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中国在今后几年最多十年内会不会发生经济大危机，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一是认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已经基本上过去，国内仍存在大量有利因素，特别是深化改革会带来更大的红利，再加上建国以来积累的家底还相当厚实，因此今后几十年经济都将持续发展，大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

　　二是认为由于问题积重难返，矛盾无法解决，特别是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民族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所以中国在十年内很有可能发生持续危机，最终导致崩溃性灾难。因此，只有搞普世价值才有出路。

　　三是认为虽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危机在内的总危机很可能在近几年最多十年内爆发，但是大危机既会带来大灾难，也可能带来大机遇。处理不好会进一步滑入全面崩溃的灾难之中，处理得好则会走向新中国的前27年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创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简称毛式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在马列毛派内部，也有三种看法：

　　一是一些战友认为，回归社会主义是个长期任务，不仅我们这一代甚至儿女们恐怕都难以看到了。这就是说，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终究会战胜资本主义，但是不太相信近十年更别说近几年有可能发生大转折。

　　二是部分战友觉得新的红太阳已经升起，避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即使发生大危机，我们也应当相信他能力挽狂澜，挽救革命挽救党。

　　三是较多的战友认为今后发生的总危机，对中国是个或者走向复兴或者发生崩溃的“生死抉择期”。它将会使邪改路线(即十八大报告指出的主张搞改旗易帜邪路改革的路线)的危害彻底暴露，使大多数人警醒过来，使马列毛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现阶段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带领群众运用由集体智慧继承和发展的带有新特点的毛式社会主义(简称新型毛式社会主义)，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

　　本人是赞成第三种观点的。由于怎样看待这场危机和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直接关系党和人民的命运前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坚持自己观点的理由说清楚，否则那就是对事业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基于这种认识，下面就把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摆出来在征求意见，和同志们平等交流。赞同之处，当然有权力讲出来，但要以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为主。这些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出来。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夺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这里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可不可以把这八项工作作为我们现阶段的任务?

　　先谈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

　　去年十月我在《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的拙文中，曾谈到近几年“发生30多年来最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本人认为，这种可能是增加的趋势。当然，这一预判也可能会有误差，因此我也赞同一些战友的意见，既作长远打算，又作应对短期的甚至突发亊变的准备。但是考虑到如果由于准备不足而耽误了战机，损失就太大、太难以挽回了。因此，三思再三思，我觉着还是应当提出把重点放在准备应对几年最多十年发生大危机上的建议。如果这个建议确实错了，我当然应该对祖国和人民有个必需的交待。

　　认为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大，主要的依据是：

　　先看经济方面。

　　(一)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在增大。中国指数研究院10月31日发布信息：“10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连续第6个月下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住宅销售额同比下滑10.8%”(红歌会网，2014-10-22)。“现在全国房地产已开发出上百个‘鬼城’，中国几乎各省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鬼城’。而更加危险的是，自1960年来，只要房地产投资占比GDP高于6%的国家，都经历了痛苦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过程。可中国2013年房地产投资占比GDP竟然高达16%，这是多大的泡沫?”(王忠新，乌有之乡，2014-11-6)“5年之后80%的开发商可能面临关门”(马光远，新浪财经，2014-10-27)。张庭宾说：“房地产将会重蹈中国钢铁业覆辙，房价像螺纹钢这样跌去50%以上不是笑话。”(乌有之乡，2014-9-24)经济观察网报道：“2014年前三季度，出让金累计为1.7万亿，同比下降22%，全国300个城市各类用地出让金合计4159亿元，同比下降近5成。其中，住宅用地同比下降超5成”(2014-9-30)。

　　(二)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大。第一财经日报称：“银行高层称地方债快捂不住了，……2.4万亿元地方债的偿债压力陡增，风险凸现”(2014-8-4)。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报告说：“中国企业的现金流和杠杆使用状况从2009年起开始恶化，现在在全球企业中表现最差。”(2014-6-16)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全部债务余额为115万亿左右，并且近一两年内都到了偿债高峰期。Guxialong说：“房地产崩盘，就会带动债务违约这张骨牌倒下。……从逻辑上讲，越是缺乏偿债能力的企业或地方政府，其后续举债的需求越是强烈，就越是依赖银行。银行的现行体制又决定了它们会给予这类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导致金融资产的错配。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最终必然会引爆危机。“(乌有之乡，2014-3-25)

