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影响
作者：韩健鹏
《科学社会主义》 2012年第4期
十七大提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要求，即“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新时期，要实现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目标，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新影响和新挑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变化，呈现出调整性、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趋势。
1．调整性。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不断自我调节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调整的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整性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包容性、内统性、强制性、国际性的来源。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来自外部的制度性竞争和威胁减轻，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减退，使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降低，意识形态安全感、优越感上升，敢于也乐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调整。此外，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非主流文化也在为自己的存在开辟道路和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以及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在宗教、道德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对资本主义传统提出挑战，迫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调节。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进而发展为新帝国主义就是其自我调整、自我更新的典型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在基本政策和体制层面已经实现全面转型。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兴起并走强，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1998年“圣地亚哥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其基本主张。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开始加紧实施新帝国主义战略，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和干涉。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党也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如英国工党重构“五大基本价值观”和“六点激进政治新框架”;法国社会党提出“现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新架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身份特征”的六个维度，等等。客观而言，这些举措都是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在新形势下，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产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自我调整、内部调节巩固其地位，维护其利益，并满足其对外文化扩张、文化控制、文化欺骗的需要。
2．包容性。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排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要求，必将被弱化甚至摒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就是要解决其兼容并蓄、动态开放的问题，增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和整合能力。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文化、信仰、观念等差异引发的冲突和对立也越来越容易缓解和化解，使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性和斗争性减弱或消退，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交融性增强。此外，西方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分化加剧改变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使扩大选民范围成为政党的重要工作和目标，这反映了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是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影响下作出的一种选择，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包容性和中间化。为此，西方国家及其政党从实用主义出发，纷纷对意识形态进行变革和调整，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吸纳代替排斥，以包容代替拒绝，以中间代替极端，以开放代替封闭。如，西欧社会民主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纲领，强调在维持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发展群众性政党，试图超越并模糊左右翼政党间的差异和界限，使其获得“整体主义”的政治功效;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提出“新中间派政策”，主张淡化意识形态，重新理解自由、公平、民主等基本价值观;法国社会党提出，以新的方式为传统意识形态服务。当前，西方国家增强意识形态包容性的主要途径是:淡化“阶级性”，加强“全民性”、“群众性”;淡化激进性，加强改良性;淡化“主义”，加强政策性。这些举措都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内统化、趋同化、整体化的发展倾向。
3．内统性。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是同质的，不同的只是各个国家、政党在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叙事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侧重，其共同的经济基础、价值取向、发展目标、主要标志，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也必须具有内在统一的特质。
性质上而言，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反映和维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以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由此，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同属于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内统性和一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推行“文化扩张”，将文化输出与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结合起来，利用多种方式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影响，迫使经济、政治、军事等处在弱势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属和消融于资本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中，从而用统一的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来统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内统性进一步强化，不断出现“左右共治”、“共识政治”等局面。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社会思潮虽然各有主张，但差别日益缩小，在很多重要的理念和思想上都达成了一致和认同，成为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常常借助“思想库”、“智囊团”等相互渗透、相互纠结、相互影响，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又如，北欧国家政党强调共识、合作、协商，形成“北欧模式”，被世界各国政党所效仿。可见，内在统一性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基本特征，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趋同、内统的基础和方向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屈服和靠拢。
4．强制性。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对主流思想意识的全面控制，将自己扮演成信仰自由、舆论民主、公平正义的榜样和典范;在国外，对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全力打压，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目的。
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牢牢地把握着新闻媒介和舆论工具，掌握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和领导权，所有的言论和舆论只能为维护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为前提条件，执政党和政府经常采取强制性手段向公民灌输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美国为例，政府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媒体平台不断地向公民灌输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广播电台、闭路电视系统、电视台全天播放以维护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线的节目。正是借助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性政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保持其在国内的统治性、领导性地位。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鼓吹“全球化”意识形态即“全球思维”，表面看，主张全世界的“共同繁荣”、“共赢”、“共同进步”，本质讲，是想通过话语霸权来统摄和占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将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普遍化、全球化、世界化，以此为工具来主宰和控制整个世界。当前，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就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的直接表现;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也是在以“为价值观而战”的借口下，凭借强大军事力量进行文化强制性输出和侵略的典型例证。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言: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可以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渗透。
5．国际性。冷战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空前加剧，国际性、全球性日益显现。在全球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影响下，资本主义价值观已被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提出严峻挑战和考验。
