消除了失业，也就无需支出失业福利补贴，这部分成本的相应减少将弥补赎回就业创造凭证的财政成本。随着财政盈余的积累来自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充分就业，这些盈余可以用于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推动硬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升级。这一方式是实现充分就业及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推动经济从依赖出口向依赖国内发展转型的最佳捷径。
　　因为与中国国内市场的全部潜力相比，出口市场是并将总是较小的，生产企业的收益性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来维持。降低单位成本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达到，而在国内市场扩大了销售量，提高生产率也就成为可能。然后，出口将只需支付所需进口的成本，维持贸易平衡。
　　随着工业企业面向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总销售收入将支持工资提高，因为以前被外国经销商和进口者拿走的大部分利润，现在能够用来支持更高的工资，高工资又可以进而增强国内消费需求。应该允许调高部分物价，以缩小农产品与制造品之间的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政府制定价格政策的目的应该是防止破坏性的大削价竞争和低于成本的倾销，不论该交易是有利润的，还是无利润的。应该对过高的利润进行征税，防止对有利可图的部门的过度投资。特别重要的是，缩小农产品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距，以提高农民的净收入，压低消费价格。
　　为了维持被出口部门解雇的1000万农民工享有年薪相当于10000美元(合68490元人民币)的就业，需要1000亿美元的就业创造凭证计划。为了维持1000万大学毕业生不致于失业，需要价值1000亿美元的另一项就业创造凭证计划。这是中国经济的金融能力完全可承受的，因为它们总计仅占中国当前持有的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20％。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笔钱不是财政支出，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将清偿的主权信贷。
　　只要中国决策者有勇气作出独立的思考，中国就无需接受美国金融危机所安排的命运。在中国知识界中，盛行全盘接受具有蛊惑力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宣传。为了消除贫困，中国必须首先在其知识界消除创造性思想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