　　(三)银行大破产的风险在增大。“实际上国内需要化解的产能过剩产生的不良贷款就达两万亿。除了这些传统行业，甚至还包括了新兴行业当中的风电、多晶硅，以及酒店、餐饮等服务类行业，这又要产生多少不良贷款?这更要推高多大的金融风险?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那是破坏力最强，也是最难挽救的经济危机!”(王忠新，乌有之乡，2014-11-6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2014中国金融论坛”上指出：“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甚至可能超过70%。”(新华网，2014- 5-15)“根据有些部门的统计，各类影子银行的资产总量已经超过30万亿元。2014年初，一些到期的信托和债券出现了违约，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降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尹中立，凤凰财经，2014-4-15)。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在中国经济周刊(2014-7-13)上说：“余额宝等金融倒爷是金融体系的最大威胁”。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说：“看了(易钢)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文章，忍不住会为中国近二百万亿金融资产感到担心甚至绝望。……如果你对贱卖银行股感到愤怒的话，那么需要告诉你的是，还有让人更加愤怒的事情。就是以当年利润三分之二的价格卖掉整个银行的海外奇谈和金融神话。北京银行就是这样卖掉的。”(乌有之乡，2014-10-20)宋鸿兵、江涌在评论美国退出QE时认为：“退出QE之路荆棘密布，要么迎来一轮金融崩溃，要么面临一场地缘危机!”(乌有之乡，2014-11-4)

　　(四)过度市场化的风险在增大。海疆在线的文章说：“大量资本外逃，特别是大寡头资本、离岸公司资本、外国对华投资资本。比如香港寡头李嘉诚，从2011年底开始相继抛售国内资本总值超过1500亿元，而资本全流向伦敦金融城;据统计2012年开始国内大量离岸公司通过变相投资或者收购的名义，至今向境外输出资本9000亿美元。大量资本的外逃导致了国内投资能力不足，股市疲软，国内银行透支放贷，而2006年房地产热吸进的大量贷款到期，资本的外逃又导致了房地产民间资金链的断裂，房地产商无法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如果此种局面没有政策支持或大量资金的投入市场，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银行、投资基金公司等都会相继倒闭，金融危机将会汹涌而至。”(开疆，2014-10-31)卢麒元认为：“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上升，融资成本升高，产业经济衰落;同时所谓的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了银行金融活动的相对衰落，而非银行金融活动爆炸式增长，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必然频繁爆发。”(乌有网刊，2014-3-7)张宏良说：“中国两极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本人博客，2014-10-9)。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说：“全国收入差距已达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新闻网，2014-10-12)。中国日报网2014年10月15日报道，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预计201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将超过5300万人，中国有望增加一倍，目前中国资产过百万美元的人数是118万。

　　(五)经济主权被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的风险在增大。开疆网友写道：“国内一些官员的腐朽生活需要，促成了资本买办与腐败官员的回扣交易，通过国有企业和土地资源的改组、入股、上市、融资等手段变相贱卖国有资产，国内完善的已有产业链逐渐被切断。……这次房地产相关产业暴热，导致了中国电力短缺，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相关行业，其它高技术产业却资金短缺，无人愿意投资。中国高房价时代开始，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赶不上房价增长水平的零头，普通民众并未从投机行为中获利，相反高耗能企业在此次投机行为中发展壮大。……半导体、芯片、测试仪器等产业民间资本链基本断裂，中国工业体系链条早已破裂。”(海疆在线，2014-10-31)“最危险的是，这将为外资未来全面廉价收购中国金融和实业企业股权，彻底控制中国金融和经济主权创造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张庭宾、余云辉，海疆在线，2014-2-11)张宏良指出：“我们不认为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危险是效率问题，而是被外资控制的问题。这种金融控制，不象是一般股份公司那样，仅仅是通过股份实现的，而是通过人员、规则、制度、衍生金融工具的布局等方面实现的。这种金融控制的程度，足以掏空中国全部财富，并把中国推入动荡深渊，由此对国家形成的威胁程度，足以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屈膝投降。”(乌有之乡，2014-10-20)

