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飞：野猪鼻头插大葱--杨奎松有何脸面批金一南？

何雪飞 民声网（www.mshw.org）

（作者博客http://blog.hxf.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9-08/4633.html

最近，杨奎松在《南方都市报》及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发表《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一文。文章对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作出如此评价：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976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也少不到哪里去。】

杨奎松此文再次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研究学者，他对一些客观事实缺乏理性的分析能力，他往往在缺乏必要的证据前妄下论断。

一、《苦难辉煌》是速成品吗？

比如，杨奎松指责金一南一书是用【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制造的速成劣质书籍，那么作为一个对自己文字负责的历史研究学者，应该提供论据证明金一南是如何速成巨制的，比如，他花了多长时间，阅读了多少字的材料。但是杨奎松的这一判断完全是他的主观臆断，他凭借他所鉴定的金书中的所谓【错误】、【剽窃】，就试图证明此书是速成品，这也太不严谨、太不负责、太不学术了。按照杨奎松这种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后果不堪设想。

看看《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2010年9月9日《文汇报》）一文中记者的采访和介绍：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09/content_14151814_2.htm

【1987年，正是“下海”风潮势头最盛的时候，金一南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部队生产部门，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当一名普通馆员——他想要挖掘的是历史的富矿。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新解密的情报整理、“老革命”的回忆录、当事人的日记、遗书等手迹……不就是一座座富矿么？金一南一头扎了进去。

……

我问：“写一本书写了15年，难道不苦吗？”

他摇摇头：“那是别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浑然不觉。”

……

但我知道，为这50万字的《苦难辉煌》，他专门写了300万字的笔记：列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4条时间轴，又列了4组人物的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素材，在《苦难辉煌》中并未提及。】

十五年写一本书，300万字的笔记，这能简单说是【速成品】、【速成巨制】？杨奎松除非能证明金一南及相关记者完全在撒谎，并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金一南确实是在短时间内，如一年，剪切拼接成了《苦难辉煌》一书。否则他对《苦难辉煌》一书【速成品】、【速成巨制】的鉴定结论只能证明他自己的思维不严谨，写论文，即便是批评别人著作的论文，也是任意发挥、胡说八道。

二、金一南剽窃了杨奎松吗？

早在2010年9月9日，《文汇报》《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一文中说：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历史小说”、“革命史诗”来形容此书。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体裁，只知道写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体裁限制。”】

其实，杨奎松明明知道金一南的这本书是关于党史的纪实文学著作，他说【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但是，杨奎松却按照党史学界历史研究的规范指责金一南的书到处是错误、抄袭，并用这种标准，判断金书是用【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炮制的速成品。

杨奎松所指责的金一南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刘镜人将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翻译为‘广义派’在当时算不算翻译有问题、有多大问题；维经斯基1920年到来华究竟是3月还是4月等等，按照严格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标准，如果该论文的确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据的，这些似乎的确是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学术论文重在考据，比如“布尔什维克”一词译法的详细流变、维经斯基究竟何时来华等等，应该具体地核实清楚。

也许，金一南对这些细节并不了解，但他也无需去具体核实每个细节，因为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不是他写此书的目的，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也不会改变该书的主旨结论。金一南只要保证他所引用的材料尤其是主要的、关键性材料准确无误，那么这本书的结论就是可靠的。如果金一南像历史考据家那样把他的精力都用在考证核实他书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每个事实，每个数据，那几乎是让他一个人替代所有党史考据专家的工作，他几辈子也完不成这本书。像维经斯基究竟是几月来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几秒……来华，会影响金一南此书的结论吗？

更何况，《苦难辉煌》根本不是历史学术著作，许多人认为是纪实文学、大散文。

杨文中很大部分篇幅在指责金书剽窃自己的著作，如他提供的如下证据：

【

金书：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着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经费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据陈独秀估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杨文：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

其实傻瓜都可以看出，金一南只是按照自己的语言陈述他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金文和杨文文字完全不一样。金一南文和杨奎松文都引用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因此，谈到的历史事实和数据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也类似，杨奎松就认为金一南是剽窃他的。

陈独秀的报告及相关数字难道只能由杨奎松用吗？根据这些报告和数字得出的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样的结论只能杨奎松自己做出吗？别人用了这些数据、别人做了这些结论就是抄袭你杨奎松？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金一南看的是杨奎松的书，用了杨奎松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类著作的惯例，也谈不上抄袭吧。也许金一南书中许多事实和数据可能都是从其他党史学术著作中引用的，金一南并未看原始的档案材料，难道这都算抄袭、剽窃？作为纪实文学，《苦难辉煌》如果有详细的注释当然更好，但是没有注释，也不是杨奎松所指责的剽窃、抄袭等问题。

三、杨奎松为何要对金一南妄加指责

可见，杨奎松一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杨奎松对金一南的指责完全是中伤污蔑。

杨奎松抛弃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文风，在《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媒体上对金一南如此中伤污蔑，用意何在？

据2010年9月《文汇报》一文报道：

【《苦难辉煌》被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同时又在民间口口相传，自去年1月出版以来已是第十六次印刷，总印数突破30万册。】

