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收入差距扩大根源的分析及建议

郝贵生

近日，许多网站纷纷转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8月6日　在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所做的关于《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的发言内容。　　

    发言首先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1992年，全国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2004年，达到0.44。这几年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笔者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关于扩大的具体比例没有做过统计。但从报刊、网络看到的大量事实和日常生活中对周围社会现象的观察。笔者坚信杨所长的判断和结论是正确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实质是贫富差距的拉大。杨所长认为，这种收入继续扩大的趋势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应出现的现象，所以他主张改变这种状况。笔者也赞同杨所长的这一态度。　　

    但问题是，有这种认识和态度的人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中究竟有多少？是否都正视和承认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客观事实？是否都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笔者没有做过统计，也无法做统计，但从直观上感觉，相当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不承认这种状况，他们给改革开放提出的灵丹妙药和政府的一些措施还在继续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样的学者和政府官员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情感吗？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味道吗？很高兴看到杨所长正视和承认这种客观事实，并给予否定态度，而且试图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和改变这种状况的具体建议。笔者对于杨所长的这种态度是赞同和肯定的。　　

    但又一问题是，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够正确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的根源，就不可能找到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经和方法。而杨所长把把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初次分配秩序混乱。而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及到初次分配之中，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他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是要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第二是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是完善政府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二要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三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　　

    杨所长的这种对于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根源分析及对策是笔者不能赞同的。杨文的认识只涉及到问题的皮毛，而且有些观点是错误的。笔者想就这一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惟一问题，与之伴随的社会问题还有官员腐败、黑社会势力亦趋严重、居民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等许多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不能孤立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呈扩大趋势问题。同时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分配问题都不能离开生产关系，不能离开所有制问题。而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又不能离开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问题。从上述观点和方法出发，笔者认为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者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主要根源是：　　

第一，私有制企业比例的逐步加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过公有制企业是导致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经济根源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分配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所有制和生产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社会分配的主要原则是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无论如何之大，也不会造成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达到基尼系数0.4，更不会继续扩大。私有制企业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谁的出资多，谁的收入就多。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导致相当多的人拥有比普通劳动者多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上万倍的收入。这些人生活尽管奢侈豪华，也不可能把全部收入都拿来消费，而是拿出相当大的部分作为资本投资到生产过程中，或独资占有企业，或通过占有股票投资企业。按照经济学的最基本最简单原理，资本投入越多，其分红、获利就越多。而普遍劳动者没有收入购买股票，或极少收入购买股票。因此依靠资本获利等于零或近似于零。一个企业内部职工的收入差距必然呈扩大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本来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事实上近些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制，就是卖国有企业。据《嘹望》杂志2007年第40期报道，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比重是：私有企业占95.7%，从业人员占84.0%，进出口总额占73.5%。“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名存实亡了。这种客观上私有经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怎么能够不导致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呢？就在杨所长的建议中，主张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逐步减少国有控股比例，最后变成完全的所谓社会资本控股的民营企业（实质就是私营企业）究竟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还是继续扩大收入差距呢？　　

第二，以权力占有收入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是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政治根源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权力至上。权力者通过权力不仅可以占有经济资源，而且还可以直接占有货币。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特别是权力至上观念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批判和彻底根除。应该说，这种观念在建国初期和文革中曾经进行过较深入的批判，但文革之后，权力至上的观念又大肆泛滥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官倒现象的出现其实质就是权力者通过手中的社会权力占有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中，不仅没有抑制权力占有社会财富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涌现出比官倒一种方式更多的权力占有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如政府官员通过直接贪污、权钱交易等占有社会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官场腐败人物的逐步增多，近些年来竟然大批腐败人物前赴后继。这种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实际是与资本的相互勾结。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私营企业主谋取经济资源。私营企业主通过政府官员的权力扩大自己的资本。再把资本投入到市场中，利用官员的权力继续获取更多的利润。如天津市私营企业主王小毛最初的资本也就是三十万元，短短十几年间，就从三十万元发展到三十个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找到了原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后调任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李宝金做权力靠山。几乎王小毛每一次资本的扩张都与李宝金有直接的关系。李宝金利用手中的检察权力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行为。而王小毛并没有把她的收入相当部分直接交给李宝金。李宝金对她的要求就是他自己退休后，在王小毛的公司有个兼职。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任意支取王小毛公司的钱财，王小毛的公司就是李宝金的公司。李宝金同时还接受其它企业和各种人员的行贿收入。他案发时，由他个人支配的检察院小金库资金就达一亿元。李宝金这些年来不仅为自己谋私利，还利用国家赋予的检察院的检察权力为检察院的职工谋取房屋等不正当的利益。李宝金与王小毛的关系是中国当代社会官商勾结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国社会暴富起来的人可以说100%的其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权力靠山。而所有官场腐败分子背后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暴发户。中国房地产暴发户几乎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据媒介公开披露，中国目前拥有亿万元的暴发户至少有5.5万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官场上至少就有5.5万个腐败分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这种依靠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方式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能不使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吗。以权力占有资本的方式还有号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把自己的工资定在年数百万、数千万元上。究竟是谁赋予国有企业老总拿这么高的工资？这也许就是杨所长所讲的初次分配秩序的混乱。但这岂止是分配的紊乱问题吗？这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变相地把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变为实际的私人企业。这种利用权力变相地改变所有制是国企内部分配收入扩大的真正根源。此外，不仅在经济和政治生活领域，在教育、文艺、医务等其他领域领导者利用手中的管理权力、学术权力、名人效应、招生权力、处方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尤其官员在制定工资和奖金改革方案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倾向权力者和级别高者，结果造成每次涨工资，钱越多的涨的越多，钱越少的涨的越少。涨一次工资，差距拉大一次。而每次涨工资后，总体物价就要上涨一次。钱　　

