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国际舆论结构之下经常面临的问题。语言学、逻辑学对于话语陷阱现象早有觉察，也早有研究。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庄子寓言中的濠梁之辩、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等典故，其思辨的困惑正是由于背后隐含的话语陷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话语陷阱可能具有娱乐功能，一如相声语言中的“包袱”，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结构之下所面临的话语陷阱问题，却必须认真对待，因为这类话语陷阱往往具有严重的负面性影响，或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政治合法性削弱，或带来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甚或造成政息人亡。当今中国处于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普世化”、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背景下，正面临着种种话语陷阱，不能不加以警惕。

　　一、中国道路面临西方话语陷阱

　　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所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高度概括。从内涵来说，它不仅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模式，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既涵盖中国的国内制度与发展道路，也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既包括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包括未来追求的目标。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西方的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二是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三是在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借鉴但不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四是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不照搬西方的公民社会发展与管理模式，坚持立足国情解决自己的问题;五是在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按自己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

　　由此可见，中国道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相比于西方具有“异质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等诸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在外交理念、政策和行为上经常不符合西方标准。但与此同时，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令世界上的任何强国都无法忽视，并从感官、心理、利益、理念、制度各个层面深刻冲击着西方对于中国的固有认知。因此，西方和国际舆论不可能放过中国道路这一可以评说的对象，中国道路也因此成了西方种种话语陷阱“诱捕”的对象。在此，试对涉及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陷阱做一个大致分类，择其要而论之。

　　第一类，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与发展前景。这类话语陷阱有这样几个部分构成：一是贬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随意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损害党的形象;二是宣告世界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三是通过制造舆论瓦解民众对中国道路的信心;四是美化西方制度，强化其制度诱惑力。

　　众所周知，中国道路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就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但西方主流舆论一向习惯于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妖魔化，用独裁、专制、反人权之类的话语描述共产党政权是其家常便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犯过的一些错误，西方舆论及其国内追随者更是随意夸大，不从历史看失误，而从失误看历史。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西方的“共产主义终结论”和“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便宣告共产主义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与之相呼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这一理论事实上在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未来。新近的例子是2011年西亚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这些政治变局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西方舆论据此再次推理出中国也将西式民主化的论断。这样，西方话语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情贬抑，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尽情美化，使此类话语陷阱极具诱惑力。

　　第二类，针对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伦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6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个延续的进程，又是一个因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而发生了转折的进程。历史的延续与转折本来是一种辩证关系。但是，在国内理论界却产生了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有些人在肯定新中国60多年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归因为改革开放，甚至认为“后三十年”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另一些人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前三十年”的道路探索和奠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把“前三十年”描述成“瞎折腾”，似乎发展道路上的挫折不是历史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观点都片面地切割了历史，且都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陷阱。党中央正是认识到这两种观点的危害与片面性，才提出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实事求是立场。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平，农地征用补偿不到位、市场经济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用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然而，西方舆论却将当今中国的经济制度归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恩·卡里克将中国经济模式称为“威权资本主义”，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马丁·雅克则称中国经济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对中国经济制度或模式的“资本主义”定性，不仅歪曲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而且割断了中国人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期望，诱导民众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归因为经济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非改革的不完善。此外，还有一些描述中国经济改革措施的话语，也在构建着经济领域的话语陷阱。如当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财富分配调节和收入制度改革，就有舆论抛出了“劫富济贫”的政策解读，一方面使正当的改革措施被曲解为贫穷者与富裕者两个阶层的利益对抗与博弈，另一方面削弱了改革的经济伦理基础与正当性。这样的话语无疑会阻滞趋向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

　　第三类，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衡量中国道路。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各民族国家，无疑会有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即使文明差异很大的国家，只要都是联合国成员国，都认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共同价值的存在。像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不仅是西方的价值，也是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而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显示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价值能否称为“普世价值”呢?这里需要对“普世价值”概念的含义加以辨析。就“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本身来说，它不仅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不分地域、民族、肤色、性别、宗教、党派等要素，在人类的地域空间上具有全面的覆盖性，而且它必须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是自古至今人类都信奉的价值。显然，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概念，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即使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概念，也是经过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成为西方的普遍性价值观的，这就是它的历史条件性。换言之，这些价值是历史发展到近代之后的产物，而非脱离历史条件的抽象性存在。就空间性而言，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实践也是千差万别的，只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而忽略其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普世价值”的说法本身就成了片面的说辞。

