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线专家做科普谈开来：兼回答钱学森之问
蒋高明
光明日版记者冯永锋先生约笔者谈一谈一线科研人员对待科普的态度，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在当前的科研体制下，一线研究人员搞科普时是“不务正业”的，甚至是偷偷摸摸去干的。由此，他们的科普作品是不算绩效的，其劳动是不予承认的，这个工作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是不被同行看好的。
可是，笔者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晚年在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等发表的文章是列在其学术成果名录里的。候先生一生发表各类文章图册300余篇幅，其中晚年的作品是以报纸和科普杂志为主的，如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报，新华文摘，文汇报，群言，红旗，生命，南方日报，内蒙古科协，贵州科协，宁夏农业科技，江西科学，植物杂志，大自然，北京科技报，等等。要是放在今天的科研单位评估，候先生拿这些东西来晒，是被笑话的。可是，尽管今天能够写生态学高分SCI文章的科学家大有人在，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中国的生态学家能够在学术上，重大社会影响上(候先生的观点曾被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万里等领导同志认真批示，或当面听他的高见)，被国际同行认可上，超过候先生的高度。
国家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科教兴国，然一线人员不愿意做科普，只有到了退休后才走向社区，何谈创新呢？当然，我们的观点仅代表我们自己，可能其他一线研究人员有更好的做法。
比如这次转基因的争议，公众肯定是希望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来讲一些通俗的知识的。可惜，他们不屑出来说。坚定支持的，是一些没有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无正式职业的所谓科普作家，他们要么使劲忽悠，数据张嘴就来，要么关键的问题隐而不露，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公众就很难相信他们的话。前天，中科院研究生院召开一次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研讨会，那些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原来答应是参加的，但临到开会，却一个到没有到场的，让会议组织者好不尴尬。既然理直气壮地支持，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出来针对公众科普，哪怕从那240亿元人民币的重大转基因专项里，拿出一些钱来培养一些能够让公众听明白的转基因科普科学家也算是一个社会进步吧。实际情况不然，有如此多的钱的花，管你懂不懂，管你质疑不质疑呢？出问题也是多少年后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有些人也许不在了。DDT,三聚氰胺，四乙基铅，瘦肉精，这个新生事物让公众接受的时候，科学家都是拍着胸脯说没有问题的。
钱学森临终前曾发过这样的疑问，大意是，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能培养大师的人才？这个问题被媒体上升到“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钱氏之问，不该问大学，而该问这个制度。大师级的人才不是培养的，而是自己成长的，4年的学习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研究思路，但大学生在大学里，从那些追求学问的教授身上学到的做人做事的精神，是其成长为著名科学家的最初动力。大师人才需要有成长的土壤，种子固然重要，然土壤尤为重要，将种子放在水泥地上，任你是多么强大的转基因种子，你也成长不起来。爱迪生，毕昇，华罗庚都没有进过大学，但不影响他们成为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切向钱看，没评估搞的提心吊胆，哪有什么心思搞创新，钱学森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行不愁，待遇是一流的，那是真的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如果也像今天那样，要他每年都有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看他还能够提出“钱学森之问”吗？
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不乏人才，缺乏的人才成长的环境。中国400万个村庄里，每个村都可能出一个治国的领袖；有人引路，也许会成为科学家，或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下去，做出大的贡献。农村里的能人就是人才。那些引进的海归，本科前许多是国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为什么在国外几年就有了成为引进海归人才的本钱呢？是那里的土壤好，种子还是一般的种子。
那些被高考赶出大学校门的，想必还是有不少偏才，怪才，乃至天才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将其埋没了。或者，他们为了生存，将自己的创新思路悄悄地隐藏起来，随大溜去了。陈一文先生说，自然科学基金要求你不能超越已有的知识理解，要得到同行认可，显然是一种随大溜，更狂同行看到你的想法古怪，可能就将你的项目扼杀了。鲁迅说，打年糕猴子变人时，那些先站起来的，会被咬死的。被咬死的可能就是人才。
要是诺贝尔奖得主，都去随大溜，我想他们肯定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他们自己压根就不是为了得奖而活着的。我们的科研人员，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还要他去创新，去对人类做贡献，去摘得诺贝尔奖，去回答钱学森之问，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过了呢？
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对科学追求的态度，是为了真理不怕杀头的勇气；在物质上，科研人员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安静的时间思考问题，放心大胆地做学问。这些恐怕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没有出大师级科技人才的真正原因吧。引来的海归可能成为院士，但成为国际同行认可的人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再者，成为院士的道路，是否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呢？这一点，想必今不如昔。
再如一线人员科普，到公众去，对外行讲自己的发现，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升华的过程，一些外行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哪怕是蠢人的问题，往往是给你很好的创新灵感的。但是，一线人员为了生机问题，谁愿意浪费那个时间去搞什么科普呢？