　　(六)经济下滑和生产过剩的风险在增大。参考消息报道：“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主要受楼市滑坡、内需及工业产出不振拖累。”(2014-10-22)“中国10月工业增速降至7.7%”(2014-11-14)。“中国正在经受自己的通货紧缩”(2014-11-8)。新华网消息：“金融产业的改革将导致利率升高，并大幅减缓从影子银行流向地方政府及其他国有机构的贷款——直到最近，这种贷款还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随着投资放缓，工业产能的增速将会下滑;……考虑到水泥、钢铁和发电量的大幅下滑，市场中还存在着对中国官方数据准确性的普遍怀疑。”(2014-10-27)。王忠新指出：“如果不能说全部，那至少也是绝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中国钢铁业产量未来三年至少减去40%，至少2/3的钢企，将破产倒闭或兼并重组，最多能幸存一二十家钢企。那投资上万亿建设的其他钢厂，相当一部分要炸掉，中国钢铁业开始最残酷的去产能期，也是巨大浪费的‘白扔’。更让人痛心的是，类似这种‘白扔’，又绝不仅仅是钢铁业!”(乌有之乡，2014-11-6)参考消息一篇文章的题目是：“需求大幅萎缩，销量持续下跌，中国钢材跌至‘白菜价’”(2014-10-16)。“根据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报告，由于生产率下降，加上当局无法推进重塑经济的强硬措施，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将大幅减速，降至3.9%。”(参考消息，2014-10-22)中新网11月10日电：“据BBC中文网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施蒂格利茨说：‘若全球再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则仍有可能从西方国家而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危机，自然会返过来促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危机。

　　(七)资源环境发生危机的风險在增大。新华网北京11月4日电：“目前，中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特别是一些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较低等问题，严重影响耕地产出。”参考消息报道：“据统计，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污染物超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安全标准高40倍，中国人的主食大米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2014-9-31)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中国目前雾霾的浓度远远超过联合国允许的PM2.5最大浓度75微克/立方米这一数值，这样的浓度西方连动物试验都没有做过。……淮河以北人的预期寿命短了5.52年。往后5到7年灰霾对哮喘、慢阻肺特别是肺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乌有之乡，2014-3-13)“中国科学院提出，我国每年在生产方面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5%。这正是“吃祖宗饭(祖宗留给我们的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造子孙孽(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因工矿企业安全条件差而身体受摧残，丧失劳动力)，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家抱病拖着等死。”(东方红网，2014-4-29)“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升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并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远航一号，红色中国网，2014-3-23)

　　(八)“城镇化运动”带来的风险在增大。新华网消息：“虽然城镇化所需的运输和住房基础建设已经到位，但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甚至会完全陷入停顿”(2014-10-27)。中央党校教授李民在各地调研时发现，“地方上打着新型城镇化牌子做什么事的人都有”。有些地方忙着圈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侵犯农民的利益;有些地方在扩镇的时候只建地面的房屋，对排水和污水处理不力。(第一财经日报，2014-3-31)“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群体事件的爆发点。”(吕新雨，红色中国网，2014-5-24)“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ranji，东方红网，2014-4-3)。

