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概念虽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赋予群众路线以丰富的内涵，并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却是他的一个伟大创造。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也是理论巨匠。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主要是在“马背”上学的，但他有极高悟性，能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许多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概念虽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赋予群众路线以丰富的内涵，并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却是他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是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群众路线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党的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从而指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无论是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还是在取得政权后进行建设，都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群众去夺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它明确地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去”，“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P27-28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2]P40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P311“党与群众脱离是主要危险”，“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1]P356但是，从目前查找到的文献资料看，当时的中央文件或中央负责人的讲话，都还没有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六大路线在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曾使用了“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的表述，但这个用语不十分明确。1929年9月，在陈毅代表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后，为解决转战中的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和内部团结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在内的三人小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个指示信由陈毅具体执笔。他根据三人小组的意见，并以周恩来在此前起草的给红四军的中央“八月来信”为基础进行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由陈毅带回红四军进行传达。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中央“九月来信”内容丰富，有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在谈到筹款工作时，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3]p36还说“对于军需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3]P39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3]P40这样，“群众路线”概念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如果要讲“群众路线”概念的来由，这可能是目前最早使用的中央文献。
红四军在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后，根据中央要求，恢复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随后，前委决定，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同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一节中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这个表述是原件，收录在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中。1951年，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正式出版的“毛选”中，将“路线”二字删去了。因此，有的同志说，古田会议决议没有“群众路线”提法，就是这个缘故。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路线”二字，是认为“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这个表述在语法上或逻辑上不那么顺，还是有别的考虑，就不清楚。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出于语法或逻辑的考虑。那时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像现在不少表述采用网络语言，或中西混用，对语法或逻辑不讲究，因而一些文理不通的表述，只要约定俗成就都认可了。从思想史的考察言，毛泽东在1929年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确实用过“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表述，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中共中央来说，“群众路线”概念在中央“九月来信”后还在继续使用。如1930年3月，在《中央给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切工作中应尽量采取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指出，“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
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后，在目前发表的中央苏区时期文献中虽然再没有用过这个概念，但他的群众路线思想却十分浓烈。这个时期，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也是如此，尽管群众路线思想很丰富，论及的方面从军民关系推广到各项工作，认识到从红色区域的建设到白区秘密工作，从工会工作到农村工作，从经济工作到肃反工作等等方面，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思想，但也没有使用“群众路线”概念。
就毛泽东而言，他的群众路线思想主要强调四个方面：
(一)强调党要以群众为本，各级党组织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这是群众路线思想的灵魂。还在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于4月中旬到达兴国后，在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时，毛泽东就告诫党员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群众。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率中央政府访问团先后到兴国长冈乡和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兴国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兴国干部的作风好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老百姓唱“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除了“自带干粮去办公”的那首外，还有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真情实意为群众，油盐柴米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重”。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遇上一位叫刘长秀的妇女，向她了解情况。这位妇女不认识毛主席，只知道是上面来的大干部，便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刘长秀为什么这样说呢?她是红军家属，过去无田无房，生活异常困难。土地革命后，既分了房又分了田，非常感激政府。1931年，长冈乡夏荒缺粮，她家只能以南瓜野菜充饥，村苏主任背了一斗多粮食送给她家。第二年又闹春荒，乡苏政府到200多里外的公略县找便宜米供给困难群众。她很感激共产党，见到上面来的干部，便冲口说出了“共产党真正好”的心里话。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了刘长秀感激共产党的话，以及兴国和长冈乡、才溪乡等地干部解决群众困难的模范事例，并阐发了一大篇道理。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吃饭、穿衣、住房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土地、劳动力问题，到疾病卫生、婚姻、生小孩子和小孩上学等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应该讨论、决定、实行和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你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并且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P139
毛泽东对兴国等县和长冈、才溪等乡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非常满意。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4]P140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在才溪乡调查时，也有一个为群众谋利益的生动故事。他在溪西村调查时，有一位叫陈美兰的大妈说，她家暴动后分到的3间平房，发生火灾烧掉了两间。全家5口，她和老伴体弱多病，守寡的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挤在一块住。家中又无劳力，生活困难，愁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毛主席安慰陈大妈说：天无绝人之路，我找乡政府帮你解决困难。当夜，毛主席就召集区、乡干部开会，提出帮助解决陈大妈家的困难问题。干部面露难色。毛主席对干部们说，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是党的两大工作任务。你们找群众商量商量，能不能开展一个村帮村、邻帮邻，一村帮一户，百人帮一人的互助活动呢?这使干部们茅塞顿开。第二天，在乡苏干部带动下，大家献工献料帮助陈大妈建房子。半个月后，陈大妈的新房就建好了。陈大妈非常感激地说：毛主席是大好人，红军是天兵天将，苏政府是专替穷人消灾灭祸的。
什么是群众路线思想?像兴国干部好作风，像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广大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愿意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就是真正地贯彻了群众路线。一心为民，是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质。
(二)强调将调查研究作为贯彻群众路线思想的方法，使调查研究过程本身成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过程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中央苏区时期，从1929年至1933年他所做的农村调查，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时间最为集中、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的调查。目前保存下来的11个调查材料，已编入《中国农村调查文集》。这个时期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广大群众，而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对象。作为工作方法言，从宏观上讲，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从毛泽东的那些调查材料来看，他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向群众做调查研究获得的，而做调查研究又使他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因此，在他那里，这两个过程的同一性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4]P116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你对于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办法。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提到理论高度，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4]P115。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那时之所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了调查研究、坚持了群众路线。
(三)强调坚持群众路线思想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的有效途径
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论列的必须纠正的八种错误思想中，就包括主观主义。他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入群众进行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批评一些领导的纯主观的瞎说一顿，一定会弄坏事情，一定会失掉群众。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问题就能解决。1932年和1933年，他在起草的决议和讲话中多次批评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4]P124-125他强调一定要深入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同时，他还强调通过群众监督来批评和克服官僚主义。他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存在。”[5]毛泽东将坚持群众路线思想视为“充分的民主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四)初步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思想的刍形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提出的许多正确思想和政策，实际上都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得到，并逐渐符合实际情况而完善起来的。比如，井冈山土地法，那时规定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但转战赣南到兴国后，经过向群众调查了解后，在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时就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毛泽东本人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对于富农政策，在闽西上杭南阳会议时，提出了“抽多补少”;但通过寻乌调查，认识又前进了。如他自己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得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个办法是正确的。”还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6]p23土地革命时期的上述政策，既来自于群众，制定好政策后又去指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这实际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了解到村代表主任制度在巩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效果。于是提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7]P325他在向长冈等乡作调查，了解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后提出：“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7]P340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思想的具体应用版，也可视为其原生形态。10年后的理论抽象，就是在这样的许多表述固化之后的认识飞跃。