掌握科研资源的科学家混日子，只求安逸，不求出错；不掌握资源的科研人员，为了生计奔波，没有心思搞科研，这两条都压制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动力只有来自自身的时候，才能够有新发现。毛泽东说过，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当今的知识分子，就是缺少一点精神，乃甘于堕落，流于潜规则，或者干脆干起科研腐败的勾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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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从“被科普”到“要科普”
发布时间： 2010-05-17 03:40 来源：光明日报
本期关注 全国科技活动周
又到一年科普周。5月15日，第十次全国科技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科普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每年科普周的重要内容，而近些年，如何使科普更具实效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于是，城市社区更多地进入到科普视野。
社区 是城市的细胞。城市社区的万家灯火连着千千万万个家庭，上至老人，下至婴孩，还有流动人口，科普面对的人群十分复杂。天灾人祸、衣食住行，科普涉及的内容无所不包。城市社区科普，在我国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社区科普工作该从哪里下手？难点、焦点、突破点在哪里？这些都成为目前我国科普工作探讨的重大课题。如何使社区科普能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日前，本报记者约请几位专家就社区科普问题展开了探讨。
主持人：本报记者 胡其峰
嘉 宾：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教授 李大光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蒋高明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朱效民
“科普”已经成为公民的权利
要点:如今“被科普”的情况很普遍。今天的科普工作不仅是政府的责任、科学家的义务，更是公众作为社会公民的权利：公众有权利了解科学、参与科学、决策科学。科普工作应为此提供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树立服务意识，不能再把公众仅仅当成“被科普”的对象。
记者：如今社区的居民对日常的科普需求呈现什么特点？众所周知，社区科普工作难做，但这“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居民的不积极参与吗？
李大光：不久前，在北京市科委的指导和支持下，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进行了一次《北京创新型科普社区评估》调查。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科学知识的态度有三个特点，一是希望科学知识能派送到自己家门口来；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作为普通公众只需要知道科学结论就行了。至于科学原理，没有必要知道，也不可能了解。比如，知道三鹿奶粉是有问题的，而有问题的化学物质是三聚氰胺。知道这些足够了。至于什么是三聚氰胺，我们没有必要知道。三是大多数参与调查者只对那些与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相关的知识感兴趣，而且，生存的压力与知识需求的广度成正比。
朱效民：这两年流行一个“被”字，其实在科普领域也广泛存在着“被科普”的情况，表现在科普工作者更多地从自身主观愿望出发，较少考虑科普对象的需求、爱好、习惯、实际条件等，结果造成费心费力（现如今还很费钱，如在社区建科普数字港、LED显示屏等）开展的科普活动却并不怎么受青睐，公众往往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难有主动参与的机会，自然积极性也高不到哪去。
今天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均跟科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受到科学的很大影响，因而关于科学的话题常常并不是一个纯“专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加之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早已成为一项无比庞大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开支，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并且需要去关注的。今天的科普工作不仅是政府的责任、科学家的义务，更是公众作为社会公民的权利：公众有权利了解科学、参与科学、决策科学。科普工作应为此提供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树立服务意识，不能再把公众仅仅当成“被科普”的对象。
当代科普的重点：如何找到知识
要点：公众对科学知识千差万别的需求，从来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代科普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方便或有效地协助公众找到需要的知识（到哪里找，找谁），而不是无休止地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记者：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社区科普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是像原来那样不断地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还是应该放在别的方面？另外，科研院所内一线的研究人员都掌握最新的科学前沿动态，但他们通常都不愿意到社区、到基层从事科普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朱效民：今日的科学知识早已是一片汪洋大海，科普应该给公众提供哪几桶水呢？要多少桶水才算够呢？这简直有点象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了。公众作为一个整体，与科学家群体之间永远都会存在着知识水平上的差距，否则后者也就不是科学家了，企图填平两者之间知识鸿沟的做法，早已被证明是科普传统的缺失模型的一厢情愿罢了。把公众当成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就容易视公众为均一、同质的群体，进而忽视公众对科技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使得科普要么华而不实，要么单调乏味，不受欢迎也自在情理之中。实际上，公众遇到的有关科技问题常常是具体工作、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众对科学知识千差万别的需求，从来都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因此当代科普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方便或有效地协助公众找到需要的知识（到哪里找，找谁），而不是无休止地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蒋高明：目前在科普讲堂上比较活跃的主要是退休专家或者一些资深院士，而对于公众非常想了解的一些最新科研进展，很少有一线专家愿意来科普。