第三，改革指导思想的模糊、混乱和错误是导致居民收入呈扩大趋势的思想理论根源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思想理论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实践的过程、效率和结果。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理，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思想，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折射改革理论的模糊、混乱和错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前所指出的官员腐败、黑社会势力严重、居民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都反映了改革指导思想的模糊、混乱和错误。笔者认为，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有以下几点是模糊、混乱和错误的：　　

其一改革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改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的多次重大决议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强调一是公有制为主体，改革公有制企业自身的不合理的制度和种种弊端，完善公有制自身。二是在这一大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但在改革实践中，在某些所谓经济学家的鼓噪之下，他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归结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改革就是改制，就是改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国有企业。个别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其严重的领导人在农村改革中，以土地承包为名，变相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为土地私有制。在城市改革中，简单化为改革就是卖国有企业。基本上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的完善和改革上，目前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已经变为私营企业（目前媒介和学界把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也是全民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尽管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还在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但紧接着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原则上讲似乎是正确的。但二者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哪些行业、哪些领域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哪些行业、哪些领域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否任何行业都可以搞私人企业，如银行、航空业、煤矿等许多问题不是非常清楚的。而客观实践中，那些以各种名义贱卖国有企业给私有者的领导者也是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还有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的是非观念吗？同时，这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所有“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质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竟然出现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可想而知，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改革怎么能不出现问题呢？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究竟还要不要坚持？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理论。而劳动价值论则是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联结起来的中介、纽带。马克思自己说过，劳动的二重性原理是理解他的全部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也是马克思最突出的贡献，它不仅有助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有巨大指导意义的。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之后，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否定和歪曲。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直接或变相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甚嚣尘上，他们竭力鼓吹资本价值论、知识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商品交换本质上仍然是劳动的交换。任何人物质收入也应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加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外资和民间个人资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也无可非议。但社会价值、社会财富本质上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收入也主要应该由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实现分配和交换。但客观事实上由于鼓吹资本价值论，按资分配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企业的主要分配方式。而一些企业家的资本究竟是如何获得的？是通过合法途经获得的吗？前面所举王小毛一例，证明他们的资本几乎都是与权力者相互勾结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获得的。再把这些不义之财作为资本投入到物质生产活动中，继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由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整个社会上企图离开自己的劳动，依靠钱生钱的方式获得收入方式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有现钱的人买股票、买房子、集体集资，其目的也是通过非劳动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从法律上，某些做法是可行的。但从理念上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应该提倡的。但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竟然出现“要增加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说白了就是要增加资本性的收入。那么其结果就是钱越多的越多，钱越少的就越少。而钱的本质就是劳动价值。钱多的人占有的钱本质上是占有钱少的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由此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如目前房价居高不下，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人购买住房已经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倒卖或出租。这种方式所获得的货币尽管合法，但违背了劳动价值论。也是钱多的人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的一种方式。　　