另据一清8月21日《习近平为何推荐省部级干部阅读<苦难辉煌>》一文介绍：

【便想到曾庆红同志对这书的极度重视，便想到习近平同志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对本书的推荐，以及要求其以另外的载体面对更多的受众。习近平副主席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在接触《苦难辉煌》一书时他是不是也像曾庆红一样读过两遍咱们不知道，但从他多次关注到这个读本的情况看，应该说，这本书是深深打动了他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省级干部们推荐这本书呢？我想，不外是该书所表现的那种信仰的力量——这是一种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东西。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在那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下抱成了团，在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下，他们风一路雨一路血一路，披荆斩棘，历尽万重险恶，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存求发展求壮大，写下的一路长歌惊天泣地动鬼神。正是历经了这样的苦难洗礼，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复兴。

……

习近平同志对本书的推荐，可能还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建军史的一种正本清源的推崇。这些年来，由于一些人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在党史、革命史的叙述过程中，有了不少个人主观色彩的涂抹，因而模糊了历史视野，迷失了前行的路标。正是有了《苦难辉煌》这样的宏篇巨著，才得以使一些历史事实以更真更确更生动的宏大叙述出现在公众的眼前。这是正本清源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

再结合习近平201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所言：

【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

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

……

我们党90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正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勇于面对，善于克服和战胜它们。一旦战胜了，就会峰回路转，光明在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从经历和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中来历练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的。】

根据这些背景，作为自由派、自由主义历史学者的杨奎松，在金一南2009年1月份出版《苦难辉煌》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不闻不问，突然在8月8日《南方都市报》及半个多月之后在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上到处发表恶意中伤污蔑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错误累累并剽窃他的著作，其用意已经十分明显了。

四、野猪鼻头插大葱—杨奎松难当党史界“反共复国”大任 

最近几年，在中国历史学界、报纸期刊媒体及互联网舆论中，兴起一股恶意中伤共产党、毛泽东，无耻地吹捧国民党、蒋介石的历史造假风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杨奎松、沈志华、高华、杨天石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人霸占中国党史研究领域，以党史研究的名义恶意篡改党史、恶意贬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搞出了大批反党史学著作，因此中国党史、近代史研究领域一片乌烟瘴气。豪不奇怪，这些人及其著作，得到了党内某些资改派高官的极力推崇。

笔者也并不完全同意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的某些观点，笔者认为，金一南一定程度上也受了改革开放时代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其著作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是十分客观。但是金一南至少保留了坚持社会主义、捍卫人民利益等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与杨奎松、沈志华们的阴险著作相比，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与清新之气，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也是遭到杨奎松及南方系媒体恶意中伤的原因。

沈志华等人多次在讲座中表现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与极端的沈志华相比，而杨奎松一直相对谨慎冷静地在党史研究领域推动“反共复国”大业，其著作文章迷惑性较强。但是，杨奎松也往往为了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目的，经常利用党史学术研究的包装和名义传播反华反共谣言，甚至不惜造假、造谣，在稍有理智的人看来，很多东西十分荒唐可笑，就这种人，还好意思批评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这里主要介绍两个典型案例。

1、杨奎松引用苏联反华谣言污蔑中国共产党

2005年，杨奎松出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随后在媒体及互联网上刮起了一股妖魔化共产党的风潮。

该书中如下观点及资料引起广泛关注，该书认为：

【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杨奎松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他根据的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他认为二战后苏联给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武器：

【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按照杨奎松的结论，苏联给共产党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才使共产党迅速成长、摆脱了装备落后、打游击的境地，迅速打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显然不利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国民党美蒋余孽多年宣传的观点。

杨奎松的资料出自1971年8月莫斯科广播谈话，而1969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珍宝岛大打出手。1971年的莫斯科广播造谣说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苏联恩赐的大规模武器装备，杨奎松对此竟然毫不怀疑的相信。其治史目的已经十分显然。

苏联70年代的这些材料，连国民党御用的严谨的反共历史学家都不会引用，因为他们一旦引用就马上丧失其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变成了国民党泛滥成灾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品。而拿着共产党及中国人民俸禄的杨奎松竟然正式引用，并得出苏联【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的荒唐结论。

其实，当时东北关东军总共也没有那么多武器装备。根据日本学者岛田俊彦的说法是关东军当时总共"仅有坦克160辆,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中谈到：

【日本大本营为加强关东军的防御力量，于6、7月间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抽调第4军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师团移往东北和朝鲜，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关东军也紧急动员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25万人，编成第30军司令部、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等作战部队。并将国境守备队、宪兵、特务机关等统统整编为野战部队，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至开战前，关东军地面兵力共有2个方面军：6个军、作战部队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等，总兵力约75万人，仅有坦克160辆。空中力量的第2航空军，已是徒有“军”名，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200架。虽然关东军从兵员上看再次膨胀起来，但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是40岁左右的老兵，兵员素质很差，武器装备也不足，甚至用猎枪充数。有人评论说：关东军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和“稻草人兵团”。〔日〕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86页；《关东军终战始末》第175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具体明确地记录共产党收到苏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即便该书提到的这些武器数据，大部分也没有来源出处。比如该书250页说东北局得到了6架运输机、50辆坦克、各种炮上百门，沈阳兵工厂的设备，可装备几十万人的枪支弹药；258页，苏军转交了北满的日军武器，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上千门。但是这些主要的数据却没有来源出处。即便是该书中所有的相关数据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样的规模。