上世纪，经过全球性战争的较量，美国获得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将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的整个世界纳入到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结束标志着美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胜利，也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暂时性胜利。这两方面变化都给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获得国际统治地位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和环境。因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际化趋势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和走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多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向全球开放、交融和渗透，已经被世界多数的国家所接受和认同。
二、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影响
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在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压制性、结构性、剥蚀性、连锁性、深层性的新影响。
1．压制性。一个接一个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不断涌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带来新知识、新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权威性产生冲击和瓦解。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尽力利用其强势和高势能，来增强其意识形态的主宰性、中心性。同时，大肆渲染“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威胁论”，压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今后主宰性与从属性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并更加激烈。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类型，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最晚，自形成之日起就受到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制、排挤、对抗。冷战所反映的就是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分化、丑化苏联，争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将意识形态争夺和压制的重点目标转移到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为压制和迫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抛出“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必将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意识形态趋同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在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支配下的趋同论，并非是资本主义趋同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第三条道路趋同，而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中国威胁论”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西方国家发展和世界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将各种全球性的危机和问题都强加在中国身上。冷静分析，“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威胁论”实际上都是在否认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其最终目标是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横行提供理论依据。
2．结构性。全球化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有益于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但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这种交流与互动所形成的不是本质主义式的定位而是一种关系式定位(随着全球结构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在这种结构化的关系当中，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构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压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位置，显示出一定的弱势性、被抑制性。
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中得到发展和进步。东西方文化也是如此，只有加强彼此的沟通与融合，才能丰富文化的基本内容，充实文化的表达方式，创新文化的表现载体。文化交流的过程是互动的、双向的，其前提是平等，其目标是发展。全球化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领域依次递进，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使文化交流中的平等性前提难以保证。不可否认，当前世界文化格局中存在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强势与弱势、文化生产国与文化消费国的非均衡、不平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冷战以后，国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西强东弱的局面和态势，西方国家在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强化，文化交流已经突破文化交融和合作本身的价值、意义，被西方国家披上了孰强孰弱的外衣和色彩，显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和压制性。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在改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文化渗透，彻底消灭西方文化可能存在的竞争压力，以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主地位，进而达到主宰和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目的。
3．剥蚀性。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软战争”，其核心内容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9•11”后对其进行改变、包装和完善，推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蛊惑性进一步增强。可能剥蚀、涣散并重塑处在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认同。在全球化的文化比照面前，一些文化可能被逐渐破坏并被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将长期面临这种危险。
冷战后，西方国家以推行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动以西化、和平演变为目的的“软战争”。“9•11”事件后，美国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上升，在战略目标、战争选择、外交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一定调整和变化，突出表现为，对外推行新帝国主义，实行“新帝国战略”。如，以军事占领的方式在伊拉克全面“移植”美国民主制度;以“颜色革命”的方式对东欧和中亚进行民主制度的输出;以政治渗透、支持亲美势力等途径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扩展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支持藏独活动，妄图在中国实施新的“颜色革命”，掀起西方媒体的谣言运动。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延续和转化了资本主义的冷战和反共思维，着力巩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干涉主义。文化霸权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主体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当代国际军事、政治、文化、技术不平等格局的反映，也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散发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在全球化的文化比照面前，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占有压倒性、绝对性优势，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处于劣势、弱势地位，将长期面临被同化和弱化的风险与危机。现在全球文化演变正在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和对立的趋势发展:弱势文化的异质化、离心化、分散化越来越突出和强势文化的同质化、同心化、亲和化越来越加强。近些年来，在生活方式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道德上出现的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尔虞我诈，在政治上出现的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在娱乐上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如相声、戏剧、武术等的冷落，都是西方文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的典型表现。
4．连锁性。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在语言、话语权和叙事结构上表现得更明显。由于严重的汉语西化，如果把翻译词和生造词通通从青少年的话语中去掉，他们可能就说不成话了，这就是“美国化”、“西方化”。因此，语言、话语权和叙事方式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契合性，如果这些方面西方化、美国化的趋势得不到及时地抵制和扭转，可能导致连锁性的反应，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蔓延。
二战以后，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蔓延，韩国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韩国和日本都崇尚儒家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战后，美国在韩国和日本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和侵占，使西方价值观在年青一代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在现代韩国和日本青年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光辉。对待中国，美国也希望向韩国和日本一样，妄图通过提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叙事结构打乱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进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语言是意识形态展示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是各国意识形态沟通和交流的桥梁、纽带，政治理念、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哲学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方式，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因此，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操控尤其重要，其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意识形态被接受程度。近年来，字母缩略型、符号型、数字型、谐音型等词语被广泛使用，许多西方语言中的单词与汉语融合在一起，表现为拼音缩写、英文缩略、谐音造字、隐语等西化趋势。这些外来词语的增多，必然会破坏汉语的规范性、纯洁性和本土性，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略创造语言条件。这就有可能导致连锁性的反映，使语言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的突破口，导致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大规模入侵。
