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强调中国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2005年以来发表的三篇改革短论，贯穿其中的是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历史规律。旧文新读，其间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的可喜变化，令人对中国未来更有信心。
一、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2005年）
二、“共同富裕”是顺乎中国人心的改革大方向（2012年4月）
三、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紧密联系的历史运动——也谈“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2012年6月）
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
说明：本文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是中国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帜》为题发表在《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该反思。反思的核心还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那句老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驾驭资本的能力。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只依靠海外市场的国家，就会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成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开的血管”，就会被外人打垮。
什么是“素质”?这要看标准。电影《决裂》里有标准，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茧子，这就过头了，肯定不对。论机械化作业，中国的小农种地肯定比不过美国;但在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美国就不如中国;到了非洲，中国农民就是专家。就看你比什么。你比电脑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术。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再次复兴，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国人发明而现在我们却要到西方取经一样，不知是否将来我们还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学习小农业耕作技术?小农业技术的贬值，导致中国农民日益破产，另一方面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农产品又加剧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破产。殷鉴不远：蒋介石走过这条路：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中国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国工农的大革命。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和人民共命运。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不能丢下人民，不能丢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结合中国的实际，GDP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一味的以GDP为指标的市场经济，是很糟糕的。GDP作为衡量国有企业的绝对指标，这实际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国企不仅担负生产的功能，它同时还兼有社会保障的责任。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现在的绝对利润指标下，这就体现不出来。在西方国家，由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它们的大企业可以由财团搞。但在中国，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同等规模的企业，“国企”很难打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较少考虑社会责任，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如“军转民”，有人说：“私企”好，私企两天办成的事国防企业半年办不成。但国防企业“拖家带口”，有公平的负担，还有保密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那它当然活。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必须支出的巨大隐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润为绝对标准，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担负了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贡献在利润指标中显示不出来，但不能抹杀。有些人不承认它反而要在国有制企业中“吐痰”，这是在毁掉国家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直说了就是暴力——获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的。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他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
目前的标准是他们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西方和东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尤其是外来商品刺激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脱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 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农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来，但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小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
我们一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就不适用。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它选谁呢，只有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我们都是下过乡的人，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许多政策还浮在表面。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出来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关心的就不主要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及其权利。
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更多的还处在纸面上。我们13亿人，大概9亿左右的农民，若有4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有些地方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
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吉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市场不应是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有一次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后面排队的是个残疾人。结果出来一看，残疾人的主要指标比我还好。这能说明他比我身体潜力更好吗?他的身体结构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市场如果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似。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人民为什么不革命?这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免费送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我曾在印度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费用合人民币两元，就是挂号钱，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发展，就只有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
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那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那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搏弈，而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共同富裕”是顺乎中国人心的改革大方向。
说明：本文写于2012年4月，以《展望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大方向》为题首发在2012年7月17日环球网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7/2921769.html
近来一些声音期待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将“加速社会改革”，笔者与此没有分歧，问题是改革的方向。笔者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起于中国近代史，当时许多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曾多次启动过轰轰烈烈的西化运动，其结果无一不是向传统回归。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历史沉淀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国这么大的版图历经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学习和扬弃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结果还是挨了日本的打并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台湾。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结果又迎来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20世纪末，西方利用苏联戈尔巴乔夫急于与西方接轨的善意，瞬间将苏联肢解。这些沉痛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在国际上受到善待并迎来盛世的观点;学习西方不能失去自我。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在“恶动力”[2]的推动下前进的。他还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3]
西方对中国的欺辱和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认识到中国进步的力量来自传统和本土。国民党是从学习日本和西方英美国家起步的，但最终却保留下很浓重的中国儒家传统;共产党是从学习苏联起步的，尽管学到了许多有益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食洋不化的学习后果导致党的认识最终转向本土并由此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力量的重要历史节点。毛泽东思想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因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
政治革命完成后，中国面临着经济建设的重任。我们在经济上先学苏联，最终在战略性关键领域我们遭到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5]的道理并由此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巨大胜利。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并再次向西方开放，当时人们学习西方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出现了东方的“黄色文明”注定不如西方的“蓝色文明”的思潮，其结果我们再次遭遇到“老师打学生”的尴尬：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和侵略行为，使我们终于认识到西方的“普世”标准只是为别人定做的。2011年西方发生的由劳动者发起的各式“占领”运动，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西方的标准在他们自己国内也出现了动摇。现在我们按着他们的“市场准入”尺度发展的结果使我们国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以至使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些再次让我们党和人民意识到：中国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而脱离人口占99%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从而没有人民支撑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不失败的。