事实上，杨奎松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笑柄，有网友调侃说：
【就是不用日本史料，仅仅对照国共内战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约600辆，飞机800架”的说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东北装甲兵》（孙懋涛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12月），《当代中国装甲兵》（总参谋部装甲兵部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5月）等关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战史丛书明确记载，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坦克部队发展到两个战车师幽两个战车团，有干部。战士12697人，坦克375辆（其中水陆坦克68量），装甲车272辆。而其中属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得到的不过32辆，其余基都是在关外战场缴获到的。至于飞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阅兵上空出现的17架飞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后所得（由于担心国民党空军会空袭，参加大阅兵的飞机都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也很罕见），而熟悉空军的历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仍然掌握制空权，这个时候，苏联宣扬的那800多架飞机，600辆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飞机，坦克被杨教授给贪污吃了回扣不成？】

杨奎松引用明显的苏联谣言并刻意造假是有险恶意图的，他的目的就是证明国民党蒋介石的伟大，而中共的成功是得到苏联干涉的结果。

其实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二节谈到：

【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

著名的反共学者、《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组织者徐友渔十分欣赏杨奎松，并把他的书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刻意妖魔化共产党的典型文人，只不过台独分子龙应台比杨奎松更加赤裸裸而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k9x7.html

【大概是9月份左右，刚好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谈的题目有关。其中的一本书我估计大家可能很难看到，我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另外，同样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挺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我讲的题目跟这本书是有关系的。这本书的作者杨奎松是中国一位很著名、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看过他很多书，比方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一类书。】

2、杨奎松的算术水平：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大

杨奎松在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一文。

文章说：

【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３０个级别，最高一级５６０元，最低一级仅１８元。

……

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

……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３７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１４．５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８－１０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２０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

在杨奎松的笔下，毛时代干部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大。

其实，杨奎松的这种比较是十分不客观的。他谈的所谓30级工资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其中第25级到30级是指勤杂人员，比如打扫卫生的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和社会上的学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资。从他发在《历史研究》期刊上的文章看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在公共媒体上，他有意地忽略这一点。他把新中国当时机关单位工资最低的第30级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如清洁人员，混同于国民党的最低级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并得出毛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的荒唐结论。其实，毛时代干部分24级，最低级别的干部--办事员是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其工资是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文官内部工资差距类似。科员的最低级别是21级，其工资是50元，与最高工资差11倍。1955年这个体制是借鉴苏联实行的，不比国民党民国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文官系统、公务员系统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觉得差别大了，毛时代及文革期间他多次推动多次缩小差距。

真正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工资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员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对于国民党的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不仅要看其公务员工资，还要看其大资本家的收入。

众所周知，1956年工资改革时建立的工资制一直延续了近30年。其中在企业里主要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是30多元相当于干部的最低工资，工人工资最高8级工是100元左右，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比较多的二级三级四级工资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是10倍左右。

 福建省属煤炭企业工人工资标准(八级制)表单位：元/月

李强教授《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一文谈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27/093822540758.shtml

【1956年制定、后经过修订的企业八级技术等级制度，曾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那时的一个“八级工”，很令人羡慕，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

《人民日报》曾刊文介绍：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4/08157097963.shtml

【最早的等级工资时，员工间收入落差也会有3倍，很多人长期拿38.7元的二级工工资，而八级工拿108元，但八级工确实是技术“大拿”，贡献与二级工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人认为是合理的。】

而国民党情况呢？

见http://news.dayoo.com/finance/gb/content/2004-05/28/content_1560977.htm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3年9月23日公布令定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自本年11月1日起施行，规定国民政府的特任文官长、主计长、五院及各部会的部长、委员长月薪为800元】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资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88383/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名义工资

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总的水平要高于民国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资大致为0．5－0．6元，每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每月工资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缫丝、火柴、棉纺工人每月工资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

民国的纺织工人，工资都在12元以下，即便是以12元计算，也和民国的部长相差67倍，而民国的那些大资本家，其收入是部长工资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杨奎松所谓毛时代贫富差距比国民党、比民国还大，纯粹胡说。

不错，按照杨奎松所说，国民党文官系统最高的官和最低的官差距是14.5倍，但是国民党最低的官拿55元大洋，最高的官拿800大洋，而工人则大多在12元以下，最低工人的收入可能每月还不到2元大洋，而国民党民国时期，大资本家每月可得几万几十万大洋。这样看，国民党官员最高工资是工人的几百倍，最低工资是工人的5倍到50倍，资本家是工人收入的上千倍上万倍……

而毛时代呢？即便是看55年定的标准，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如24级干部办事员是35元，已经比很多普通工人的工资要少，大约是最低工人工资的2倍。这样来看，毛时代干部，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就很低，和低收入工人差不多，这样56年定的干部平均工资不会脱离工人太高。而国民党干部，最低一级文官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当时社会的工人收入，而最高级别的文官工资又是最低文官工资的14.5倍，这样国民党文官平均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工人。

总而言之，杨奎松以1955年工资为标准，将拿30级工资的清洁工当共产党干部，得出共产党干部内部收入差距30倍高于国民党民国时期，这是典型的栽赃，显然是别有用心。如果考虑共产党24级干部内部工资差距，确实和民国时期文官内部差距类似，但是即便是这种比较也是不客观的。毛泽东批评苏联当时形成一个高薪阶层，主要看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像国民党那样，整个文官阶层都是高工资，哪怕内部差距是5倍或者10倍，看起来比较低了，但是也是两极分化，更何况还得考虑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假如国民党再提高民国文官的底薪，比如从55元提高到80元，似乎文官系统内部差距缩小了，是10倍，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扩大了，远远高于毛时代1955年所定的标准。假如中国1955年，国家将最低一级干部24级干部工资定为15元，这样，与最高干部工资相差接近40倍了，但是这只能说明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小。