　　(九)“三农”问题的风险在增大。曾任四届人大代表的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仁祥，最近谈了他的亲身感受：“进入江苏，只见大片花木苗、草皮(即城市公园种的草坪)以及荒地，难得一见稀稀拉拉一点粮田。到老家农村转了几天，同样几千亩连片花木、草坪、荒地，几乎除农民原来的自留地种一点蔬菜、杂粮，难见一点稻谷。在家乡更目睹了如此‘农村城镇化’：在家乡市镇(是百多户的小集镇)南端，新造了类似北京随处所见十几幢十几层高的单元楼房。我一打听是把离镇5至10华里外的农村拆除，把农民搬进这高楼。我问老村庄拆除后现在干什么?他们说：都荒着。我问他们住进高楼后，吃的粮食、蔬菜怎么解决?说到粮店和菜市场买。我问：钱从哪里来?答：有拆迁费。我问拆迁费吃光了怎么办?有人插话：现在已有些‘城镇化户’开始后悔了……。”(乌有之乡，2014-10-11)著名农学家蒋高明说：“如今人心不齐，动地太难了，私心太重的后果，就是每家每户多付出劳动。原本集体能够用的水利设施失修，农民只好自己打井;原本农民可以共用的拖拉机没有了，只好每家每户买拖拉机，但又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得闲置下来;原来公共的地方，没有人管杂草，于是杂草产生大量的种子，每年又被风或下雨浇水等重新回到地里;原本害虫可以统一防治，如今各管各的，比赛打农药，最终种地的农民得了各种怪病，乃至丧失生命。”(作者博客 ，2014-11-11)农学家贺雪峰说，当前“不排除出现政府出了钱，规模经营亏了本，农民不满意，粮食又减产的可能后果。”(中国经济时报，2014-2-20)一位村支书说：“农民还是看不起病啊!比方说，以前看个病花100块钱，现在同样的病可能要上万块钱，就算报销了40%，自己还要花6000块钱，这样的医保有什么意义呢?”(顽石博客，2014-4-30)网传袁隆平真言：“以前，一斤稻谷的国家收购价格可以买4到5斤一般的小蔬菜，现在多少?恐怕一斤对一斤也很难买了。去年国家稻谷的收购价格是每百斤120到140元，市场上的小蔬菜至少都是一元多一斤，有的几元一斤。谁还种粮食?那是傻瓜。……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只有80%出头，中国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赖进口原料加工。据网上资料，仅前年一年中国的进口黄豆就多达6000万吨，按中国13亿人计算，折合到每个人头上是一年将近100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这里还不说它是转基因黄豆，更不说转基因还对生育能力有害。……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很丰富。但哪里来的?内行人都清楚，这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长的食物。喂猪，正常喂养要一年，而市场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三个月长大的激素猪;喂鸡，正常要半年，现在市场上的鸡肉几乎都是28天长大的激素鸡。还有我们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对身体有害的，不是有很多儿童性早熟的报道吗?”(红歌会网，2014-1-1 )由于厄尔尼诺偏重发生，今年10月至明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将使农业大减产，也会导致三农问题更加复杂多变。

　　再看政治方面。

　　(一)国际上滋长新法西斯主义的风险在增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2013~2014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发生内爆，并最终导致其崩溃。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指出，内爆不仅会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会发生在政治领域。“西方自身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选举制度，但现实状况是，这种选举机制并没有允许人民进行实质性改变。……经济金融化下的垄断金融资本决定了一切事务的运行。这是非常危险的，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被吞噬，民主政治的能力在空洞化，反而有可能出现新法西斯主义”(中国网，2014-3-5)。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都表现出这一动向。例如，波兰连续4年独立日骚乱，极右翼袭击警察致200人被拘捕。正因为这样，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要抵制法西斯意识形态。张庭宾在《美国做空中欧俄战略布局到位，空袭伊朗或倒计时》的文章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已经到位，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并借机封锁波斯湾，制造石油危机;乃至同时引发欧亚大陆的全面危机——中东危机、乌克兰危机、乃至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从而对中国、欧盟和俄罗斯造成全面的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严重冲击，并使美国成为唯一大赢家。”(乌有之乡，2014-6-17)