5．深层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在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中，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打着“全球文明”、“文化全球化”的旗号，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巧妙包装起来，推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以达到意识形态霸权和信仰控制的目的。通过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网络，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传播、辐射和渗透，这就导致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价值认同和规范整合更加曲折、困难。
传统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斗争方式是直接的、表面化的，随着斗争经验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战略采取更加间接和隐蔽的形式，使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向纵深发展。西方国家总是通过“全球文明”、“文化全球化”的伪装，向全世界倾销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意识产品，试图将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全球化、普遍化和国际化，支配并解构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力求占据人类精神世界的制高和至尊地位。如，“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等宣传机器一刻不停地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攻击和扭曲报道，以隐性和柔性方式在西方民众中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和主张。西方国家还借当前全球性问题增多趋势，宣扬全球化的、超越国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终结化、同一化。
如，在中国就有受“全盘西化论”影响的群体，主张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极端错误思潮。以上分析可见，美国通过相对传统而言更加潜移默化、深藏不露、循序渐进、隐蔽隐形的方式形成全球文化传播网络，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层面和领域进行传播、辐射、渗透，严重地冲击和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给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思维习惯、价值取向甚至文化认同带来更深层次的冲击。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现状而言，面临异体性压力、合法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调节性压力、保持性压力的新挑战。
1．异体性压力。人类文明和文化是多元的、差异的，在某种程度上，各国文化及其内部成分都是异质的，而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形成环境不同是导致意识形态性质、内容、目标等方面异体性、异质性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而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资产阶级桎梏和控制无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与其不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出于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相比较、相竞争、相倾轧、相对抗而存在的，是完全相异的意识形态类型。冷战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自外部的异质性压力更加强烈，而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迹象。对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使西方国家运用意识形态手段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心和决心空前增强，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围攻，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异质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属于“异类”的(非民主的)“集权国家”。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鸿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难以与西方国家融合和交流，其安全也必然受到来自外部的异体性和异质性压力的挑战。
2．合法性压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支持，是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理论体系，具备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和条件，也具有保持合法性的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建构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保持与发展过程。一般来讲，强势文化如果受到弱势文化的影响，其主流意识形态一般会保持稳定性和整体性，而如果一种本身就处于弱势的文化被强势文化所侵袭和包围，那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一定会被动摇和质疑。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与示范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带来巨大压力和现实考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强势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使我国的许多群众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支持感和信任感，这就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和主导地位。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压力有两个走向，或者在强势文化的干涉和示范下发生本质的、本体的变异，成为强势文化的附庸，从而完全失去原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或者积极地面对挑战，不断地调整、补充和完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扩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提升意识形态合法性地位。
3．适应性压力。意识形态适应性是维持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发挥意识形态效应和功能的根本前提，任何意识形态形式都必须不断地调整其内容、方式、载体等，以适应、顺应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外部环境和目标选择的变化。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以此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和忠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是不断适应、不断整合、不断完善的过程。全球文化的交融趋势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强化其适应性和应变性，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交流的增多和频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适应性压力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在与西方国家交流和竞争中保持其独立性、整体性和特色性就必须不断地适应国际文化发展大环境、大趋势。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把过去间接、点式面向世界转变为直接、面式面向世界，从而主动走向国际意识形态舞台。除了要适应、掌握、驾驭世界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趋势之外，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与思想服务。
4．调节性压力。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是意识形态合法性、适应性、保持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诫，要注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调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有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能力低而导致失败的例证，如苏联、东欧等国针对西方强势文化斗争手段和方式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调整战略和策略，导致马克思主义丧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西方国家一直存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即把西方文化视为优于其他文化的、唯一合理的文化类型，应该成为其他文化类型的标准。基于这样的文化观，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大规模渗透、扩张，成为主宰世界文化及其发展的主导内容，全球文化正面临着“同质化”的深刻危机。全球文化的“同质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异变性的挑战，即西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复杂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冲击下，如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作出强有力地调整和回应，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被削弱，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5．保持性压力。任何国家、政党和社会都有尊崇的主流意识和基本价值，如果失去精神信仰，那么这个国家、政党和社会也就转变了性质和本色。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不例外，一旦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的主导地位，失去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本原和特质。以苏联为例，其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放弃和丧失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当前，对于转型中和在风险中运行的中国而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曲折与对抗依然在深层展开，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冲击与解构还在震荡之中，“9•11”事件瓦解了很多来自于道德的规制和来自于意识形态的理念，全球化又使这一切复杂化、模糊化、纠织化。因此，保持和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稳定运行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卡斯特罗曾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上，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试图把资本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加于人，恰恰是试图把一切与这种思想不同的思想从政治地图上抹掉”。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意识形态冷漠和信仰淡化的情况，既有的阵地，或是不适应时代要求，或是忽视其重要性，或是工作不力与失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有所弱化，造成传统阵地有所丧失，新的阵地尚未完全占领，这就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保持和延续面临新的危机和困难。可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强制性、国际性、内统性趋势，给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保持性、维持性压力是长期的、持续的过程。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策略
目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是，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化、特性化、整体化、均衡化、制度化。