所以说，1955年1956年中国借鉴苏联所确定的工资收入，已经远比国民党民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公平。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感觉工资收入差距大了，他在世时候一直在推动缩小工资差距，整个毛时代，是一个起点就比民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公平而且也越来越公平的年代。而杨奎松却别有用心地说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都是毛时代的遗毒，这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不错。毛时代也有腐败，比如三反五反都有不少腐败分子，但是毛时代是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时代，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而且，毛时代30年，从前看到后，是越来越清廉越来越公平。杨奎松发现1955年定的干部工资差距和民国文官及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就如获重宝，还造假造谣说成是30倍差距；杨奎松发现毛时代也有腐败分子，就兴高采烈……他以为这样的确就可以把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都归罪给毛时代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美化国民党、美化民国、美化资本主义、美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了。杨奎松自己评价自己是党史研究权威，网络上一帮脑残的果粉也跟着起哄，杨自己也在那洋洋得意，岂不知自己是野猪鼻头插大葱，装相（象）。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杨奎松为了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美化国民党蒋介石，美化资本主义，不惜屡次在南方系媒体上造谣、造假，许多言论到了荒诞可笑的程度。但是由于南方系媒体和南方系网络（门户网站如腾讯、网易、搜狐，小网站如中国选举与治理）奉行戈培尔“谎言传播一万遍就是真理”的理念，几万篇几亿篇地传播杨奎松所炮制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和相关材料，误导了很多民众，制造了大批的果粉、美粉、蒋粉，许多人竟然真的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靠苏联的武器，毛时代贫富差距真的比民国还大……

不过，像杨奎松这样的人，依靠学术造假、学术造谣，耸人听闻地美化国民党丑化毛泽东，这些卑劣手段恐怕难以完成其主子交给他的反共复国大业，因为野猪就是野猪，不管你怎么伪装，不管你鼻头上插几根大葱，你还是野猪。

金一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其《苦难辉煌》也不是严格的历史学术著作，但是，与杨奎松相比，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和人民立场的金一南才是大象。

如果立场错了，站在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知识越多越反动。你的东西再怎么进行所谓的学术包装，堆砌的材料再丰富，也不可能是学术，充其量也是结论先行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品“佳作”。

综上，金一南《苦难辉煌》被杨奎松恶意中伤，是金一南的荣耀。正如毛主席所说：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附文】：