　　(二)中国同一些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在增大。公开片面强调韬光养晦，使敌对势力摸到了老底，从而更加嚣张;对我国一些领土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而导致大片领土、领海被侵占;一直坚持现阶段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使国家长期处于和平麻痹、软弱涣散状态，也会使战争的危险性增加。张志坤说得对：“现代战争，即使是局部战争，也是包括金融和经济封锁在内的总体战。在可能爆发国际战争的形势下，继续实施对外毫无防范的全面开放政策，包括对未来可能爆发与日本、美国的金融战毫无防范，必使国家一旦有事，陷入难以应对的困境。”(乌有网刊，2014-2-7)著名鹰派军人戴旭推荐的经济学家廖子光的文章说：“现在的战略是不打你的国家，而是打你共产党。美国试图通过民主自由运动，让共产党下台，让中国分裂。这是长期战略。现在国内反对共产党的人很多，党内也有很多人想搞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内部可能出现抗议，美国在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它会打击中国一两个大城市，然后让共产党下台，让美国的代理人上台，使中国改变外交政策，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戴旭博客，2014-2-16)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复强调：“对北美领导地位真正的、长期的威胁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是基地组织，甚至不是伊朗，而是中国。”这也意味着战争危险是增加的趋势。

　　(三) 西化汉奸集团近来更加疯狂。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卫兴华在华夏文化交流协会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上讲：“实际上存在着颠覆性的势力，他们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颠覆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这种势力来头很大，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开的。他们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支持。他们不怕你的，你不敢动他们，你一动他们美国人的人权大棒就打向我们。”(乌有之乡，2014-10-16)当前，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恶法党、政治评论员的代表人物，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他们对现状已经失去了耐心，表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言辞。例如，吴敬琏说：“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张宏良指出，就在今天，中国社科院有个叫资中钧的女人，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原所长，采用最下流最无耻的造谣手段，恶毒咒骂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国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政府媒体居然对其一路大开绿灯，并且将这个女人捧到了天上。包括这次四中全会所推崇所依赖的法律队伍，其著名人士无一不是反毛反共反华的狂热极端分子。如果说资本主义为自己打造的掘墓人是现代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为自己打造的掘墓人，则是以党报党校为核心的党内精英集团。人民网副总编祝华新透露，人民网居然协助有关部门，……专门制订了一个打击爱国左翼人士的350人监控名单。“客观地说，论阶层论数量论质量，中国的波罗申科都比乌克兰的波罗申科们强很多，他们在中国所掀起的民主运动将比乌克兰的民主运动更全面、更深刻、更到位，对中国的改造也将更彻底。所以，乌克兰的民主，包括此次大选波罗申科的胜出，都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他们正翘首以待乌克兰式民主来到中国，像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把原来的中国冲洗的无影无踪，让中国变得比乌克兰更乌克兰，让很多很多波罗申科式的政治新星在中国冉冉升起。”(张志坤，乌有之乡，2014-5-27)

　　(四)西化派和特色派、左转派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这里所说的特色派，指的是坚持在经济上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即补资本主义的课，但不赞成在政治、文化上搞西方普世价值特别是多党制的集团;所说的左转派，指的是不仅对多党制，而且对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危害逐步加深认识，从而不断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势力。当前，西化派和这两派的矛盾都更加尖锐了。例如，寒江钓雪网友发文说：“胡德平强调，‘如果一个政府启动了改革又没有担当，不推动、不与改革相始终，这是不负责任的’”(乌有之乡，2014-10-28)。胡德平最近说：“法律绝不保护，还要依法打击那些权贵势力阶层的同人民大众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集团。”(凤凰网，2014-11-12)吴敬琏公开攻击特色派和现行宪法，说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打着一个社会主义牌子，但是有些人搞的可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乌有之乡，(2014-10-26)胡星斗叫嚷：“中国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使得改革开放有可能随时停顿，或者是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随时可能遭到打压或者是可能被颠覆，极左的文革思潮回归。”(乌有之乡，2014-10-29 )于建嵘10月28日在微信上说：“不看好当下中国，……他要么顺应国之大势，推进中国自由、法治和民主，要么被迫出局，成为历史罪人。” 孙立平写道：“权贵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启动‘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触动、突破权贵的手段，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这堵墙只能打开、穿越，根本绕不过去。”(红色中国网，2014-10-20 )西化派的干将、炎黄春秋杂志社负责人杜导正说他特意给李锐写信，“要尽最后一份力，……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党完蛋。我们杂志社有的年轻编辑就比较激进，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希望共产党下台。我就说，真是马上下台，国家就大乱了……他们说，你不用管，乱乱就好了”(环球视野，2014-3-17)。辛子陵在攻击特色派上特别卖力，他说：“许多高干子弟进入国企任职，一些‘溺爱’、保护的政策随之而来。在‘闷声发大财’的大气候下，权贵集团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掠夺国有资产。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羽化成型。在经济形态上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形成了权贵利益集团。”(乌有之乡，2014-3-15)

