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颜鹏飞(1946- )，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刘会闯(1986- )，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什么是资本主义?它走向何处?这是困忧人类数百年而颇具争议的重大问题。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性转型过程相契合，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凸现出显著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有限度的调整和变革，但这些新变化和新举措，又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从而进一步促进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这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重性特征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彰显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
关 键 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回到马克思”/李嘉图定律
一、引言
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前途的探讨从未停止过。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保罗·肯尼迪倡导“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论，又一次提出“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的问题[1]。亨特(E. K. Hunt)进而挑起关于“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大讨论。世纪之交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关于“新资本主义”和“创造性资本主义”的讨论[2](P2-3)。2008年至今，西方主流媒体和达沃斯论坛多次发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和未来走向，以及以“重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占领华尔街运动”、“诊断资本主义”等为专题的大讨论，以至于资本主义这一词汇在各种媒体上的出现频率屡屡荣登榜首。对上述问题，西方学者各持己见，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可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有限改良”论、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共和”走向“融合”论三种代表性结论[3]。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则有诸如“历史终结说”、“制度趋同论”、“自我扬弃自我转型”和“崩溃论”等观点。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被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帽子——“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福利资本主义”、“调整的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现状和前景的大讨论，促成现代世界性思潮的一种新动向，即“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追寻马克思”、“保卫马克思”、“重读《资本论》”，凸现了当代思潮的理论召唤、思想取向和理性回归。如今，西方世界很多人又重新捧起了《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找当前危机产生的根源。德国的一名出版社经理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马克思故居展览馆馆长比特里克斯则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是对的’。”[4]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在谈到马克思时也不得不承认：“不管他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5](P10)。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不在于其产生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其能否正确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归根到底在于其能否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作科学把握。正是对现实变化规律和历史发展逻辑的客观把握，马克思主义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创造力。马克思毕其一生撰写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是研究资本主义的传世经典和绝响。经典的魅力在于引导人们一次又一次穿越历史时空，从经典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在于：一个半世纪以来，已经出现四次“马克思热”，世人力求从中寻求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答案，并在解读和反思中不断得到启迪。本文主要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从而彰显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
二、当代资本主义两重性再认识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两重性?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解读：在科学地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本质的基础上，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两个必然”论断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P43)，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必然毁灭的历史发展结局;另一方面，“两个决不会”论断即“以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以及“资本的文明面”或者“三个有利于”论断，即“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P592)，实际上阐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以及寄希望于在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两重性。
(一)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新的表现形式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在生产领域：其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为加快。为了摆脱“滞胀”的危机并维持高额垄断利润，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化解基本矛盾。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垄断资本得以无时空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这就必然加强中心对边缘、资本对劳工的剥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积累和加深。其二，经济的金融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对资本增值的作用愈加显著。不断要求增值的资本开始了经济金融化的进程，纷纷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退出并投身于金融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形成了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积累和增长体制。金融垄断资本肆意投机和掠夺，并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资本主义经济的赌博、投机性质日益明显和强化，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三，产业的空心化，或者说是经济的去工业化。与经济金融化相对的是经济的去工业化，这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当从事实体生产难以获取利润时，逐利的本性使资本绕过产业资本的形式而采取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获取高额利润。在去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具有较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经济的去工业化，使得作为剩余价值载体的物质产品生产总量下降，而逐利的金融资本却要求分割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剩余价值总量的有限性与资本增值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也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
在分配领域：其一，在所有制关系上推行企业股权分散化，鼓励职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发给职工，使雇员也可以参与股息分享。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工人持有企业股票并没有使他们在企业中赢得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权力，也不能改变被资本家雇佣和剥削的社会地位。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承认：“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8](P66)因此股权分散化并没有削弱垄断资本的统治权，反而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手段与统治力量，使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更强了。其二，不断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救济、老年退休金、医疗补助、劳动保护、残废津贴、儿童福利等多项内容，加大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分配形式出现兼顾平等的特点。其三，在分配结果上，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级萎缩，社会流动性降低。在金融垄断资本的强取豪夺下，不仅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处于被剥夺的地位，现在中产阶级同样也处于弱势地位。目前在美国，中产阶级衰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如此写道：“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9]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高度评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我们是99%”，认为这个口号了不起，它正确地将问题界定为中产阶级与精英而非穷人的对立[10]。
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严重脱离;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并不能进行真正的价值创造，而只能进行价值的分配。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为缓和阶级矛盾，缓解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福利措施，并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民众超前消费，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多方面分散和转移风险。这种建立在虚假购买力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必然会导致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放大，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不合理的并缺乏监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则将危机迅速传导到了全世界。
此外，资本主义危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也显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特征和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传统的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虚拟经济领域的泡沫危机、公共信用或者公共债务危机、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性危机，等等。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周期波动史，从1825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形形色色的危机此起彼伏。而自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再到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再到主权货币危机愈演愈烈，这一系列的危机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难以招架和应对了。
上述情况都充分验证了“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11](P397)、“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1](P390-391)，亦即“资本本身就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12](P219)，“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自身”[13](P410)。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不仅从生产领域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还从资本主义分配形式(这是生产关系的反面)与生产力的根本性矛盾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了新的解读。这就是“斯密—李嘉图—穆勒定律”(简称“李嘉图定律”)，是和谐抑或冲突这两条理论路线分歧的一个起点或分水岭。斯密是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效用价值论、社会和谐和“看不见的手”。李嘉图是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产力经济学家，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作为一种“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纳入其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总之，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李嘉图定律”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终其一生始终无法跳出这一定律的阴影，如同资本主义终其一生始终无法跳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一样。这就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的解读。