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飞跃和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形态的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全面抗战、进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种客观形势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势必对群众路线思想要作更多阐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这个时期实现的认识飞跃，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在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立足于抗战动员和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着力论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密切党与群众关系的思想。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8]P480的著名论断。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战争中的辉煌运用。同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又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群众路线思想。一是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二是提出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随着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深入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总结的条件已经成熟。通过延安整风的总结，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进一步提炼。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群众路线思想得到更加丰富，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作了精辟论述的。
在这个阶段，党对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科学总结，在理论认识上实现了三大升华：
一是毛泽东在1943年6月为党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首次上升到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在这个决定中，他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通常所说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这虽然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确的认识，只能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革命斗争中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千百万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保证革命工作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但是“从群众中来”，不是简单地直观反映，而是要能动地进行科学的抽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种科学知识，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也就是说，把群众意见化为领导的正确意见，是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经过“集中起来”之后的领导意见，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客观实际，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对实际运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认识过程并没有完成，领导的意见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且使其得到修改、充实、提高。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才算完成，一个新的认识过程又重新开始。因此，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是领导思想逐步提高和发展的过程，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做出理论概括，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举。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这个理论概括，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从而使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
二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提出，并对其多重含义作了深刻论述。其一，他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使群众路线成为“三大作风”的政治基础。其二，他从思想作风方面提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这是对群众路线作为思想作风的具体要求。其三，他还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他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9]P1095-1096这里讲的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行动准则，实际上将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继续阐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不仅作为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来认识，而且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新高度。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10]P348，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10]P342。为了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具体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思想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在继续深化，毛泽东在理论上又有一些新的发挥。
首先，毛泽东强调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他看来，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他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1]p423这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并且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
其次，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巩固。他说：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2]P547
再次，毛泽东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做领导工作的要拜群众为老师。他认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13]P324只有这样，才能摆正同群众的关系，也才能充当好的领导者。
从党中央领导集体看，党的其他领导人对群众路线思想还有两次重要的理论概括。
一是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时，对群众路线的含义作了新的界说。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4]P217。
显然，邓小平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前述论点加以综合了。这样，如胡乔木指出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由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除了阶级和人民利益以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观点，上升到只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群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升到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有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水平了”[15]P1718。邓小平的概括是对群众路线思想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
二是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联系1958年以后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说：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6]P401不难看出，这是对邓小平的上述认识的进一步概括。他还指出：1958年以来，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体现群众路线的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违背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他批评了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指出：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6]P404。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在贯彻群众路线，实际上却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刘少奇的这一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对群众路线的正本清源。
五、群众路线思想的伟大时代价值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虽然是在数十年前提出的，但它却是党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理论上说，它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因而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路线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从实践上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从去年下半年始，全党已陆续开始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因此，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伟大创造者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这里，至少有四个必须坚持：
(一)必须坚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也是其力量的源泉。在革命战争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异常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坚持了这一点。如毛泽东所说，你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共产党早已成为执政党，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这个宗旨没有变，也不能变。变了就不是共产党;老百姓就不会拥护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地动山摇。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中国共产党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
(二)必须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
这个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能够保持这个作风。共产党执政了，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能否继续保持这个优良作风呢?十八大报告讲了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归根结底，是脱离群众的危险。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这个结论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也为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证明。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工作。这仍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谆谆教导。特别是他强调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更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三)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对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伟大创造。就全党来说，将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自觉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成果。有这个认识自觉同没有这个自觉，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不一样。现在有的做领导工作的干部，不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的价值，如毛泽东指出的，往往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在办公室里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4]P110。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所谓“智库”的问题。领导找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或邀集一批对某个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人作为“智库”或“智囊团”，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不必否定它的作用。但是，最伟大的“智库”还是人民群众。“智囊团”能出好主意，就在于了解实际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反之，那必定是馊主意。一个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连篇的空话、大话、套话，形式主义那么严重?就在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因此，“智库”或“智囊团”，代替不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讲的，“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实际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代版。因此，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必须坚持反对严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整个社会处在极其深刻的转型变革之中，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对党的宗旨的坚持心淡化了，脱离群众的危险突出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风气成为社会公害，严重伤害了党的形象。因此，中央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教育，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再教育，要求贯彻整风精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非常必要。毛泽东一生都坚决反对严重脱离群众的各种不正之风。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在延安时期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开展了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也提出过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全党整风。有如上述，他说：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尽管1957年开展的全党整风，随后发展成为反右派斗争，造成混淆两类矛盾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但这个初衷是无可指责的。十八大指出：要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坚持、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既坚持不断地对广大党员特别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又坚持不断地全方位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用制度管党。只要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能够重铸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夯实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带领广大人民持续接力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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