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已经多次发表反对18亿亩土地红线的言论。近日，中国官方意见认为，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是有必要的，茅于轼再次写文章反驳，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茅于轼先生反驳18亿亩耕地红线的文章没有多少新观点，但他在最新的文章里说，中国官方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分析方法是“经验分析法”，所以不能带来新的知识；而茅于轼先生主张用“边际分析法”，因此能跳出本部门利益，看到全局利益。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正好说反了：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恰恰是符合中国全局利益的，而茅于轼先生反对政府保护耕地数量下限的做法，倒显得狭隘和短视。
    茅于轼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说，到底是17亿亩好，还是18亿亩好？或者是19亿亩，20亿亩？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可以讨论。但是，茅于轼先生如此提问题，并非从技术上讨论耕地保护红线究竟应该是多少，而是借这个说法虚晃一枪，最终依然简单得出结论说：反对设置任何保护的红线。茅于轼先生自认为跳出局部利益，关注全局利益，因而反对耕地红线，说白了也很简单。由于设置了耕地保护红线，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可以供非农业项目使用的土地数量日益紧张，势必造成地价上涨，带动房价上涨。因此，茅于轼先生主张放弃耕地保护红线，实际上是想破解房价上涨这个难题。这也就是茅先生“边际分析法”关注全局利益的实质。我认为，茅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面对一个经济现象，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照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便能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因此，茅于轼先生才真正是缺乏全局观。
    茅于轼认为，只要放弃耕地红线，政府的土地供应就没有限制，地价就会降低，房价就会下降。我觉得，这是茅于轼先生的一厢情愿，这是自由经济理论以为经济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幼稚典型。我们反过来看一下，如果耕地保护红线不变，政府同样降低地价有没有可能？把一切行为都看成经济行为的狭隘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不可能。出于西方的观念，政府也是一个经济动物，有钱不赚，政府能那么高尚？因此，政府的经济活动，只能用经济行为来纠正，而最正确的经济行为，就是茅于轼先生一贯主张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于是，放弃耕地红线，放开土地市场供应量，似乎就能解决房价问题。
    我并不像有些评论指出的那样，认为茅于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别有用心”，我只认为这是茅于轼先生出于对自由经济盲信的天真。我认为，只要土地垄断不改变，放弃耕地红线，在自由经济状态中，垄断价格依然会出现。比方说，世界钻石市场看起来是市场经济行为，但是，被少数几个大企业垄断，大企业手里的钻石库存如同政府手中的土地，放开供应，完全可以使全世界的钻石价格大为下降。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钻石垄断企业有意识地控制钻石成品的市场投放数量，以维持钻石的昂贵价格。因此，只要土地垄断不改变，放弃耕地红线也不能保证地价的下降。针对这个问题，也许茅于轼先生会说，下一步就是土地私有化，这就可以打破土地垄断。就算这是解决方案之一，但是，这个方案能够实施，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当前房价问题，几乎没有现实影响。更何况，私人土地垄断在当今中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可能比政府土地垄断更严重，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极为慎重。
    从根本上说，改变政府土地垄断这一经济行为方式，不如改变政府的观念。1000年前，中国发生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某些主张与司马光形成尖锐的对立。其中，在经济观念上，王安石认为，政府就应该赚钱，政府有了钱，才能办很多事。司马光认为，政府不应该赚钱，而应该维持社会经济活动的相对公平和稳定。在我看来，王安石的观点可能更具有临时有效性，而司马光的观点更具有长期合理性。放到今天，从根本上说，只要政府接受司马光的观点，哪怕仅在土地问题上局部性地接受，那么，不用放弃耕地红线，也可以降低土地价格，还不会带来其他不利的连锁反应，中国的传统，在这里简单而有效。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往往容易表面化。在耕地红线问题上，茅于轼先生的主张带来的最大连锁反应就是：如果耕地减少，粮食不够吃怎么办？茅于轼先生对此问题的辩解只是一本经济账，缺少了很多要素的综合评价，真正缺乏全局利益的平衡。在茅于轼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我首先指出一个小问题。茅于轼先生说，日本的粮食供应很多也靠进口。在日本粮食进口数量上，茅先生在不同的文章里给出了两个数字，一个说日本40%的粮食靠进口，另一个说是60%，这两个数字相差较大。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粮食进口的数字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然而，茅先生的两篇文章相隔也就几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日本粮食进口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疏忽。这个疏忽说明，茅于轼先生在反驳粮食供应问题上，有点手忙脚乱，他的辩词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