『国际观察』 [军事广角]笑谈杨奎松的史学水平

作者：中国军2  发表日期：2007-12-5 11:27:00
   
    凡是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目前的中国，只要有人像摸像样的写出几条 ‘’历史’’，马上就会被接纳，比如说松井石根的15师团，说这个师团由韩国人组成，有人信，说这个师团参与大屠杀，还是有人信，结果就是：韩国这个民族是畜牲。 但事实证明15师团这个单位根本不存在，那么是什么人杜撰出来这个15师团？为什么要捏造出来这个单位？ 历史学家哪有那么好当？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目前在网上流传的一句孙立人将军在活埋1200名日军俘虏之前的一句豪言壮语：“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并且大家还在为此争论孙立人的做法的道德问题。真是扬眉吐气，一般的中国人听到这种豪言壮语想必觉得非常解恨，尤其是国民党粉丝更是对此津津乐道。但是只要结合二战期间日军俘虏极难被抓的起码常识，大家就都清楚这段豪言壮语实际上那些无脑国粉为满足国人的仇恨日本的心理需要编出来的。最近就有某网友针对此事就发出这样的质疑，当年整个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总共才抓到600名日军俘虏，到哪去找6多余00名俘虏一起交给孙将军去活埋？
类似的例子事实上不胜枚举，如著名和绅为官20年贪污8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清朝国库10年财政收入的说法，就有人根据经济常识称如果和绅真能贪污如此多的银两，不等鸦片战争爆发，甚至和中堂还来不及聚敛这么多钱财的时候，清朝已经总崩溃了（想想吧，按照和绅20年贪污相当于8亿两甚至11亿两白银收入的说法，他个人的收入将超过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清朝来说，人家受到了和中堂这样的折腾吗？）；更荒唐的是一个关于以色列的谣言中宣称以色列在唐山大地震中向中国捐款1亿美元，而事实上当年的以色列财政早已濒临崩溃，谈何捐款1亿？而自从北大的杨奎松在他的成名著作《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引用的二战后苏联给东北共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就又是一篇这样的滥文章(其首先大致看一下日本关东军的数量要把苏援数量写出来，总要知道关东军多少人吧？)，可以说杨教授连二战末期日本关东军有多少兵力都没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去查考响当当的解密档案，于是"真相"诞生了。
如今在网上不少国粉对杨奎松教授即使没达到奉若神明的地步，至少也当他是权威了，喜欢引用他的文章。而天涯社区的大辽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也专门写文章认为杨教授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但经过本人对他写的关于抗战的文章和他在《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没有对照日本史料进行核实的做法进行对比后认为，杨教授在治学态度根本谈不上什么严谨。
关于苏联向中共移交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的说法，网上批驳者包括我在内，无论是从军事常识角度还是太平洋战争史实角度，已经把论据补得很详细，在此不多说，本文在这里再谈谈本人对杨教授的看法。
前不久，笔者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的名义就这个话题在杨奎松个人网站以哈日分子挑衅的口气就这个话题向杨教授进行质疑。经过试探后，笔者对杨教授的回复以及其后的删除帖子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清楚，如果提出这样质疑的不是我而是真正的日本学者，杨教授这样大失水准的表现恐怕不止影响教授本人的形象了。可以说这一试，把杨教授的真实水平都给试出来了。
首先，就本人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名义根据日本史料关于二战末期关东军武器装备不足以至要削竹枪装备部队的记载质疑教授引用的苏联史料关于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数量的时候。杨教授在针对本人的观点进行回复时，拿不出过硬的史料反驳笔者的质疑的时候，不谈他怎样睁眼说瞎话的事情，光这样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不管日本关东军战争末期的装备情况如何，其战败后，东北遗留有大量武器装备这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就足以令我为之侧目。
这种观点不要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码的逻辑常识也是站不住脚的。稍微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费能力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养多大的鱼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说尼斯湖不可能让蛇颈龙这样的远古大型爬行动物生存到现在的原因所在。这种观点不要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码的逻辑常识也是站不住脚的。稍微有生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费能力由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养多大的鱼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说尼斯湖不可能让蛇颈龙这样的远古大型爬行动物生存到现在的原因所在。如果拿现在在北大当教授的杨奎松做个比方的话，比如说，杨教授在北大当全职教授，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加上写文章赚稿费什么的使自己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一员，如果教授此时想买一辆桑塔拉或者奔驰豪华轿车，或者把自己的收入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之类什么的，此时教授说，不管我的收入状况如何，在闲暇之时我天天开桑塔拉轿车到处兜风或者天天到股票市场炒股这个事实大家必须看到这样的话当然没问题。但假如说杨教授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杨教授的那笔飞来之财是哪来的，中彩票还是贪污以及其他什么坑蒙拐骗之类的非法手段得来的？如果不是，难道是杨教授脑子有问题？
因此在讨论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到底向东北野战军移交多少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数量的时候，必须先弄清楚当时的关东军自己有多少武器。因为关东军自己的武器弹药数量的多少对东北野战军最终能从苏联手中得到多少日制装备弹药起决定性作用。就以教授在写文章“重建”平型关战斗的史实为例子，如果教授连那场战斗中到底有多少日军与伏击的八路军发生战斗都没弄清楚的话，你能知道双方谁提供的日军伤亡更准确？因此从教授的那个观点中本人认为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杨教授要么缺乏起码的军事常识，要么和对数字完全不敏感。
应该承认，如果是让日本学者和杨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他对那个数字的敏感程度要比教授高的多，在对数字这样细节的考证方面，我们做的确实根本无法与日本人相提并论。如果熟悉抗战的朋友都清楚，大家买的抗战方面的书籍，只要不是为统战服务的，在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内容时候，只要谈到国民党军的战果的时候基本上都采用日本方面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日本人可能也有瞒报损失，夸大战果的毛病，但远没有国民党军严重。以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来说，国民党军投入百万大军，日军集中27万军队在武汉周围展开大规模会战，国民党军的战果我们通常采用日本方面的伤亡35000人的说法，而不采用后者的毙伤20万的说法。因为国民党公布的武汉会战毙伤20万的说法只要结合常识就能看出是严重夸大战果，照这样大的伤亡，日军早已经全军覆没，谈何占领武汉？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虚报战果离奇到歼灭共军上亿以至成为国际史学界笑柄的事情也不必多说。
因此，既然教授认为“不管日本关东军战争末期的装备情况如何，其战败后，东北遗留有大量武器装备这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按这样的逻辑，杨教授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写《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岂不是完全多余？以后我们谈这样的问题岂不是可以像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者印度在还没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情况下却讨论某某年登月想怎么浮夸就怎么浮夸，一说话就乱放卫星，乱跑火车？那教授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一文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必参考日本方面的资料，想让他们消灭多少日本人都行？反正按照教授的逻辑，不管在这次平型关战斗中到底有多少日本兵参战，仗打完后，八路军在战场上得到武器弹药还有日军遗留尸体无数的事实你必须要看到嘛，那平型关战果的泡沫岂不是要在战斗结束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会越吹越大？
其次，面对本人的质疑，杨教授除了片面引用强调苏联档案说法的正确性以及拿中国方面对他观点有利的史料外甚至以“你都需要依据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说话”来敷衍外却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资料来反驳本人的质疑，当笔者质疑苏联档案，中国史料还有指责中国将领的回忆造假的时候，杨教授认为“就太过分了”。
