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哲学范畴的命题。把“普世价值”命题引入政治领域，是和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斗争此消彼长密切联系的。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思想和两种政治制度围绕“普世价值”争论的指称不同，但争论的实质内容是相近或相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围绕着如何看待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问题，列宁就与考茨基等人就“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等观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新思维”，就有“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最终政权被葬送。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把西方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作为向外输出价值观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依据。一些西方学者也加以配合，提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全球取得了最终胜利，宣称“意识形态”终结，认为西方政治确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新矛盾。中国的民主政治究竟如何总结经验、如何进一步发展前进，不同的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诉求。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还是遵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标准和方法，成为争论的焦点。尤其是2008年以后，“普世价值”论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论等围绕中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进行了多种阐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民主究竟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论究竟主张什么。

　　国内两种主要观点

　　当前，国内关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类：

　　一类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实践中就是要走西方民主之路，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具体而言，这类观点认为，“包括民主在内的‘人权’、‘自由’等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说明它们在这个地球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就是民主，既不需像过去那样划分阶级，也未必需要像今天这样特别强调民族或国别。”在当代世界，民主没有东方西方之分、阶级之分，只有真假之分、多少之分、有无之分。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其现实表现是英美式民主。英美民主是人类唯一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

　　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国如果撇开普世民主、拒绝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他们进而认为，“中国当前价值观落后的实质就是不能认同普遍人类价值。”“与普世价值为敌就是与自己为敌”，“拒绝普世价值，如同自拒人类”。如果“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另一类观点承认相对的“普世价值”，反对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政治模式。

　　这类观点认为，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只有相对的“普世价值”。那种所谓的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西方国家对“普世价值”作出了贡献，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中国也有自己的贡献，如“仁爱”、“和谐”等。换句话说，“普世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规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辨析

　　如何看待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总体上，“普世价值”是在理念上把某些国家、民族的价值或某些国家、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当作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追求，具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它相信存在着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从历史发展来看，“普世价值”论是带有强烈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其一，在方法论上，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割裂了民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割裂的是事物的一般性和个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没有脱离特殊性的一般性，也没有脱离一般性的特殊性。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只看到了民主的一般性，并且把一般性抽象出来，认为一般性和普遍性是民主的全部和实质，从而陷入了形而上的认识论陷阱。

　　这就是说，主张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错误在于，把民主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割裂、对立起来，认为存在着脱离特殊性的、脱离具体历史发展的民主的一般性。作为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政治主张和制度，民主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平等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独断国家政权，这是共性。然而，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论民主的表现形式还是民主的实际内涵并不一样。我们承认，民主思想在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阶级性始终是民主的主要属性。“普世价值”论只讲民主的共性，不讲民主的特殊性，不讲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这类观点的局限性。

　　于此，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曾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这是看待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科学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具有一般性，这个一般就是把不同类型的民主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如民主都有选举、监督等一样。但是，即使这些民主的一般本身也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如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等。因此，古希腊的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构成民主发展的恰恰是这些不同于民主一般性的民主的差异性。

　　其二，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往往脱离各国实践谈抽象的价值，忽视了民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忽视了不同民主、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对历史上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的共同性进行科学抽象，形成民主的一般性，是人们把握这种政治制度的科学方法，但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抽象便于我们整体认识历史上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民主的本质，便于把民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区别。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把民主看作脱离各国历史实践的抽象价值。相反，只能把民主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放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认真考察各种类型民主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不同类型的民主及其功能。就观念形态而言，无论民主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民主”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又以历史为前提，因此，从来没有什么“普世”的民主观或民主制度。

　　其三，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具有“先验论”特点。它是从一个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出发分析现实世界，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特征。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原则不是分析事物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分析事物的结果。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观点认为人类有一个先验的价值，用先验的原则、价值来分析、衡量现实世界，分析各国政治制度。“人性论”往往是一些人用来论证“普世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企图得出不同国家和民族都适用的具体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显然是荒谬的。即便在西方，这种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民众的批评和质疑。

　　审慎对待民主具有“普世价值”观点

　　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学术命题，不妨研究。然而，如果把它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结果只会把中国引向西方政治发展道路。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普世价值”是西方观念史发展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征，被西方自由主义所继承和不断阐发。“普世价值”理论本身也很庞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理论家强调的内容和重点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认识。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各种主张本身，往往也是相互冲突、不能自洽的，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理论。

　　近代以来，“普世价值”论经常被西方统治者利用，成为对外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指出：“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为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语道破了西方社会鼓吹“普世价值”的真实意图。

　　国内一些人极力鼓吹“普世价值”，其意图也在于认识到了此理论的上述功能。他们提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的主张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因为“普世价值”不讲界限、不讲差异、不讲情境、不讲条件，只讲抽象的普遍原则，极易导致教条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用这种理论衡量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民主当作自然规律一样塞进中国，产生“洋教条”。当中国的民主发展同这种“普世价值”主张不一致时，他们不是认为关于“普世价值”的理念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实践有问题;当中国决心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时，就抱怨中国的民主实践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进行，要求中国的政治实践生硬地去适应他们的理论。用这种理论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使中国走上西方民主道路，达到一些敌对势力“西化”中国的目的。

　　跳出“普世价值”误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在成立之始，中国共产党就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争得民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全国执政后，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民主政治制度，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民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可否认，我国还存在一些政治制度不完善，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参与愿望不相适应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在坚持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础上，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和机制、程序，使我国政治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使人民当家作主得到更好的落实和体现。

　　总之，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当然，我们一定要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西方国家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一些有益做法，但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我们在宣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一定要跳出“普世价值”的误区，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而反对用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作为衡量、评价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4期，摘自《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