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两位省部级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各级官员的腐败和违纪现象持续保持着严厉整治的态势，“苍蝇老虎一起抓”，已成为公众领域和媒体上频率很高的传播词汇，因此，又有两位省部级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安，人们只是默默地问：还有多少？
    不久前，美国重要的国家智囊之一，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办的“习普峰会后的中俄关系”论坛上发表演讲，其中讲到了腐败问题。布热津斯基说：“在诸如‘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腐败官员’之类的话题上，中国并不喜欢与美国比较，但我认为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可能不相上下。但是，中国与美国在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我们的腐败官员主要秉承了我们在金融领域的文化，即‘不择手段地捞钱，不择手段地勒索他人’，而中国的腐败官员则正是其高官。我原本以为，共产党人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原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因而（这种腐败）对他们内部运行和稳定的威胁程度要高于我们。中美两国的问题也许有一些共性的因素，这些问题背后所蕴藏的危险可能十分严重。”
    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话指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当前中国和美国的官场腐败“不相上下”；其次，中美两国的官场腐败原因不同，对于美国来说，官场腐败源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势力的本性，当金钱势力能够轻松操纵美国政治时，对于金钱的贪婪就很容易与官场权势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的腐败原因，布热津斯基没有指出具体原因，只是指出“正是其高官”这一现象。两者的差别是，中国的官员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因违纪违法被处理，一般来说，仕途是终其一生的。而美国的官员经常可以在官场、商场光滑地多次转换，因而使得美国官场的腐败有了更多合法的保护；第三，正是这种差别，使得布热津斯基认为，腐败对于中国政治的威胁要高于美国。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反腐的措施和成果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腐败的重视程度、对于治理腐败的决心也超过美国。
    布热津斯基这段讲话的最后指出：“中美两国的问题也许有一些共性的因素，这些问题背后所蕴藏的危险可能十分严重”。然而，这只是布热津斯基对此问题的个人认识，他意识到腐败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威胁同样严重，却没能解释为何中国反腐的力度和决心更大。对于中国来说，布热津斯基所言的“共性的因素”的确是存在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当官发财”。那么，为何同样是“当官发财”，美国社会对其的容忍度就比中国要大？对中国社会的威胁要高于美国？
    我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美社会价值观的不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简单说就是金钱至上，财富英雄是美国社会最令人羡慕的对象。因此，美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设计了一些“合法”方式，允许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现象存在。而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士农工商”的划分，从理念和制度上拒绝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较低的层次，不是社会精英信奉和热情拥抱的价值观，“视金钱如粪土”的傲气、骨气或者说清高，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的主要价值观。即便要发财，也遵循孔子所言：“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精英人士发自内心地拒绝无条件、无原则地“不择手段地捞钱”。而布热津斯基所说中美两国在腐败问题上的“共性”，在我看来就是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大举攻占中国，人们在崇洋媚外的大趋势下，轻视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将美国社会财富英雄的价值观当成先进。在这一价值观的颠覆过程中，中国官员比美国官员拥有更大权力的传统改变不大，因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发展势头更猛，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威胁更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案似乎有两种，一是实行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容忍资本对政治的操纵，减少官员或政府的权力，即所谓“小政府”，同时使得部分腐败得以合法化，由此从表面上减轻腐败对社会的危害。为此，最近有人明确提出应该“选择性反腐”，过去也有人提出腐败有利于改革，即有利于把中国变成像美国一样，甚至提出应赦免力主“改革”的官员的腐败行为。言下之意无非是可以让某些资本势力需要的腐败合法化，以便官商勾结“合法”地分赃。二是把颠倒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重新树立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政府和官员在依然掌握较大权力的同时，从理念和制度上排斥对“金钱至上”的崇拜，把权力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高效地为社会服务。我认为前一种方案是中国社会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当今中国政府显示显示强大的反腐决心、全社会都看到明显的反腐力度和成果，正说明中国政府在对待腐败的更高原则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优秀理念，不是以“部分合法化”、“选择性反腐”来做表面文章，而是以零容忍的态度，力求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腐败治标、治本的问题。调查、抓人、处理等等，这是治标。在当前腐败现象严重、民怨沸腾的局面下，“乱世用重典”地治标是需要的。然而如果不能治本，治标将变成遥遥无期，抓不胜抓，反不胜反，治标将没有出头之日，人们希望的清明廉洁也难以出现。其中关键之一就是要解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当官为什么？当社会普遍认为“当官发财”是合理的，当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成为颠扑不破的最高原则，每个人都以发财为荣，为何官员不能？当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成为号令天下的唯一法则，权力为何不能交易？权钱交易为何不能进入合法化的市场？因此，当今中国政府在大力反腐的同时，提出建立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金钱至上、当官发财等等，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不容置疑的价值观。尤其对于各级官员，必须形成从内心抵制这种价值观的条件反射。因此，自本届政府大力反腐以来，有报道说报考公务员数量下降，各级官员官不聊生，有些官员退出公务员、离开体制，在我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它无非是让那些把“当官发财”当成人生目标的人离开这个行列。如果官员和公务员行列牢固地建立起这样的价值观——想发财的别进此门——那么，中国社会将前途无量。
    如果“当官发财”不再成为公认的原则，当官究竟为了什么？在我看来，应该从理念和制度上形成“当官为了荣誉”的结果和风气，这种荣誉来自民众拥护，来自历史评价，来自个人的羞耻感。荣誉是无价的，任何金钱财富都无法换得，民众口碑是最高的荣誉，青史留名究竟留一个什么样的名？当官员离开岗位或退休时，能否良心安宁、问心无愧？这都取决于我们应该认可、接受怎样的价值观。近年来，中国社会总有人不断贬损道德原则、诋毁各种道德形象，这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当一些人用西方政治的术语不断强调所谓“合法性”时，我必须强调：道德才是最终的合法性。而道德修养的形成，道德观念的树立，道德风气的普及，毫无疑问就建立在重塑社会价值观上。只有这样，对于腐败才能实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