　　需要追问的是，现今西方舆论及其在中国国内的呼应之声用“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究竟是学术上的评论还是具有政治上的意图?显然，他们用来衡量与批判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普世价值”，是已经去掉历史条件性和地域与民主特殊性，而只为当今西方所信奉的价值，已做了概念上的偷梁换柱。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舆论实质上是在用当今西方的价值来衡量、进而贬斥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些舆论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来包装当今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将不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加以抹黑，并借用其所处的话语权优势力图置话语权弱势的国家于百口难辨的境地。这种“普世价值”攻势给中国造成两难选择：要么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污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流失，使中国道路难以为继;要么归顺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接受西方价值观对中国道路的改造。由此可见，以“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是一种话语陷阱，政治意图深藏于其中。

　　第四类，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外交战略几经转折，但有一条主线非常分明，那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尽管有过挫折与失误，但总体上的成功无可辩驳：它不仅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而且为其后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晚清与民国年代“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被近代国际体系边缘化的中国重新回到当今世界舞台的中央;它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良多。

　　同时，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也一直伴随着国际舆论的种种“恶评”，尤其是冷战之后，各种贬抑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西方舆论此起彼伏。不管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和“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由学术研究包装的意识形态话语，还是“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等更直白的谴责性话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都构成了话语陷阱。比如“历史终结论”和 “中国崩溃论”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严重误判，对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意愿及发展前景予以釜底抽薪;“民主和平论”将中国视为具有“当然合理性”的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端，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合法性;“大国政治悲剧论”与“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都意图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美国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敌人，并呼吁在中国强大之前加以扼杀;“在非洲殖民论”用西方的殖民思维来歪曲中国的对非政策，意在唤起非洲的反华意识;“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实质上是为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利益保驾护航;“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的实质与之相似，但又假借了“气候科学”的外衣，站在国际伦理的制高点贬斥中国气候与减排政策的道德基础。

　　还有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包含的陷阱更为隐蔽，典型的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他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时否定了以和谐、和平、仁爱为主旨的“孔孟范式”，认为现实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无异，从而曲折地否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哲学根底。对于这样的学术话语陷阱，学界应当高度重视。

　　第五类，对中国的捧杀。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唱衰”中国的声音少了，“捧杀”中国的舆论则不断看涨。如2004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提出了“G2”的构想，即“中美两国集团”，并借2009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宣传他的这一构想。与这一构想相似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等人提出的“Chimerica”概念，它包含着“中美国”或“中美共同体”、“中美共治”的含义。这种赋予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中“平起平坐”地位的提法，其逻辑的自然延伸就是“中国责任论”，实质是让中国在美国规制的框架内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如果中国认同了这些诱人的概念，还将动摇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又如，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西方舆论将之称为“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西方世界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出版了《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而且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了尽头”。这些著作对中国有许多溢美之词。在西方媒体兴起“讲中国故事”的潮流之下，连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也于2009年发表文章，将中国崛起列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头等大事。或许他的看法是客观的，但当西方舆论将“中国崛起”与“中国正在改变我们”的看法相连接时，这种“高看”中国的话语也就转变成了西方国家施压中国的舆论依据。

　　二、 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分析

　　西方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借其主导的国际舆论结构，使其包含着话语陷阱的对于中国的评论，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对华舆论主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高强度舆论环境压力，让中国在面对这种话语时左右为难，认同了等于自我缴械，拒斥了则会背负污名;二是有大量的西方话语，虽然并非全然针对中国道路，但形成强大的国际思想或舆论潮流，裹挟着人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从而给中国各界带来认识上的困惑，进而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三是在西方话语攻势下，中国国内舆论产生分化，一些包含陷阱的西方话语“内化”成了中国国内舆论，由国内学界或媒体加以宣传、发挥而产生“内在的”影响。当前中国国内一些要求政府无条件采纳西式自由民主价值、普选制、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舆论即属此种情形。