　　(五)邪改派和马列毛派、革命群众的斗争更加激烈。这表现在多个方面：

　　双方都把今后十年当作了“生死决战期”。邪改派“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推进改革”就意味着准备拼死一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面对这种局势，自然会展开绝地大反击，挽狂澜于既倒。可见，一玚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马列毛派的社会团体、网站以及骨干继续受到打压，比如，全国马列毛学习联谊会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大会，就两次受到阻挠，險些开不成;孔庆东、张宏良等的微博，就多次被封闭;湖南、河南、江西、山东、广东等地的骨干包括复转军人竟然被用多种手段限制参加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正常活动;南阳人民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洛阳等地反私有化群众自发组织受到的打压则更历害，等等。罗援将军指出：“怎么对待‘兵’的问题，特别是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对他们怎么看?现在有些地方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维稳’动不动就是冲着这些人来。……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你不依靠他，把他边缘化了，这怎么行?有些地方一天到晚防着复转军人，生怕他们聚会、闹事，这是出现了方向性的大问题。” (本人博客，2014-7-6)

　　新生力量的持续投入使马列毛派的战斗力不断增强。近来人民解放军有更多的将领如公开站出来反对西方化、自由化，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就对邪改派带来不小的冲击。

　　革命群众各种形式的斗争也明显增多。例如，2014年10月14日云南晋宁农民以暴易暴对抗开发商上千名武装暴徒，最后造成了8死10余伤的后果。山东省胶州市昌新鞋业有限公司，因克扣工人工资，旗下8000工人于10月24日发起罢工。王立华大校说得好：“现在，确确实实有一部分人就是要搞黑恶资本主义私有化，要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给少数人，甚至给外国人。怎么办? 你这样走邪路走下去，就会天怒人怨! 最后，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甚至革命力量。革命的结果是什么? 极有可能是把他们彻底地消灭干净，比上次大革命还要残酷和彻底。为什么? 他们已经让人民群众认清了真面目，大家对他们的仇恨与憎恶已经到了极点。”(乌有之乡，2014-5-9)

　　还有文化方面。

　　文化建设服务于资本的现象在继续滋长。中青年学者郭松民写道：“自由派知识精英对文化舆论界严密掌控，他们一方面封杀一切敢于反思的左翼声音，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一切话语平台，持续不断地对毛泽东时代进行妖魔化。其洗脑工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以及无孔不入和无微不至，堪称史无前例。”(乌有之乡，2014-5-25)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红色文化网，2014-11-7)宋方敏将军指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状况，可以概括为‘三个严重’：即污染严重、威胁严重、失守严重。尽管中央加大治理力度，但社会上相当普遍存在的信仰丢失、道德沦丧、方向扭曲、人心涣散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乌有之乡，2014-11-6)在今年9月借纪念孔夫子诞辰掀起的孔子热中，主流媒体根本不顾孔孟之道那套理论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这一基本事实，宣传“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根本不顾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狠抓阶级斗争，宣传“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甚至赞赏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对于“暗示红色革命是一切罪恶之源，……实际上政治寓意很浓，可以说是一支射向红色中国的冷箭”(蔡金安，乌有之乡网刊，2014-6-6)，因而被以反共、造谣和淫乱而闻名的网络大V薛蛮子吹捧为“对于我这样的五零后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唤回了对那个时代五味杂陈的回忆”，值得“隆重推荐”的电影《归来》，人民日报今年5月18日竟然发微博赞其“直达人心，让观众潸然泪下”极力推销;成都政府出钱买单邀1633人看;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毛羽2014年3月4日在春季新片推介会上竟然以“孕育巨大思想力量，其票房的高低，正是民族希望的试金石”的高度评价特别推荐，就说明问题有多么严重。

