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人会说不会做、长内斗不擅外战的名声早已是国际公认的说法，今天也不例外，经济危机用中文的解释是最好玩的一个词，上至政治人物下至平头百姓都爱把“危机危机是危中有机”挂在口上，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去说出真正的机会在哪里，几乎没几个人能说出所以然，更别说抓住机遇打个翻身仗，现在大家在媒体看到的一些“经济复收”的粉饰性宣传多半不具有公性力，大可不必太当真，就我个人看来，中国不但没有把危变成机，而且彻底失去了改变世界新秩序的大好机遇，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除了得一个“毫无意义”的奉承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好处，未来将变得更加迷茫和被动，因为这样的战略机遇期不可能在短期内二次再现。

我曾经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如何在新世纪“世界三大版块”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文章中我反复强调了中国利用这次机会咬定不放的几件必须做的事情，中国到目前为止一样也没有做，尽搞些粉饰门面的花花招数，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败招迭出，“外表光鲜里面烂”的事情做了一大堆，眼睁睁葬送了历史性机遇。　　

我们说战略机遇期，什么是战略机遇期？年年都有的机会肯定算不上战略机遇，那是日常工作，西方的危机期就是中国的机遇期，而中国却在此时还装什么正人君子？！还装什么同舟共济？还讲什么共克时艰？那就干脆别谈什么危中有机了。谁会跟你同舟共济？谁会跟你共克时艰？一个制定规则的主导者，遇到危机它们并非真心在乎你跟它是否同一条心，它在乎的是能否把你哄到一条船上，你只要上了它的贼船，你不可能能下船的，你必须还得按它的规则行事，如果你不上它的船，可能会受到威胁甚至是挑衅，但是，只要我们没上船，我们就是主动的，我们就有站在岸上看热闹的权力，我们就有改变规则才允许你上岸的主动性，至少可以要求西方在关键领域作出改变，管它威胁还是挑衅。WTO、IMF、世行对未来对有决定性的三大组织在此次危机中皮毛无伤，中国还叫什么建立国际新秩序？你改变了什么，有什么新秩序了？此时都没办法改变一点，那中国还能在什么时候搬动它？不要说三大组织，就是在WTO这一个组织进行有利于中国的改变也是一个安慰。　　

有些人也许说，中国政府也想改变，只是没那么容易改变的，谁愿意交出权力啊？其实这是在说废话，世界上有容易办的事情吗？有容易办的事情还轮到这个时候办，早就办好了，现在不正是西方危机最深的时候吗？此时你都不敢叫板，那何时还能叫板？等GDP超过美国的时候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没有勇气，缺少做正常人的起码的胆量，你就是富得流油也还是个懦夫，永远都不可能叫板。　　

最近，欧美不是又联手整中国吗？它们不想卖的东西可以天经地义的不卖给你，你的东西不卖给它，它还要强买，这就是WTO规则下的强盗做法，真正打官司，中国输的成分比较大，这就是我们必须利用危机要紧急修改的贸易规则，如果中国不敢挑战WTO规则，欧美就必定要挑战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就必定要抢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是个能源消耗大国，同时又是个能源生产大国，十分不幸的是：中国自己人在不择一切手段掏空自身资源的情况下，还必须接受西方列强的强迫性占有，这对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多么的可怕，比资源枯竭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已经陷入习惯性阳痿，打着“老沉持重”的幌子干着挥霍子孙利益的蠢事。　　

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调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期，中国为了好看好听的GDP数据，仍然重走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犯过的错误，仍然在依赖挖资源占耕地盖房子拉数据，经济结构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调整，银行的存款象私人搬家一样不停地流向房市股市和央企，老百姓依然对未来充满着失望和无耐，因为老百姓并没有从现行的政策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并没有找到自己敢于消费的理由，恐惧还是笼罩在一般民众的心中，这样的恶性循环会让西方的危机变成中国的危机，西方一旦缓过劲来，中国就开始走向滞胀。　　