　　西方舆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通过话语来展开对我国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争夺;二是在根本上推行其所信奉的崇尚实力与理性自私的国家政治哲学;三是将西方利益进行道义性的话语包装;四是隐含着西方国家国际战略上的盘算。因此，揭示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话语陷阱，是走好中国道路与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下文依此进一步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

　　其一，“包治百病”的西方制度推销。世界各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文明形态、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结构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既使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也构成了宝贵的国家多样性、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以及历史多样性。这就决定了用单一的某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在世界各不同形态的国家推行，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思想方法上也是错误的。尽管首先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就可忽视国家差别而通行于世界。从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的推广历史看，其在大部分国家的推行都带来了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经济管理效能不高等严重问题。然而，西方的先发优势已固化为其制度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却对其制度推广中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这事实上是将西方的制度等同于“包治百病”的良方。

　　其二，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中“拿下中国”。冷战终结之前，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已经有一个长期的历史，但是冷战终结对于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张仍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被解读为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胜利，加之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西方一时之间“无对手”，其全球性扩张几乎所向披靡，“拿下中国”是志在必得。然而，历史终究没有终结，中国不仅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包围下实现了突围，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愿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新俘虏，而且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给西方造成了“挑战”：要么承认其“普世制度”与“普世价值”不普世，要么继续寻求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拿下中国”，实现真正的全球性扩张。显然，西方的主导性话语不会轻易认输。

　　其三，西方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西方国家将利益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因素。19世纪英国外交家帕默斯顿有句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久及永恒的，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义务。”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无数话语，或作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或站上伦理与道义的高度，或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名义，或贬损或褒扬，其背后都有自觉不自觉的国家利益动因。实质而言，西方话语往往就是其国家利益的包装。拿近年来被热炒的气候暖化与二氧化碳减排议题来说，一些国家制造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舆论，似乎是以科学实验为依据，并站在环境保护与全球共同利益的道义制高点上，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其已经取得的人均减排不对等利益，同时施压中国在减排上做出巨大让步，以阻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如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其核心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有些“中国威胁论”的作者干脆是为了赚取商业利益而迎合西方的“主流民意”，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由于利益概念的扩展，在今天的世界上，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赢得国际话语权、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形象等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利益通常经由话语包装，而话语权本身又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西方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并非都有着拐弯抹角的话语包装，而是经常直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直白表达，甚至有点“理直气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阐述道：“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她这样的表述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她所谓中国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的言论，实质上也正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

　　其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这是西方对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从西方在近代欲将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传教士们要用“上帝”救护中国，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欲将中国纳入其联盟体系和远东管理框架，到冷战后采用政治、经济与舆论手段，或施压或诱导，以促使中国向西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这些事实，可看出西方欲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长期延续的历史线索。当中国贫穷落后时，西方舆论认为人口庞大的中国是威胁;当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走向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上认定中国是威胁;而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以强劲的态势崛起时，西方舆论又从实力、文化、制度等角度论证中国的威胁。就是说，无论中国发展状况怎样，只要中国不是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奉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西方就会视中国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曾有过“谁失去中国”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在追究美国没能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责任。显然，在今天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面前，西方话语成了一种新的武器，“话语权战争”成为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基本结构下，西方话语正是以制造种种“话语陷阱”的方式对中国和中国道路展开这样的“软战争”攻势。

　　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经历重大牺牲、坚持不懈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得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适合中国自身的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西方学界难以超越其偏狭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宪政与极权、法治与人治的二元论视角，只会选择负面的词汇与话语来描述中国与中国道路。这种思想方法的局限，加上其近代以来获得的对自身历史经验、制度优势与“普世价值”的自信，再加上西方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由此汇聚起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国道路的种种话语陷阱便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警惕西方话语陷阱，认清西方话语实质，才能走好中国道路。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