　　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在继续推进。逄先知指出：“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红色文化网，2014-11-7)昆仑岩将军说：“大专院校和学术讲台，基本上是全盘西化，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打入了冷宫，可以说都在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乌有之乡，2014-11-6 )邱海平写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严重西化的倾向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导刊，2014-11-2)“道德品质再好，差一分也要淘汰。道德品质再差，多一分就会升级。这就给学生注入了一种观念：道德品质在人生中没有什么作用，由此导致优良道德的彻底崩溃。与此同时，教育界的目的完全蜕化变了质，几乎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不仅严重毒害了学生，也毒害了教师和全体教职员工，更毒化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风气。”(张国品，草根网，2014-2-17)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孔庆东今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座谈会上发言：“党成了地下党，党不过组织生活”，“谁要在这个课堂上公开地讲马列主义，讲毛主席、讲党，人家就会把你看成精神病一样的，你会在生活中、业务上受到种种的歧视和打击。”7月3日，红歌会等网站刊登南开大学著名教授艾跃进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公开媒体上继续传播。罗援将军质问：“现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被边缘化、被地下化了。一些人一天到晚嚷嚷着要实行‘宪政’，但宪法里明明写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怎么公然违宪!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本人博客，2014-7-6)《炎黄春秋》今年5月发表北大教授尹保云的文章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并强调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主义”。显然，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历史虚无主义，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把“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纲领疯狂推行。胡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强调：“这些年的政策，把我们的宣传手段、工具，全部以产业化的名义推到了市场，实际上就像李教授讲的那样，就交给资本了。毕竟咱们还是共产党执政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能由资本来给你做吗?这个问题我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宣传，就像前面很多老前辈讲到的，就是很多党的最基本的东西，反倒没有地方发表，没有手段去宣传了。”(华夏网，2014-7-4)

　　各类歪风邪气在继续作恶。金一南将军强调：“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人的物质享乐消耗不断提高，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断下滑，以至于今天各种物质制造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黄赌毒同性恋泛滥成灾——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堕落的典型症状。”(海军网，2014-10-11)“官员腐败，当初掠夺式的经济改革，奢靡文化的风行，社会主义制度信仰的坍塌等等原因导致社会风气急剧堕落，有毒食品开始泛滥，由此，造成了人民的消费心理产生对国货的抵制情绪。买办经济的产生，影响到政府采购开始抵制国货。接下来中国政府所谓的金融体制改革，导致了民族品牌大量被外企收购，这无疑是对国内人民消费心理的严重摧残，以“雪上加霜”来形容不为过。“(彭东旭，乌有之乡，2014-6-1)“每一轮泡沫，都是在考察一个民族的贪婪和疯狂究竟有多大。这一轮我们看见很多人变成钱禽人畜，只认钱不认人，把赚钱当作人生最大的价值。”(牛刀博客，2014-5-28)陈荣荣揭露：“一些大工厂虽然尽量为自己打造‘自觉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违法违规事实。比如，‘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富士康的违法行为包括：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等。这些大集团尚且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小工厂的违法行为更是俯拾皆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向，2014-10-6)而《京华时报》(2014-5-3)发表的《官员迷信鬼神 只因心中有鬼》一文则说：“近有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案发前还在找‘大师’问卦。”

