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编者按]2000年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专访谈到自己从政经验时说：“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本文是张文木教授的旧文，文中提出“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认识，对于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今读来也会有所裨益。本文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青年时信奉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但随生活阅历的增长，才觉得孔夫子这句话，听起来好听，但不易实行。

　　我们知道，“学”与“仕”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实践形式，其运作也各有其难以替代的特殊规律。政界的运作规则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则要求人事服从;而学术的运作规：多是横向交流的，学术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则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则拒绝服从。在学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是“天理”，而在为政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人欲”。[②]学者通过天理来改变人欲，而为政者则是通过人欲来实现人类认识到的天理。[③]目标一样，但操作途径不同。同一目标下，对于为政者来说，实现目标的关键是选配得力而且还要自觉服从的干部。学者不考虑这些，他更多的只是与书本打交道和与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学问难，最难的还不是皓首穷经，而是将死书读活。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④]为政也难，难不在于明理和用权，而在识人。识人比明理更难，更需要时间。曾国藩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⑤]毛泽东也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⑥]为文者可以不识人，但不可不认字;为政者可以少识字，但不能不多识人。当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农民问他，你怎么能用安禄山这种人呢，皇帝无奈地承认“此朕不明，悔无所及”。[⑦]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多年，就那还刹不住车，副作用很大。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即使如此，为政者一生往往也干不了几件大事。尼克松曾赞扬毛泽东改变了世界，但晚年毛泽东则认为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⑧]

　　为政者侧重“立功”，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有的学者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至可用数学表达，甚至还可成为美学范本。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⑨]经验在相当的情况下是反逻辑的。立言需要猜想与反驳，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验。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道理非常简单，所谓偶然性就是没有被纳入我们逻辑体系中的必然性，而将偶然性纳入人类既有逻辑体系的最伟大的工具不并是逻辑本身，而是经验，尤其是其中的反逻辑的政治经验。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与此相应，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学术，则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要求学生抽一定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实践，这是在强调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赵括、马谡、陈独秀等，苏联现代史中的盖达尔，乃至以书生的眼光处理政治问题的戈尔巴乔夫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尤其应对残酷形势的政治经验极不成熟。

　　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⑩]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丢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和学术都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尽管各自规则不同，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互补的前提是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宽容，学者不必也不应该用研究的规则要求政治操作，为政者也不必用政治操作的规则要求学者。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如学者真想从政，那就应放弃为学的“立言”规则并转而遵守从政的“立功”规则;为政者从学，也是同一道理。基辛格曾对此有过深刻的总结，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11]

　　基辛格——当然还有许多经文纬武的人物——是成功地将学术与政治结合于一身的学者兼政治家，但这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得到的，做不到也不必自责，正如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也要会打仗，拿破仑也能写《资本论》一样。我们不能设想为政者都是全才，为文者都是无所不知。对一般人而言，立功和立言，一生能做好其中一件就不错了。别人不说，就说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孔子本人，他一生想作政治家，为此颠沛流离，东躲西藏，《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12]的践行精神，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不求，上进;求之，反而不得。反观范文澜、周谷城、钱钟书等老先生，他选择了“学而优则学”的道路，一生成就斐然，且获政学两面敬重。

　　因此，我们要总结这份人生经验，用和谐与宽容的态度理解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埋怨为政者的学者和埋怨学者的为政者一样，都要用自己衡量对方的标准约束自己，反之亦然。立言，立功，各行都有各行的难处。

　　和谐与宽容当然包括时间上的和谐与宽容。年纪大些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有一些事，大到国事，小到家事，在特定时期内，许多都是能做不能说，而还有一些事是能说不能做。学者往往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动辄就说某某建议他几年前早就提出过，有时还往往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其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多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发现的道理，即使在一个家庭里推行都要一段时间的说服和经验证明工作，更何况国家。学者往往不理解这些，要求为政者就某种提议快速表态并公示于众，这就违背了政治运作规律：在政治操作中，有些决策需要透明，透明有利于公众参与和支持;还有相当一些事，尤其是公布重大决定，如果时机不成熟，这就让政治家非常为难，这正如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定要罗斯福面对远未取得共识的美国公民发布美国参战宣言的要求无法办到一样。罗斯福说“如果日本人不进攻美国，他不大相信有可能把任何美国部队派到欧洲去”;[13]尼克松也说，如果要求事事透明，美国“就不可能在1972年打开与中国的关系”。[14]

　　其实，有些为政者一时半会办不到的事，与民主不民主没有关系，只是政治运作与学术研究有不同的规律。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产生误会，这种误会在历史上曾酿成过太多的悲剧。如果不是有意逃避风险的机会主义，负责任的为学者与负责任的为政者一样，都需要时间实践检验其“立言”或“立功”正确与否，这样做是对历史和国家负责而非软弱的表现：历史机会的丧失固然可惜，但还会出现;而国家翻车，则是瞬间且无法弥补的事。欲速则不达，相互不要催：把为政者催紧了国家容易出现苏联式的翻车;将学者催紧了，要么是鸦雀无声，要么就是假话成灾。[15]相互也不要盲目掺和，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汉武帝也在《史记》中挂了个“主编”或“学术总顾问”，那《史记》和刘彻的历史地位都会同归于尽。因此，为学者与为政者双方都要为对方预留充分的自主比较鉴别和尝试探索的余地，各司其职，为国家尽好公民的本份，这样对国家的前进有利。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绝不是无原则和无底线的，就是说，不管是为政还是为学都必须在现代公民的基本守则即效忠国家的前提下共事;换言之，爱国主义是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变的纽带和价值底线，失去了国家利益，学术与政治间的和谐与宽容就失去了基本前提。对于出卖国家利益的学术活动或政治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宽容可言。

　　那么，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究竟那种人生对历史的贡献大呢?换言之，是否人生一定要“学而优则仕”呢?

　　这很难说。历史上，大行动总有大思想支撑，立大言者总有立大功者紧随。亚里士多德之后追随的有亚历山大，卢梭之后有拿破仑，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有俾斯麦;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则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的只是前者奔驰在思想王国，而后者则多奔驰在现实沙场。思想创造活动是人类实践的形式之一，也是历史创造的形式之一。所以恩格斯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

　　历史一定是合力创造的，也就是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对个人人生言，学术与政治活动都是值得尊重但并非是唯一高尚的人生活动，“学而优”不一定要入仕，仕而优也不一定要从学，学术和政治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都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形式，人生的高尚与否不在于其工作形式，而在于他是否能通过这种形式，为人民、为国家，为历史，继而为人类作出贡献。

　　历史一定是合力创造的，但只有在和谐与相互宽容的前提下，历史合力，尤其是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力量，才能组合成为一种人类的自觉力量。

　　[①] 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7期。

　　[②] 《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

　　[③]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④] 《孟子·尽心下》。

　　[⑤]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家书》，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⑦] 《资治通鉴》卷218，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3页。

　　[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对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我可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不过能够改变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参见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⑨][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3页。

　　[⑩] 汉代申公：“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三亚：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2]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3]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14] [美]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1999：不战而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15] 陈云：“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这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参见陈伟力、陈元等：《坚持实事求是与创造性探索的一生 ——纪念我们的父亲陈云》，载《求是》杂志2005年第11期。

　　[16]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