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节节胜利，逼迫各类资产阶级学者乔装打扮、钻进混进党内体制内，然后用各种手法来颠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各种干扰乃至颠覆性破坏活动。

    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地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武装，以反社会主义的全盘西化为目标并努力成为西方附庸的思潮。长期以来，西化自由派的根本目标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全面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当今国际格局与秩序下，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全盘西化，不可能走上昔日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分化、弱化、附庸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而且一贯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在国内、党内逐渐地出现了一股越来越大的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此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日趋尖锐的对立。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而且一贯的表现为：

    其一，思想上的自由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集中表现。西化自由派一方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早已过了气的思想理论奉若神明，另一方面则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百般嘲弄、低毁。大肆宣扬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死亡，没有必要再对它抱一厢情愿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突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中国就不会有突破性的政治上的巨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才是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应当休矣”等，力图以抽象的“民主”、“自由”口号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甚至不惜对领袖进行各种人身攻击、妖魔化，以混淆大众的视听，搅乱人们的思想，从而达到以思想自由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西方化的各种谬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客观真理的目的。

    其二，政治上的多元化，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内容），鼓吹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西化自由派尤其是“法律党”，往往打着“维护宪法”、“依法治国”、“司法中立”的旗号，攻击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一些自由化鼓吹者还用“宪政梦”歪曲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称“宪政民主是唯一出路”，“中国应跟上世界宪政潮流”。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的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的实施对立起来，以西方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实质是要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显然，政治多元化的目的就是主要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建立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三，经济上的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根本原则。西化自由派一方面不断诋毁马克思主义过时、陈旧，另一方面，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诸多论断的真理意义，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总是想法设法侵蚀、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如用各类学术权威、知名机构做虎皮，如西方智库，世界银行（推出《2030年的中国》报告），诺贝尔奖获得者被频繁地邀请到中国做“巡回表演”；用各种理论来掩饰，如西方很不起眼的产权理论，或发明十分恶心的“吐痰理论”，被吹捧得天花乱坠；或用“混合所有”、“土地流转”等新概念做包装，在国家相关决策中塞进私货，……如此等等，一个重要指向就是资产乃至资源要素的私有化，把国有企业、集体土地化公为私，从经济基础上摧毁社会主义。

    其四，文化上的“全盘西化”，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歪曲否定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歪曲否定党和人民的革命史与建设史，诋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少数西化自由派借学术研究之名，大肆诬蔑、贬低和否定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鼓吹用所谓先进的西方“蓝色”海洋文化、工商文明，来取代落后的中华“黄色”内陆文化、农耕文明。西化自由派从否定传统文化发展到否定传统历史，从否定儒家文化发展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从否定封建社会到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贬低爱国主义为民粹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为“毛左”或“五毛”，削弱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和发展的内在凝聚力，从而动摇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有诸多表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做了高度概括。“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强调：“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②]

二、邓小平同志“最坚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在牢牢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积极主动而深刻地批判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邓小平曾经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③]搜寻《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发现“四项基本原则”有44条记录，“资产阶级自由化”有30条记录，“自由化”有36条记录。[④]足见邓小平说的“最坚持”是立得住脚的。

    1979-1981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和主持下，起草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提出了在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课题。《决议》的通过，不但从历史上，而且从理论上回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成为我们党长时期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导思想。[⑤]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旗帜鲜明。1980年，他就严肃地批评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听其自然的态度。1981年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⑥]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⑦]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有人不赞成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文件中。邓小平明确表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最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写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针对1986年末一些人闹事，1987年1月邓小平在《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的谈话中揭穿了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者的真面目：“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⑧]

    邓小平曾多次尖锐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那就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⑨]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学潮-动乱-暴乱”政治大风波。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⑩] 他强调：“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里讲的“国际大气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在相关国家积极付诸实施。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又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11]

    199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谈到“6·4事件”时指出，“主要问题出在党内，甚至是党内某些高层人物。”[12]1993年9月，他再次强调，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13]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不同时期掀起的冲击波有不同的侧重点，有时以政治为主，有时以思想文化为主，有时以经济社会问题为主，但是其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就是努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他们所心向往之的资本主义制度。三十多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跌宕起伏。自由化思潮可谓潮来潮去，潮涨潮落，前波未平后波涌起。邓小平同志生前带领党和人民粉碎了西化自由派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由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出现“重大失误”，不时出现“四个坚持”这“一手比较软”的倾向，一直严重干扰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顺利进展，需要在思想上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14]。他反复强调，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不可避免地陷于动乱，就不可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必然会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一再重申“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15]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两手都要硬”与“一手软，一手硬”的交替中，时起时落，大起大落。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始终存在，而且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突出，更加激烈。鉴于西方国家在生产力、话语权等领域占据优势的长期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长期性，中国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首先，社会主义（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任务的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6]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曾经被消灭了，但是，如今又复活了，而且规模力量远比先前强大，以利益集团的形式渗透、影响甚至操控着部分国家与地方政权，以国际合作的形式与国际资本紧密勾连，在资金实力雄厚、可调用资源庞大的基础上以准政党的形式存在着、发展着、壮大着。只要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就必然会有资产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党的领导的否定，并积极努力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必将会犯错颠覆性误。

    当然，我们反复强调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是搞“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无论是批“左”、还是反右、都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偏面性”[17]。只有坚持事实求是的方针和方法，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任务的长期性。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致力于改革开放，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社会政治环境。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19]

    西化自由派积极从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传播甚至付诸行动，就是要破坏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任其肆意泛滥，中国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与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多年来，围绕着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和谐有序社会环境的巩固发展与干扰破坏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坚决，抵制有力，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就得以巩固，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就得以顺利推进。反之，就要遭受干扰和破坏，付出沉重代价。西化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化者一直就是“麻烦制造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梦”实现的消极力量。所以，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必须长期地坚持同破坏安定团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维护国家稳定安全，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再次，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不可轻易改变。历史经验证明，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用正确的路线战胜各种错误倾向，才能保证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

    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界定改革开放的边界与底线——改革开放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1987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20]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复杂性与国际大气候的充分认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

    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到1987年，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充分，指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进行。”

    1987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21]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一些地方的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22]

    鉴于过去的经验与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不讲反自由化，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不能搞运动。”[23]

    迄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直伴随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鉴于，“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未来，中国国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势必要延续下去。实践证明，只有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正是缘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干扰。如果我们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而忽视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会犯不可挽回的政治错误，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作者：江涌，北京理工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