请问教授，我为什么不能对苏联，中国史料进行质疑？我认为中国将军回忆录造假本来就是我作为普通读者的权利。因为在这里我和杨教授讨论的是二战问题，在这里，我要提醒教授的是，如果教授真正和日本学者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面对日本学者的质疑。中国方面的史料包括那些所谓能证明关东军确实拥有大量武器的回忆录就基本上没什么史料价值了，你拿出来是没什么像样的说服力的。因为大家知道，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史料的价值远不能和日本相提并论，人家凭什么要认为你引用的中国史料有多少说服力？
至于苏联档案，尽管杨教授口口声声说“严格说来，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前苏联档案中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有造假的情况。恰恰相反，到是我们自己公布的档案，经前苏联档案印证，被发现有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苏军缴获的武器装备情况，在当年的档案里也是有具体的报告和严格的数据统计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信服苏联档案的理由，中共方面公布的档案有没有问题我们并不关心，但只凭你一句“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前苏联档案中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有造假的情况”来说明我们凭什么相信苏联档案的说法。你说苏联公布出来的档案没有问题，最起码普通的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所谓“苏联给东北共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光从军事常识看就漏洞百出（具体分析过程本人在后文再叙述），怎么能说没有造假的情况？至少在这个话题上，你没发现只能证明你水平有限，不能作为苏联档案说法权威不可推翻的依据。苏联档案难道不需要分析吗？前几年有某俄罗斯学者根据苏联档案研究得出张作霖是被苏联情报机关刺杀的惊人内幕（环球时报曾有报道）后，使笔者对动辄宣称来自苏联档案的说法不能不谨慎的持怀疑态度。只凭教授片面强调苏联档案的权威性大家凭什么信呢？
而杨教授面对本人用日本史料质疑苏联史料时，由于本人在以“良心发现的日本地质学家”名义以哈日分子的口气挑衅的缘故，教授的回复是“因为你不仅没有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因为哈日，因为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你一定要把这场失败说成是关东军武器装备太差造成的结果，大概就是你的基本出发点吧”以及“许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认他们败于苏联，而乐于承认自己败于美国，为什么这种说法就不会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种“胡编乱造”呢”之类的，这样水平的回复使笔者对教授彻底失望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是在国际学术场合针对日本学者的质疑这样没有风度的回应不仅损害教授本人的形象，也严重影响整个史学界在国际中的形象。从这些回复中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杨教授的二战常识已经贫乏到可笑可悲的地步。否则也不会在质疑日本史料造假的时候说出“许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认他们败于苏联，而乐于承认自己败于美国，为什么这种说法就不会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种“胡编乱造”呢”这样明显缺乏常识的话。今天对抗战能理性看待的中国人都知道，事实上抗日战争并不是中国军队打胜的，日本的投降只是美国一家战胜日本的产物，而苏联出兵东北与关东军作战不过是日本天皇投降前8天的事情，不过是趁火打劫而已，谈不上对打败日本有多大功劳。但教授却在打败日本功劳问题把美国和苏联并列起来只能证明教授对这段历史的无知。打个比方说，假设某天有强盗到你家里抢劫，你向附近的警察乙报警，他却迟迟没有到你家制止强盗的抢劫行为，相反，另外一个警察甲得知教授出事后立即上前和强盗搏斗，制服强盗将要逼他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警察乙此时才过来象征性的揣了强盗几脚，然后向你索要自己打强盗的损失费，报酬费，你会认为警察乙对打败强盗有功吗？你会认为是警察乙打败强盗吗？而苏联在对日作战上恰恰扮演了刚才那个例子中警察乙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趁火打劫的事情一战末期日本在德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就做过了，大家熟悉的五四运动的起因就是日本在一战末期对德国宣战然后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按照杨教授的逻辑，今天的日本史学界是不是可以这样质疑德国人：在一战问题上德国为什么不承认败给日本，只承认败给协约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呢？
而对本人的质疑“因为你不仅没有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因为哈日，因为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笔者想反问教授，既然教授指责我“没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那么请问教授，既然教授看过，为什么在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时候没有与日本史料进行核对？如果教授真的读过包括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在内的日本史料，想必教授早就拿出来其中对教授有利的证据来反驳笔者的质疑了。笔者想问杨教授，日本档案很难找吗？二战结束后，无论德国的或日本的，大多被盟国完整缴获（多数被美国拍成缩微胶卷后退回）。如日本战时大本营的机要记录虽然在战争末期被下令销毁，但一部分仍被执行的军官“象做小偷一样”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既使二战研究有了可遇不可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必象研究古代史一样为了挖掘一点史料而皓首穷经），也使战败国的历史研究无法伪造、隐瞒史料。　战后日本军史研究官方主要机构是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防卫研究所西面小楼内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其前身是卫生福利部的战争史办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包括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参谋作战日志、军用地图和军事图书等实物资料。教授去过日本，接触日本档案难道比去俄罗斯接触苏联档案还要难？而对于杨教授根据自己可笑论点“日本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对日本胡编乱造关于日本关东军史料的质疑，国际史学界早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目前该馆共存有日本陆军档案资料81000余卷，日本海军档案资料31200余卷。日本军史专家主要依据这些本国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许多巨著，尤以战史室编写的102卷《战史丛书》、芙蓉书房出版的近70卷《昭和军事史丛书》等最有价值，是有关二战中日本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权威史料，也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肯定。1979年世界军事史学会会长霍斯兰德评价说：“日本的军事史学会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日本：《军事史学》，15卷，第3号，7页）。国外自不必说，就连教授本人在写《关于平型关战斗史实重建问题》的时候不也煞费苦心引用日本史料吗？既然教授认为日本人这么喜欢造假，那你以前就日本伤亡问题所作的论述：对伤亡数字造假“在日军当时则颇难做到。这是因为日本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日军的士兵全部都有详细档案，受伤阵亡均须记入档案，一旦出现死亡更必须及时通知家属，以便家属办理相应手续和领取抚恤。故意隐瞒战斗伤亡在日军条例里也是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的。”是否有欺骗读者的嫌疑？而事实上，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也远没有杨教授想象的那样小家子气。以诺门坎之战为例，日本陆军省并没有因为教授所说的不能接受关东军被苏联打的落花流水的事实而拒不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同时期的日本媒体也没有因为面子问题掩饰此战“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的事实。而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对死亡将领的严格区分。如承认太平洋战争中联合舰队第一任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系座机被美国空军伏击击毙，第二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则为座机遇暴风雨失事身亡，并没有为了“面子”而谎称山本是失事身亡。就以中国战场为例，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被击毙的最高军衔和职务的将领是冢田攻（曾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11军司令官），1942年12月18日因座机在安徽大别山区被国民党桂系军队用从瑞典进口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击落而毙命，追赠大将。