    茅于轼先生说，全国性的、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并不存在，他还指出，中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135人；美国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0多个人；茅于轼先生还说，俄罗斯每平方公里只有9人。茅先生用这个数字说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土地资源很富裕。然而，茅先生的这个说法，并不能解决中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除非茅先生通过经济分析，用自由经济理论说服美国或俄罗斯，让他们同意按照人权主张，接受1亿或几千万中国移民，大家把人口密度平均一下。茅于轼先生，可能吗？
    茅于轼先生用人口密度这个数字无非是想说，美国等国家生产的粮食自己吃不完，中国可以去买。至于有人担心美国万一不把粮食卖给中国怎么办？茅于轼先生举例说，当年南非被制裁的时候，对南非也没有实行粮食禁运。近年来，对于战争国伊拉克，对于受制裁的朝鲜，美国都没有实行粮食禁运，因此，茅先生用这些例子说明，不用担心美国会不把粮食卖给中国。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茅于轼先生如果不是隐瞒真相，就是严重地天真。这些没有禁运的粮食，哪怕如茅先生所说，是美国“白送”的，茅先生也应该告诉大家，接受这些粮食都是有附加条件的。而这些附加条件等于是利用人们挨饿的机会作要挟，类似绑架一样，让接受粮食的国家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茅于轼先生所说美国“白送”粮食，抛开它的附加条件，似乎是一种人权的体现。但是，我知道，按照人权观念，自由迁徙也是人权。所以，我主张，当一个国家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美国送来“人权”，我们只需要实践美国说得很好听的人权，我们要争取自己的人权——要求移民美国，把属于每个人的人权真正还给每个人。美国愿意吗？

    吃人家的嘴软，这是中国的古训。茅于轼先生也许会说，在自由交易的市场行为中，不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如果不卖粮食，还有阿根廷，世界粮食市场的自由贸易将使我们摆脱受美国要挟的可能。茅于轼确实是这么举例说明的，在我看来，这属于天真加幼稚。当粮食供应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供应商，粮食供应的垄断形成，那就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买方的选择权几乎毫无意义，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粮食如此，房子如此，所有的商品都如此。自由经济必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地正确；计划经济也是有条件的；企业追求利润也必须是有限制的。我们可以讨论各种条件、前提、限制的合理性，但不应该像茅于轼先生那样，简单化地把自由经济当成绝对正确，把计划经济当成绝对错误；把企业追求利润当成绝对正确，把企业赚不到钱当成绝对错误。
    再说，茅于轼先生真的愿意中国有一天处于南非、伊拉克、朝鲜那样被制裁，而没有遭受粮食禁运的命运吗？这样的例子丝毫不能为茅于轼先生的自我辩解增加说服力，它不能茅先生加分，而只能是减分。对于房价问题，我觉得茅先生不应该只从土地供应量上寻找解决办法，就事论事地想当然。而应该更深入地考虑，美国式的居住方式是否适合中国，美国式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否在中国有效？这才是茅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真正的全局观。对于土地和粮食供应安全问题，茅于轼先生还应该展望一下，再过几十年，地球人口达到100亿时，土地和粮食资源的作用会有多大。我认为，到那个时候，粮食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房价的重要性。到那时，粮食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武器之一。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会重新体会到中国古人的智慧，“民以食为天”。这可能是茅于轼先生轻视的“经验分析法”，但是，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茅于轼先生基于自由经济理论的“边际分析法”的正确性。中国古人的这个历史经验，远比茅于轼先生信奉的那套现代自由经济理论更具有纵向和横向的全局性、整体性价值。而且，中国政府保护耕地红线的做法，也是一种历史教训：粮食问题不能靠别人施舍，只能靠自己。

    当然我们还可以展望得更远一些——再过100年、2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下降到一个合理水平，我们确实可能没有了设置耕地红线的必要。但是，必须指出，那也不是土地可以乱用，而是因为人口减少，使用土地的需求也随之大量减少。到那个时候，茅于轼先生现在主张的结论可能是对的，但其推理过程、证明方式依然可能不对。然而，几百年以后可能正确的观点，茅于轼先生现在就主张大力推行，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茅于轼先生批评别人只注重局部，事实上，他自己才真正缺乏远见，缺乏全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