　　道德滑坡现象在继续蔓延。戴旭指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生活百态，2014-7-24)一个党外青年在致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的感谢信中说：“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很多是高校思政干部，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但他们却没有帮到我。因为，这些人中，信马克思主义的，少!劝我‘别信共产党’的，多!不断提醒我‘照顾好自己，管好个人生活，不要管其他的事’、‘能出国赶紧去美国，不要在国内跟他们乱搅和’的，更多! ”(乌有网刊，2014-3-9 )顽石网友尖锐地质问：“这些年，妻子卖淫丈夫收钱，女儿献身老妈享福;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男星又吸毒又嫖娼，女星先卖身再卖艺……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巧取豪夺，造假贩毒，杀人放火，贪污受贿，甚至出卖国家机密……总之，什么来钱干什么，诸如此类的行径难道只是个别现象?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理念难道只是少数人的价值追求?跪了近千年的秦桧站起来了，李鸿章汪精卫都成了民族英雄，剥削越多越开心，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亲人以致晚年孤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红歌会网，2014-9-18)昆仑岩将军说：“私改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往的改革，让人们的信念垮了，精神麻木了，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取代了，昏昏碌碌、得过且过，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悲剧!”(乌有之乡，2014-10-6)

　　西方文化的渗透在继续增强。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说：“境外敌对势力在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扩散。到底有多复杂?是更趋复杂，复杂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红色文化网，2014-11-9 )罗援指出：“错误思潮的流行，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捧杀或者棒杀，造谣生事，煽风点火;二是数量不多但影响却很大的网络大V，他们当中不乏‘反党、反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和英模人物’的‘五反分子’;三是一些地下非法出版物，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实际上是想动摇颠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四是一些无良学者，打着为民请命、学术争鸣的旗号，蛊惑人心，对党的历史和政策进行诽谤、抹黑;五是通过释放‘糖衣炮弹’或推销‘心灵鸡汤’，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灌输。”(凤凰网，2014-11-11)中国图书音像制品的进出口比例为10∶1。“我国的一些媒体和人员常常不加辨别地采用‘直译’的方式宣传美国的新闻，无形中成了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某些媒体就这样被人家(美国)当枪使了，可自己还沉浸在所谓的国际眼光中洋洋得意。”(乌有之乡，2014-6-26)戴旭推荐的《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认为：“外资从资本与产业两大层面控制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并完成了在各个主流应用领域的战略布局。……中国民族互联网产业与民族资本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本人博客，2014-7-7)“央视大裤衩，玉渊潭癞蛤蟆，是西方意识形态对华战略的两大经典杰作。……两大经典杰作的共同特点，就是指向明显，寓意准确，快炙人口，流传广泛，持续长久。央视大裤衩意味着，无论中国再怎么折腾，也不过就是个挨╳的货。癞蛤蟆意味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完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为了强调这一点，专门给癞蛤蟆起了个名叫复兴蟾，把展览定名为‘圆中国梦，观复兴蟾’”。(张宏良博客，2014-10-6)

　　崇洋媚外的霉菌在继续发酵。在《美国之音采访崔哥被晕倒》一文中，崔永元说：“美国人民打死都不会想到，全世界最爱美国的人都住在中国。比如，我在美国可以随便骂美国，Nobody cares.(没人在乎)。要是在中国骂美国，就会有大V和公知骂我。……另外，中国人民对美国MBA球星、总统、美剧和大片的了解远远高过美国人，他们把自己都舍不得花的钱借给美国，把自己的独生子女送来美国上学，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爱的呢?” (2014-4-6)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多家网站近日转载的一篇演讲中谈到：“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金一南将军问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海军网，2014-10-11)

　　大批“五反分子”(反共反毛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在继续放毒。罗援指出：“到目前为止，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骂人、污言秽语。一些有正义感的网民举报他们，一些网站或者置之不理，或者以‘投诉由于内容不符，未能通过审核’为由一推四六五，或者很快让这些举报、澄清事实的帖子沉底，反而让那些造谣、诽谤的帖子置顶，长期置于吸引人眼球的显著位置上。”(本人博客，2014-7-6)他们中的一部分如李锐、郑必坚、杜导正、周瑞金、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贺卫方等不仅利用党内、体制内的职务及影响散布奇谈怪论，而且连承认自己拿美国有复杂背景的基金会资金的最公开、最露骨的汉奸茅于轼，也一直受到多地官方、半官方邀请去作报告，最近则成为国家发改委重要会议的座上宾。

　　这些动向，都促两种思想道德、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也表明发生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大。

　　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往往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因而发生总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