其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究竟是正确的口号，还是错误的口号？　　

近些年来，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且这个口号也几次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目的就是经济效益。讲公平就会影响效率。因此在效率优先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再兼顾一下公平，若效率还没有提高，干脆就把公平彻底抛弃。许多企业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借口企业效率还没有提高，于是为了所谓效率，就竭力拉大收入的差距。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固然效率是社会主义企业追求的目标，但绝不是惟一的目标，公平也是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在反封建过程中，就曾经高举平等的大旗，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放弃了公平、平等的目标吗？追求公平就一定影响效率吗？追求那种平均主义的所谓公平确实影响效率，但我们今天在承认劳动能力差异的前提下，按照劳动这一尺度衡量不同等的人的平等观念不是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同时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还包括权利的平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用这样的公平观念指导企业发展，不仅不会影响效率，而且会真正并长远促进企业效率的发展。反之，离开公平单纯追求效率，可能会有暂时的效率提高，但不可能有长远的效率提高。也正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以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抛弃了这一口号。效率、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笔者套用邓小平讲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关系的一段话“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效率和公平也应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时，居民收入的差距必然缩小。　　

其四，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要不要批判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腐朽内容？　　

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几千年的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以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而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和汲取资本主义优秀文化的大旗下，放松甚至完全放弃了对这两种文化腐朽内容的批判。这两种文化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这种腐朽文化塑造的是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的人，虚伪性的人，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人。相当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知识分子受其严重影响，已经成为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片面的人。这种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的手段疯狂地聚敛钱财，侵吞和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综上所述，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如杨所长所说的单纯是初次分配方式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综合治理。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各级领导必须正视和承认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和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客观事实，下决心改变它。如果根本否认这种客观事实，或者认为它是改革进程中的正常现象。那就不可能抑制和改变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我们的各级领导还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对劳动人民有一点感情的话，那就应该正视现实，努力采取多重方式改变现状。　　

第二，改变现状的策略方法不是领导和学者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必须到实践中，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在掌握本部门、本单位的差距拉大的大量客观事实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之，从中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的策略方法。　　

第三，必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究竟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改变和纠正改革进程中的错误、模糊、混乱的指导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　　

第四，必须正确认识政府权力与企业直接的关系。权力不干预企业和经济行为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干预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究竟应该如何干预？是从宏观上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宏观指导，还是越俎代庖？笔者认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究竟如何处理政府权力与企业发展（包括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等非公有企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确实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探讨、研究。但大前提是政府官员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第五，必须加大对官场腐败现象特别是官商勾结现象的打击力度。社会腐败特别是官场腐败是导致社会暴发户暴发的最主要根源。中国短短三十年，涌现出数万、数十万的暴发户，这在其它国家那怕是最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么快的速度。而且目前的暴发速度还在加快。尽管近些年揭露出许多级别相当高的腐败分子。但笔者坚信，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还是少数。许多权力者有意无意地找各种借口掩盖、维护、保护腐败现象和腐败人物。不加大和彻底根治官场腐败，谈何缩小贫富差距？　　

第六，必须加大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腐朽思想内容的批判，加大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学习、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塑造人的文化，它所塑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为劳动者谋利益的共产党人，是说实话、干实事、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人，是头脑清醒、能够明辨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第七，真正落实和贯彻党中央近些年来提出和阐发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把塑造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为核心实质是人的发展为核心，人的发展是本。没有人的素质、能力的真正发展提高，没有大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制定了合理的分配制度，到了低素质的执行人手里，也会走偏，也会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所谓理由之下推行各种潜规则。如果真正落实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就一定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分配制度，并具体落实，就一定会改变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而且会缩小这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可惜的是，党中央提出和阐发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始终没有在各个部门、领域包括学校真正贯彻落实。违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非科学发展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　　

改变中国人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更多的人的觉醒，需要更多的人拿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去深入批判现实，去凝聚为一种强大的战胜邪恶的正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就是充当这种力量的发动者、组织者。放弃这种任务，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附：　　

国家发改委专家：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　　

http://www.enorth.com.cn　 2010-08-07 09:2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6日在此间提醒说，早在2004年，中国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这之后，中国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　　

　　杨宜勇当天应邀在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做《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时表示，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秩序紊乱、制约机制缺失等。　　

　　收入差距过大方面，中国自1992年开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并且近年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上涨趋势。早在200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4，这一数字已超过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由此可知，2004年全国收入差距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状况。2004年之后，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　　

　　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杨宜勇提出多项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其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初次分配过程之中，所以重点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　　

　　尽管政府行政权力是导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但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关键要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完善政府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二要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三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