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一位接近农业部的知情人士向外界透露，年内出台的《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1-2020)》中，并不包含转基因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内容。

消息传出，外界极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试探舆论的气球，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政策已经转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什么一牵涉到转基因，事情就会变得如此复杂？　　

迅速扩张的转基因图谱　　

转基因技术，简单来讲就是从某种生物中提取特定基因，将其植入另一种生物的DNA中，使植入者产生具有特定性状的生物技术。运用这种技术，生物学界声称可培育出可抗棉铃虫的棉花，可长时间保鲜的番茄，可提高出油率的大豆..　　

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拉开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序幕。　　

2002年底，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就占据了阿根廷国内大豆种植面积的99%，而早在1997年，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就开始非法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2005年转获得合法性后，转基因大豆很快占了巴西大豆产量的六成。　　

截至2009年底，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以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为代表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2550万亩发展到2009年的20亿亩，14年间增长了79倍。　　

目前，美国仍然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种植国，2009年种植面积9.6亿亩，其次是巴西，3.21亿亩。中国目前的种植面积有5550万亩。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介绍，美国本土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连年扩大后，现在已近饱和。　　

与转基因技术应用同时扩展的还有强大的反对声音。在他们看来，转基因技术短短20多年的历史，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还不能立即表现出来，不能冒然推行。　　

反对者也有自己的事实论据。　　

1998年，英国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显示，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老鼠出现了肝癌早期症状、睾丸发育不全、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部分萎缩等异常现象。虽然这并不能直接说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但至少表明转基因食品并不非常安全。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一项报告，认为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社会公益组织更是激烈反对转基因。绿色和平组织认为，转基因水稻会严重危害中国南方的水稻基因资源的多样性。“短时间内并不能检测出转基因作物的非预期效应。”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安全项目主任方立峰这样告诉记者。　　

2009年底，绿色和平组织对江苏盐城进行调查，发现当地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不仅没有产量上的优势，农药用量也未减少，原因是次生虫害严重。　　

反对者甚至从哲学高度就否定了转基因的技术路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技术假定了所有物质间都是一对一的关系，这从理念上已为不确定性很高的人类实践所证伪。　　

“我们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时间太短了，目前还根本不能熟练地运用这项技术。”蒋说。　　

转基因的支持者则不以为然。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教授经过10年研究，认为转基因水稻对环境来讲是低风险作物。　　

工程院院士李宁教授也认为，很多专业研究老百姓并不懂，而反对者提供的很多资料都过于感性。“应该把科学的东西准确、理性、迅速地传递给老百姓。”　　

争战背后的垄断利益　　

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始于863计划。2000年以后，除了863专项外，政府还设立了转基因专项，开始自主创新。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政府将为转基因研究投入200亿巨资，是新中国史上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是政府投入常规育种资金的几十倍。　　

政府资源投入的严重不平衡，自然引起常规育种界的不满。2011年3月两会期间，宁丹东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何晶公开呼吁政府应加大对常规育种的科研投入，并得到各界的广泛响应。　　

但对于国内转基因育种的科研机构而言，更大的利益来自其研究成果的推广种植和商业化。　　

2005年下半年，转基因育种相关专家抛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认为转基因水稻已完成安全测评，未发现安全风险，要求政府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实际上，政府尚未审批，种子已从育种机构流出。2005年前后，湖北地区就开始种植转基因水稻——当然，农民并不知道自己种下去就是转基因水稻。　　

2009年8月，农业部为华中农大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但政府至今并未批准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但因利益纠缠，转基因水稻种植已经扩散。据2010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湖北省多地已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而种子正好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　　

“转基因种子要比常规种子贵2—5倍左右，而且不能留种，农民每年都需要购买新的种子。”绿色和平组织的方立峰告诉记者。　　

但中国转基因研究机构所获得的只是蝇头小利。“极少数企业垄断农作物种子、控制农作物种子市场，控制粮食市场，在获取垄断性利润。”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说。　　

这极少数企业并不是中国公司，而是美国的世界种业垄断者孟山都公司。　　

2009年中国拥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8700多家企业，全部加起来销售额不过500亿元，而垄断了全球九成的转基因专利的种业垄断者——孟山都公司的销售额却达110亿美元，其中六成来自转基因种子。　　

在孟山都的产业链上，一大批粮商、种子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不得不仰人鼻息，而垄断者在不断滥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以谋取超额利润——现在，江苏盐城农民在市场上已很难买到非转基因棉种。　　

孟山都最强大的杰作，是以其转基因大豆大量出口中国，摧毁了中国大豆产业——2009年起，中国每年持续以5000多万吨规模进口孟山都转基因大豆，而国产大豆产量2011年预计不过600万吨。　　

当然，这并不是公平竞争。在孟山都等强大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为大豆产业提供了巨额补贴，让美国大豆的到岸价每市斤比国产大豆低两到三毛钱。　　

孟山都在中国市场的强大控制力，引起了各界从国家安全角度的强烈反对，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监管困局　　

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态度并不一致。　　

因为控制世界主要转基因技术的孟山都是美国公司，其游说能力强大，美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态度最为宽容。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监管部门主要包括农业部、环境保护署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监管方面遵循“有害才管”的原则，法律并不要求转基因产品要经过与传统产品不一样的特别评估或许可，也不要求转基因产品带有特别的标志。　　

但欧洲的态度则不同。　　

2006年，荷兰发现从美国进口的已认证的非转基因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旋即宣布将加强对进口美国大米的检测。　　

事实上，欧洲国家对于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和消费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欧盟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存在潜在危险，所有转基因生物及其研发过程必须接受特别的安全性评价和监控。欧盟法规禁止转基因大米的进口和销售，并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志制度。但欧盟各成员国有的直接使用欧盟法规，有的依据这些法律制定本国自己的法规。　　

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介于美欧之间。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对5大类17种食品或产品，要求必须进行是否转基因标注。　　

2000年颁布的《种子法》也明确规定，销售进口种子要贴上中文标签。同时规定进口商品种子的质量应当达到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执行。　　

华东理工大学张惠展教授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技术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目前绝大部分转基因作物都是棉花，它本身不是食品，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危害。　　

但其实并非如此。方立峰介绍，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目前国产木瓜基本都是转基因，但是没有标志，消费者根本不知情。　　

2004年中国农业部成立第一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由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贸易等多个领域的58名专家组成，负责安全评价评审、技术咨询及技术指导工作。但其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人。　　

2010年年底，福建省政府曾一度明令禁止转基因大米在省内的销售，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但这个政策很快被悄悄叫停，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