开始日军也以为冢田攻是死于飞机失事，但找到飞机残骸后发现座机上有弹孔，遂宣布冢田攻是被击毙的，并没有刻意掩饰（见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819页）。按照教授的逻辑，日本人应该不能接受被劣等的“支那”军队击毙冢田攻这样的高级将领的事实以飞机失事掩饰才对？既然日本对中国军队都没有这样小家子气，对苏联就更无必要，何况战争末期的关东军的生死对日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如果按照教授这样动不动感情用事质疑日本史料，那以后研究抗战中国学者只管自说自话就是了，杨教授重建平型关战斗史实完全多此一举，以后中国学者想怎么吹嘘抗战就怎么吹嘘，反正按照教授的逻辑，日本人不能接受自己最终向中国投降的事实，为什么日本史料就不会是的一种“胡编乱造”呢？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教授那句“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由此可见，教授从一开始就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从前面的回复看，教授连日本只是被美国打败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看过多少日本史料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如何能肯定的说“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这句话至少反映杨教授连起码大学教授气度都没有。日本人是不是教授想象的那样动不动脑子进水不是我们这些当年输掉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所能下定论的。既然在教授眼里，日军的指挥官是这样一个智力低能的角色，请问教授，你这样的说法置当年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艰苦抗战的抗日将士们于何地？如果日本人是这样的角色，当年的中国还被“日本皇军”整的那么惨，难道中国人不应该为抗日战争感到悲哀吗？从研究史料一开始就戴有色眼镜，喜欢搞双重标准，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大学历史系教授应有的品质吧。
回到正题，在这里我仅从起码的军事常识角度来详细说明为什么说苏联移交东北野战军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的说法是拙劣的胡编乱造呢？
即使不对比日本史料，只要熟悉起码军事常识的人也能轻易看出苏联提供的说法，数字不仅仅是弄虚作假，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编造的十分拙劣可笑。首先，光“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中的“炮艇若干”一项就已经暴露了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胡编乱造的痕迹。稍微有常识的也知道，一般来说，要向某方力量援助武器弹药都是援助对方既能使用，也有需要的武器弹药及其相关物资，而东北战场国共两党军队完全是陆军之间的战争，炮艇根本派不上用场，请问苏联会援助炮艇给东北解放军做什么？不光是炮艇，上述“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些装备中，除了枪炮外，其他的如坦克，飞机还有汽车根本就不是当时解放军所能大规模使用的装备。既然教授认为苏联的档案没有问题，那么请问教授，既然苏联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这么多重装备，怎么没见他们大规模使用过？既然林总从苏联得到4000门各类火炮还有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什么的，会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更可笑的是，就是后来的锦州战役，攻打锦州林彪集全部的炮也才只有1000门，这还是算上了75毫米以下的炮。 至于“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就更能说明教授分析史料的时候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没有，教授知道“800余架飞机，600辆坦克”是什么概念吗？当时的解放军大多数还是文盲出身，请问这些装备就是到手，解放军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能驾驶飞机，坦克的人员？（别的不说，光1辆日本坦克就需要5个人，即使是今天配备自动装弹机的日本90坦克，俄罗斯T-72/T-80/T-90以及中国的99式坦克也需要3名坦克成员）莫非这些操作人员是教授替林总培训的？当然你说苏联能像抗美援朝时期那样派遣飞行员那样派遣以“志愿者”名义帮解放军使用这些武器也行。既然教授认为解放军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如此多包括600辆坦克，800架飞机的武器装备。好的很，请拿出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党双方关于大规模使用坦克，飞机作战的史料来？既然苏联能移交600辆坦克，800架作战飞机这么多装备给共军，共军想必不可能不使用吧，但是海峡两岸的相关史料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没有关于双方展开大规模坦克战的丝毫记载？就是不用日本史料，仅仅对照国共内战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约600辆，飞机800架”的说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东北装甲兵》（孙懋涛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12月），《当代中国装甲兵》（总参谋部装甲兵部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5月）等关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战史丛书明确记载，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坦克部队发展到两个战车师幽两个战车团，有干部。战士12697人，坦克375辆（其中水陆坦克68量），装甲车272辆。而其中属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得到的不过32辆，其余基都是在关外战场缴获到的。至于飞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阅兵上空出现的17架飞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后所得（由于担心国民党空军会空袭，参加大阅兵的飞机都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也很罕见），而熟悉空军的历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仍然掌握制空权，这个时候，苏联宣扬的那800多架飞机，600辆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飞机，坦克被杨教授给贪污吃了回扣不成？如果共产党军根本无法使用，那苏联援助这些武器干什么，当摆设？请问教授，当年美国支持本.拉登一伙人反对苏联的时候怎么不援助些M60坦克，F-16战斗机这些装备来吓唬吓唬苏联人？
而杨教授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注解中引用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的说法更是典型的掩耳盗铃的现代版，按照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请问教授，苏联援助苏制武器给共产党军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能打赢吗？如果担心被美国发现的话，当初在东北地区苏联就不应该援助苏制武器给东北野战军使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援助中共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阵营的强烈反弹，因为不管你援助你支持的那一方什么武器，要保证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从前不久中国几十年前出口的轻武器出现在塔利班手中时候便被西方炒作成中国支持塔利班的证据就能看出。看过《亮剑》的朋友也都知道，长期与日军作战的李云龙他们也能区分日本38大盖，歪把子机枪，捷克式机枪的枪声的差异。而二战期间盟国曾经向苏联援助过飞机，坦克的事情同样没有瞒过苏联红军的对手纳粹德国军队的眼睛。而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厮杀时，使用苏联制造的武器要保证不被国民党军还有其中的美军顾问以及中外战地记者的眼睛发现，可能吗？符合逻辑吗？
而最可笑的是，苏联宣称移交给东北野战军的武器数量竟然和宣称缴获的数量相差无几甚至更多，看看苏联的数据：“（对日作战中）共缴获火炮1565门，迫击炮和掷弹筒2139门（具），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机枪11989挺，汽车2129辆。（M。B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第302页）难道苏联人真是活雷锋，把缴获的日军装备一个不差全送给中共，而且还赠送自己的2000多门火炮，几千挺机枪，原来苏联博物馆里的日本坦克，飞机都是骗人的模型。由此可见，中苏关系交恶时，苏联伪造数据到何等拙劣的地步，教授口口声声宣称“严格说来，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前苏联档案中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有造假的情况”岂不是睁眼说瞎话？
纵观杨教授的发言，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原来杨教授在连起码的军事常识和二战常识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一见到“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样的数字一不对照其他史料，二也不请教相关专业人士基本常识就轻率的下结论了。这不是在有意误导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吗？（未完待续）