历史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前进的方向。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改革向传统回归的转变最先从20世纪末的文学艺术领域悄然开始。当时中国开始流行原生态艺术表现形式，21世纪初又流行传统文化，继而是毛泽东热，这些都是这一历史转向的一个个重要节点。与此同时，我们党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将这个回归进程从文化认识层面提升到国家政策实践层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国土资源部2011年10月开始的组织基层干部“三进四同”(进国土所、进地质队、进矿山，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主题活动，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受到人民支持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重庆经验，以及2011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郑重宣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更多地向党的传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政策体现。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以往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历史在汲取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有益经验基础上的螺旋式前进，是历史进程中常常表现出的“否定之否定”。
我们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同时，若能再细心地将这些在党的十八大前些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策重要变化逻辑地联系一起，就不难从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体现其中的将更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中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元素;中国社会演进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回归。看不到或忘记这一点而空谈“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义”，就没有抓住时代变化的脉搏。
改革必须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在当代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再次整体性地陷入严重危机的今天，更显出真理的光芒。可以肯定，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将是未来中国改革顺乎人心的大方向。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紧密联系的历史运动
——也谈“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说明：本文以《也谈“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为题刊发在2012年3月6日《观察者网》#FormatStrongID_10# 。
2012年2月4日，温家宝来到广州白云电气集团考察时说：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6]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实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之所以如此，不仅是《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更重要的是它是邓小平一生思想的最凝炼的总结。因此，这篇文献在研究邓小平思想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表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思想呢?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这样的：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7]
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三大的表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关于“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同志是在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语境下谈的，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将以是否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检验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试金石。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8]邓小平同志从对人类历史负责的高度进一步展开说：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9]
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0]
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1]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12]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13]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还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4]。脱离了这个语境，就会将有严肃政治内含的“社会主义”概念偷换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15]式的福利主义。
关于“四项基本原则”，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有概括，他说：“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6]。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7]1986年，面对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挑衅，邓小平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必要时要使用。”[18]
这说明，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是与“四项基本原则”紧密相联系的，其中最珍贵的是他将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与坚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相联系。他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9]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针对当时欧洲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毒害，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0]
综合讲话前后段落，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所说的“只能是死路一条”，是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列宁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的。其核心意思并针对所谓“不改革开放”，而是针对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说这样的政策才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是有强烈方向感的历史运动，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将中国改革与共产主义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讲话的结尾时说：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1]
目前有些媒体只是从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孤立地抽出“改革”二字，再配上“死路一条”，其意思与小平同志的说法南辕北辙;其报道手法，用毛泽东批评的话说，就是“秦琼卖马”[22]，掐头去尾，很不地道。
共产党员是坚信马列主义的，温家宝所说的改革一定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他说的改革一定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列宁主义及其继承者毛泽东、邓小平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原则之上的改革。我们的舆论战线要警惕少数人通过曲解领导人讲话误导民众可能导致的恶果。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事件说明，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那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1] 《毛泽东西藏工作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3]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4]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 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参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8页。
[6] “温家宝重温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4,20120206189762126.html。
[7]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8] 邓小平：《改革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9]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0]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1] 邓小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2]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13] 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28页。
[14]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15] 1964年4月，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对“共产主义”作出修正主义加机会主义的解释，用福利主义的概念替代共产主义，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实现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16]，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65页。
[17]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8]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19]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2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22] 秦琼是唐初将领，以骁勇善战为著。他也是明清小说平话《说唐》中的重要人物，“秦琼卖马”就是《说唐》叙述他落魄时的一段故事。1956年6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时说：“社论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用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