(二)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有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西方世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例如，法国萨科奇竞选纲领的主题就是“改变法国”，美国奥巴马发表以“美国的变革”为主题的总统竞选演说。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14](P963))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迫于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和陷阱，其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得以开启。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其中包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进行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及在这一历史行程中的“自行扬弃”、“消极扬弃”、“积极扬弃”，从而逐渐孕育出否定性的因素和“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即“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15](P371)。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这种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与非和谐的举措，以及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的一些有益成分，我们可以完全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具体从以下九个方面加以解读。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而全球化尤其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其非和谐因素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并且，技术创新、制造业再造、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和强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市场经济国家化，构成其发展战略的大趋势。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与巧实力，在全球范围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普世价值、垄断话语权，大搞所谓颜色革命。美国大力宣扬盎格鲁—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赎、慈善文化)、杰斐逊的“人人生来平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讥讽这种洋三民主义为“1%的民有、民治、民享”[9]。
3.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日本宣布已进入“均质社会”、“全民中产社会”或“1亿中流社会”。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7%，入选标准是“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颁布的五大条件：“拥有住房、一台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布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中发展中国家国民比例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58%。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重创长达20年的“泡沫中产”，使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成果，又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和稀释生产过剩危机的安全网、保护阀和调节剂。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自居，瑞典和奥地利被称之为“杂交型社会主义”。如果说，凸显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出来的否定因素和“新社会因素”，那么，凸显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无疑，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但是，西方国家普遍呈现“福利病”倾向。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来”。
5.重视民间非营利组织(NGO)，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和智库。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民间性和独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NGO多达160万个，其中智库就有1777家，活动经费占全球的80%，仅仅美国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广民主以及各种“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活跃角色。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这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并且许多西方国家以“工会国家”自居。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此外，还出台了一些化解失业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劳务强制派遣制度和美国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西方绿色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F. Perroux)的《新发展观》、《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年)即《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以及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这种绿色新发展论的标志。
8.西方国家尤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尤其混合经济体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重要借鉴意义。
9.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21世纪将成为发展的世纪，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VISTA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印度采取了服务业优先增长模式，被称为“外包服务业大国”、“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民生与市场并重的巴西模式缔造了一个中产崛起的巴西，中产阶级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
三、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表明了它已经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了在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容纳入“新社会因素”的能力。然而它却无法靠自身力量来解决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公共债务膨胀、贫富分化加剧、大规模骚乱此起彼伏，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是牵动了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神经。这都凸显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危机，并让西方专家和媒体人士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进入制度层面。他们认为，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乃至制度危机。
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和新变化，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分析。一方面，它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发生了动摇，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西方极度膨胀的实力自信、模式自信、霸权自信受到了沉重一击。其一，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更大的挑战和质疑。这首先体现在生产方式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甚至不惜用投机赌博来代替组织生产。美国寅吃卯粮的消费方式以及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备受病诟。在应对危机中，美国政府更是慷慨补贴金融资本，而后者恰恰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失业问题的日益恶化以及对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的进一步削减，底层民众的抗议日益频繁和激烈，资本主义整个体制的合理性也日益受到质疑。其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与创新的能力和空间也在逐步丧失。资本通过金融化狂热逐利，金融寡头大搞“金融创新”的法术，从传统的债权、股票、商品和外汇中炮制出一大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这样的“金融创新”突破了任何限制，把虚拟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变成难以驾驭的魔鬼，资本主义对此难以支配和驾驭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金融—经济危机向社会领域传导而引发的抗议活动。而欧洲债务危机更令欧洲各国忧心忡忡，迟迟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正如法国学者哈罗德·詹姆斯所指出的，“美式市场资本主义已被拉下神坛，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因债务危机难以为继，人们或多或少承认，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欧美知识界已无人敢像以往那样拿出一个崭新方案，并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这个方案是最佳的。”[16]
另一方面，应当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当前的困境还远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现在敲响的恐怕只是资本主义的“警钟”，还远不是丧钟。正如上文所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早就作出了“两个绝不”的深刻剖析。客观地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仍有强大实力的基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很强的科技创新优势，仍具有容纳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能力和空间，仍然能够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关系来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它还会通过不断扬弃自身的私有性质，在发展中融入反映社会化发展要求的公有因素和社会主义成分，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世纪之交以来，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掀起的这股“回到马克思”、“重读资本论”的世界性思潮，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再一次地被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所验证。德国政治学家、著名评论家托马斯·迈尔托如此说道：“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马克思本人，但根据其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时代的‘诊断家’。”[17]马克思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调和，无法回避：一方面资本主义会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调整各种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并继续肆意扩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怎样狂飙猛进，却一次次落入危机的魔网。资本主义无法跳出危机的魔网，无法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解决危机、缓和矛盾的调整与尝试，可以恢复生产，复苏经济，甚至使生产力取得更大的发展。但由于基本矛盾的决定和制约，这又使矛盾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上发展，资本主义总是以更加严重的病症爆发形式展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以及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与非和谐的举措，在客观上却又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从而进一步促进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尤其这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证明。正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僵尸资本主义》中所指出的，“这个制度(资本主义)注定要死亡，并被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秩序所代替”。[18]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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