　　（续上文）大家都知道，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同时这门学科也非常容易和其他学科产生交叉学科。因此无论是普通历史爱好者还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去研究和其他学科产生交叉的历史问题的时候即使不能做到精通那门学科，起码也要多少了解一些常识。例如研究和经济问题相关的历史问题你不了解起码的经济常识行吗？同样道理，当我们去研究类似于苏联移交东北野战军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不了解起码的军事常识和当时历史背景就去讨论这个问题甚至轻易下结论都是非常可笑的，这和盲人摸象并没什么本质区别。即使是杨奎松本人在他的著作《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也承认“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在这里我想问杨教授，既然教授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那你为什么在连起码军事常识和二战史常识的情况下去研究苏联援助东北野战军关东军问题？一个对军事常识和二战历史常识完全外行的学者去研究这样的军史问题和今天一些对金融知识一窍不通的退休人员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去炒股梦想发财的愚蠢做法能有什么根本区别？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的话就是给再多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又能得出什么样有说服力的说明和判断？至于尊重事实就更是奢谈了。试想一下，让一个连起码生物学常识都不懂的学者去研究达尔文进化论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一件非常荒唐可笑的事情。
但杨教授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懂军事常识，更不是不懂二战常识，而是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后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面对人家的质疑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睁眼说瞎话（例如面对本人的质疑，宣称对本人的问题在回答刘统教授的文章中实际上已有说明。但事实上那篇文章没有半个字提及此事）。更为恶劣的是，只要质疑者稍微言辞激烈，他就能说出像“我以为你是日本人，竟然只是哈日族。我对哈日族并不反感，但像你这样哈日的还真没见过。既然你如此哈日，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仅没有看过任何日本的档案文献史料，而且就连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将领的回忆录都没有读过，只因为哈日就盲目相信几本日本书上的说法，以为日本军队当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绝不会犯低级错误。而在我看来，当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脑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军部的那些家伙。因为哈日，因为无法接受日本关东军败于苏军的事实，你一定要把这场失败说成是关东军武器装备太差造成的结果，大概就是你的基本出发点吧。但为此不顾事实，既不相信前苏联的档案，也闭眼不看中国方面的资料，甚至不惜指责中国将领的回忆造假，就太过分了”这样完全没有任何学者风度的话来。这证明什么？证明教授脸皮厚而已，死不认错而已。这种治学态度哪里谈的上严谨啊？

 

　　当然我写此文也不仅仅针对杨教授一人而已。作为一个太平洋战争历史爱好者，笔者根据自己了解的战史和军事常识就苏联援助东北野战军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也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从大家的回复看固然不缺乏窗外是海，吃不完的葡萄这些网友的高水平回复，当然也不缺乏像楼楼，思明州（考证天皇是中国共产党日本支部书记的第一牛人）这样尽管不懂武器和战史，但只为了表明与我对立的态度，就玩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大法发表回复，其中不少回复提出的问题，我不客气的说，和白痴皇帝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相比，已经可以用“异曲同工”来形容了，当然也更不缺乏读死书的人问出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不仅仅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给迷信杨奎松的网友打一针清醒剂，更希望大家以后发表回复不要再闹出像思明州“考证”出日本天皇是中共卧底这样的笑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