前期文章摘录：　　

《中国如何在新世纪“世界三大版块”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让整个人类处于一个深刻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金融和经济实体的层面，带给人类的思考是全方面多角度的，是必须要跳出单纯经济层面的局部思维了，本次世界性的危机必将对现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版块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甚至是颠覆，处于这场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不管受伤的轻重，终究要置身事中，决不可独善其身，但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经济管理模式又为中国回避危机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证，适度的开放性和相对的封闭独立性使中国更少的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来思考、来运作未来世界的大变革中我们所要做出的战略决择及应变策略。中国必须拿出一定的勇气和智慧来引导一些大的国际版块的重新布局，从而提高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发言权及决定权。　　

    格林斯潘说，美国的危机是百年一遇，也许对世界来说也是百年一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机遇也许同样是百年一遇的，中华民族的崛起有时靠机会，有时也可以靠危机，中国有句俗话：乱世出英雄。那么，我们有没有领导人民在乱世中将中国塑造成英雄国家的将才和帅才，现在是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了。
    
    未来的世界，中国至少可以在三个影响人类最大的版块进行重构，分别是：经济和金融组织版块；地区及国际政治军事的合作与分工版块；文化及社会制度版块。　　

    第一个版是经济和金融版块。由于本次世界危机的导火索是由此版块引起的，所以首先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就是经济本身，那么在旧的世界经济活动中起具有领导作用的一些国际组织必须受到质疑和改变，其中最应当深层次变革的组织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表面上看都不是引起这场危机的祸源，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西方世界控制整个世界经济运行和操纵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正是利用这几大组织的。几首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通过它们得以向全世界其它国家输送和执行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想置身于世界之中，必定离不开这三大组织，即使你认为它们都非常不公平，也会想方设法的往里面钻，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的霸权几呼让每一个角落的人都摆脱不了这三大组织的束缚，除非你只想过原始生活。这三大组织不重新执定规则，中国就不可能在未来的新秩序中获得有利地位，要知道中国到现在还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所谓“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低三下四的乞求别人，这个所谓的“名份”问题是由谁定的，怎么定的？当然离不开西方；同样，在世行和ＩＭＦ里面也不例外，中国的发言权是可怜的少，与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毫不相称，是不是需要有人站出来颠覆呢？不管是否成功，但一定要挑战，方法和形式可以讨论，但目标不可动摇。　　

    第二个版块是地区及国际政治军事版块。这个版块的改变不是突然和立即实现的，而是要看第一个版块的改变程度决定的，如果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手法和作为得到世界的情愿哪怕是不情愿的公认，国际地位都将会自动提高，如果领导人不是一味的“韬光养晦”的话，我相信中国会有更多更大的国际空间。中国不要怕“中国威胁论”，要建立起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中国稳定论”，让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稳定器角色，不是不可能，只看敢不敢做。　　

    第三个版是文化及社会制度版块。过去东西方之间在很长时间内弥漫着意识形态的战争，直至苏联的解体才得以淡化，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长与短”之争仍然有现实的意义，危机不能断定就是资源本主义的短，当然也不能夸大社会主义的长，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经济体制优缺点都有重新探讨的价值，在中国尤其重要，“完全市场化和自由化”是某些经济学家这些年来极力鼓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计划成了中国无人敢提的“恐怖名词”，谁提计划，谁怕背上开历史倒车的大帽子，谁将被某些势力集团沉入底部而失去话语权。“开放”是另一个极力吹起的气球，甚至有“谁不开放谁就死”的论断，仿佛只有全方位开放，才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胜利者，但是，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不管是“市场和计划、开放与封闭”都不是万能妙药，都有其长处及不足，鼓吹者肯定只挑选对其有利的一面，而把不利的一面抛给弱势一方，因为“贪婪”永远是资本的目标，要满足自己的贪婪，利益从何而来，这难道不是值得反思的吗？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只做鹦鹉学舌，而是毫不避讳地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么就彻底抛弃社会主义，既然我们选择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有勇气宣传其长处，当然，我们也不能抛弃资本主义的长处，宣传社会主义并不意味重新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要将不同社会制度中好的机制拿出来供全人类享用，避免下一次更大灾难的来临。
    至于东西文化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只作个“引子”没有篇幅介绍，但是，可供大家思考。　　

                                               中南大学，孙锡良（2008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