这是为什么呢？体制使然。目前，对于一线研究人员的评价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能够拿到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越多得到的绩效就越高；二是发表的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每年一排队。排名靠后的研究组可能被取消。这两个硬性指标，就决定了一线研究人员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申请经费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当前科研环境下，不融于一定的圈子，不遵守“潜规则”就很难得到研究经费。一线研究人员所作的社会贡献，如科普报告和科普文章，乃至给政府决策部门或国家领导人的建议，都是不算绩效的。如果发表不了SCI，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还可能卷包走人。这样看来，一线研究人员不屑去做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就不难理解了。
科普：切忌追求“高、新、贵”
要点：只要是在本社区合适、有效的科普媒介手段，就是最好的，科普要多元化发展，而不应一味地追求高、新、贵，实际上却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
记者：有人认为，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劣势是时间上会有冲突，把研究工作“翻译”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太累人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随着政府对科普投入力度的加大，一些基层社区的科普设施已经很先进了，但科普的效果却未同步显现，其中的症结在那里？
蒋高明：其实，以我的切身体会，处理好了照样可以科研科普两不误。如果养成了好习惯，做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图片、事例和数据，将来做科普时就能够用得着。当然，对于一线研究人员做科普，搞硬性规定恐怕不行，因为很多科学家是“能做不能说”的。
如果要科学解决一线研究人员时间冲突问题，实际上可以考虑请科普对象进入实验室，如让一些中学生参与科研，和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实验。例如清华附中的侯荀同学从高一开始就参与内蒙古治沙实验，她的实验成果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科技比赛，获得了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奖”。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推荐到我们研究组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国家天文台的王绶?院士发起的。
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一线研究人员能把研究成果解释清楚了，这是需要一定“内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别人讲明白呢？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用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工作传播给公众。像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和社会实践关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众拉近距离。
国外同行比较关注科普工作。我在英国的导师布莱德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亲自参加中学生的野外活动，教他们辨认植物，还带研究生参加社区的活动。英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很好，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输到社区，告诉给决策者，避免走弯路。英国人搞大伦敦规划时，很多大学的学者都是非常活跃的。
朱效民：随着政府对科普投入力度的加大，一些基层科普设施建设正大踏步向着更高（级）、更新（潮）、更贵的目标迈进，电子液晶显示屏、多媒体可视化建设热火朝天，数字港、数字家园设计不亦乐乎。而对这些设备能否有效使用、在社区环境下能否发挥最大效益、甚至是否适合当地居民的实际情况和使用习惯等问题却关注不够。同时，由于科普内容、信息方面的资源建设远远跟不上，以至于一些花了数万元至数十万元的设备使用率相当低下，加上缺乏长期维护管理的配套资金，大多最终成了高级科普摆设。
先进的科普手段、方式，一要注意与基层社区的条件、习惯相结合，二要尊重传统的科普媒介、手段和方式。在发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如网络）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的手段，如会议传达、书面公告等，将二者结合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应树立只要是在本社区合适、有效的科普媒介手段就是最好的务实精神，多元化发展，而不应一味儿地追求高、新、贵，实际上却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
科普模式要以公众为中心
要点：需要引入把公众作为科学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者、利益相关者，以及政策参与者等新的维度，关键是要把公众放在科普工作的中心位置，建立起以公众为中心的科普模式，从而将以往科普从外部注入、要求接受的方式变为需求导引、服务为主的方式。
记者：对社区科普工作的提升和发展，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如何让公众从被动的“被科普”地位转变成主动的“要科普”状态？
李大光：社区科普不等于仅仅在社区地域范围内的科普活动。北京的社区是在中国高度信息化发展和北京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的社区，因此，社区的科普工作不能仅仅限于社区，科学知识的传播还需要依赖整个社会的信息发展，应该积极建立与北京科普设施的联系渠道、利用现成的科普场馆和设施，促进居民的科学素养。
朱效民：要让公众从被动的“被科普”地位转变成主动的“要科普”状态，需要引入把公众作为科学技术的使用者、消费者、利益相关者，以及政策参与者等新的维度，关键是要把公众放在科普工作的中心位置，建立起以公众为中心的科普模式，从而将以往科普从外部注入、要求接受的方式变为需求导引、服务为主的方式。如在科普工作规划前充分调研了解公众的科普需求、习惯和特点，提高科普的针对性；在科普工作过程中，建立积极、快速、高效的响应互动机制，主动及时地回应和满足公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到民主参政等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需求；在科普工作总结和评估时，公众应有发言权，而不是只请专家和领导打分了事。总之，在整个科普工作的过程中，公众应成为主动的参与者，真正使科普以公众为中心。
蒋高明: 建议科研院所或高校，要么停止对研究人员无休止的评估，要么将一线科研人员的科普工作予以绩效承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一线研究人员到基层社区科普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