1．普遍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种文化的同构性愈强，其特色保持和生存能力也愈强，两者相辅相成。当前，要认真吸收资本主义优秀的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可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做法和经验，以全球意识来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势”能。
中国文化必须树立起一种全球意识，借助全球化的增利要素、减利要素和模糊要素，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势”能，以促进中国文化安全。在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和市场体制确立使经济步入全球化轨道，由经济基础和条件决定的政治和文化也依托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络突破时空界限，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被转化或者弱化的可能性。随着世界各国的开放，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肯定讲，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也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可见，在文化领域墨守陈规、保守僵化、自我封闭只能带来文化的消亡，只有认真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和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先进性和世界性，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适应、共存能力。因此，应该认真吸收资本主义优秀的、有用的文明成果，借鉴资本主义可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做法和经验，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性质文化的同构性，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层次和强度。当然，这种借鉴绝不是要搞自由化和西化，而是要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为前提、目标，以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出发点、落脚点，以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保障、支撑。
2．特性化。本点与第一点构成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处理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要植根于社会主义现实，从实际变化出发，在国家总体的建设和发展战略框架内来安排意识形态建设，以中国意识来激发社会主义文化的“动”能。
邓小平指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必定会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现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的“现实”的统一，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就要求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内来安排意识形态建设，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说，未来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趋同化趋势介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之间，比前两者都更为复杂，具有自身的特征。应该认识到，全球意识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是服从于中国意识的。在文化安全的结构内，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对矛盾，而且在价值结构和本体结构两方面都有矛盾，但两者是可以协调的，在“体”和“用”两个角度均能整合。因此，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同样没有世界性，也就没有民族性，不能放弃文化的本土优势，不能背离文化的民族意识，必须强化文化的民族观念。当前，能否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至关重要，承认和顺应文化趋同性，将民族文化置于世界潮流之中，有利于提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同样的道理，尊重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性，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推动文化之间的渗透和吸收。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处理好文化趋同性和文化特色性关系的战略选择是，在尊重特色性中体现趋同性，在促进趋同性中维持特色性，在两者的协调中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大进步。
3．整体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从全局角度进行整体把握，要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包容性、整合性、进步性，利用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有针对性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合协调。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和共生的，意识形态分为主流和支流两大层次，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统治阶级意志在思想领域的体现，支流意识形态是不同阶级阶层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还存在着其它形形色色的支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多层次的。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体性的前提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承认、尊重社会意识的多样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辩证看，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对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具有促进、补充作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对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则具有引领、整合功能。由此，在处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关系时，应该按照适度原则，坚持以一元化带动多样性，以多样性促进和补充一元化，实现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性价值观的共生、共荣、共存。当前，要从全局的高度在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包容性、整合性、进步性，利用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有针对性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合协调，要以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创新为核心指导意识形态建设，以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统领意识形态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础促进意识形态建设，以改进教育宣传方法为突破口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以借鉴西方做法为参照有效掌控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4．均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均衡，要使不断产生的变化因素和异己因素变成本体力量，以防止其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
意识形态工具理性是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价值理性是指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只是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原性意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停留在对人民群众思想禁锢的层面，不可能真正地占据社会心理的阵地，也不可能永远地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反之，如果只是看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而不去关注其工具理性，就会失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到空中楼阁的境地，无法实现其对国家和社会以及执政党执政的保证和促进功能。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中，实现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和均匀。客观地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存在着主次、强弱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在不同任务和目标要求下，应该有所侧重，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其价值层面的意义，也不能只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而忽略其工具层面的作用，而是要紧密地将两者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实现两者的动态均衡和统一。当前，只有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工具价值，即对执政党的价值，对国家的价值。
5．制度化。通过基础性的体制、制度安排，对相互背离的规则规范进行整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功能，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导功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国家到政党到社会和由社会到政党到国家的多圈层良性互动与循环。
当前，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基础性制度和体制上的安排、设计，没有形成健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机制，难以有效地整合相互背离的规则、规范，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效机制的缺失。当前，要通过基础性的、系统性的体制化和制度化安排，加强文化的灵活性、世俗性和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进步性，对相互背离的规范进行整合，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功能，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导功能，实现意识形态由国家到政党到社会和由社会到政党到国家的两个良性互动与循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功能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策略目标能够发自内心地认同并自觉地遵循和实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制导功能是，使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目标、内容等控制和导向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执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三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领域运用的特征、功能、目标却有所差别和区别。可以说，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良性循环和互动是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国家到执政党到社会的渗透，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社会到执政党到国家的完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充分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