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斗争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这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积极正视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意识形态斗争内涵真义的认识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实推进的可靠保证。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大多会觉得同盟国是一个奇怪的联盟，因为成员国的胜利与分裂几乎是同时到来的。丘吉尔说过：“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只要国家间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目标一致的共同利益，包括世仇、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矛盾分歧就能够得到暂时的搁置。同盟国取得完胜后迅速走向分裂，各自的国家利益纵然是一个因素，美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截然不同则是造成分裂的主因。从国家层面看，和平与发展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差别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之心由来已久，和平演变之意一直如火如荼。冷战期间，西方国家运用“假和善，毒计中藏”的把戏，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务必要稳妥地处理好合作共赢的经济潮流同针锋相对的政治趋势间的关系，将舆论话语权、外交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己方手里。否则，一旦被刻意营造的氛围麻痹产生错觉、放松警惕，就会给国外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本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在确保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同时也要采取谨慎的外交政策，美国将维持在亚太地区存在，欢迎和平、稳定及繁荣崛起的中国，寻求双方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不过要“避免对抗”。明眼人从中不难察觉出：避免对抗并不是不对抗，而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更像是话里有话……
自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西方国家就叫嚣着要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不惜实行孤立、封锁、敌对的外交政策……上世纪末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放松意识形态斗争酿成的。我们痛定思痛，经受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强烈冲击，顶住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扛起社会主义的帅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近年来，国外敌对势力见假托人权的伎俩在意识形态的正面战场上收效甚微，便利用国内惯于哗众取宠、从中作梗的反对派和有过国外生活学习经历的“二毛子”充当摇旗呐喊的跳梁小丑，你方唱摆我登场，妄图以里应外合的策略集聚压倒性优势，一举实现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春秋大梦。
随着网络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奇特的歪风邪气：即凡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人表的态、办的事总会受到无情的谩骂;凡是“四大班子”开的会、施的政总能遭到无端的指责。理论造诣、学术见地参差不齐，地位出身、思维立场迥然相异的作者们时常“步调一致”，在网络上兴风作浪。与此同时，一大批以发雷人壮语、一贯唱反调当做职业的“斗士”应运而生。走上歧路的他们自觉万事俱备，于是千方百计地到处寻觅“战机”，疯狂诋毁党的领袖、历史、形象，极力削弱政府的权威性。找准焦点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潜入到互联网平台进行蛊惑、煽动、污蔑甚至造谣。只要能把水搅浑，无所不用其极。经济社会的繁荣、外部局势的缓和，使相当一部分同志放松了对“和平演变”的警惕。相比外部势力的老谋深算、稳坐中军帐，想趁乱扩大影响、抬高地位、攫取好处的国内追随者打着 “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招牌发起的冲锋陷阵危害更为直接。
放松意识形态斗争求发展是如履薄冰，耽误发展搞意识形态斗争是舍本逐末。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而艰巨，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及应对措施。昔日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把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亟需改变过去多年来意识形态斗争的被动处境，特别是要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向青年学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讲授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好抵御思想渗透的“防火墙”，培养出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建设者及合格接班人。
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符合国情的制度自然会获得人民拥护，惠及民生的政策自然能赢得群众支持。我自稳定，则敌人不敢来犯矣。
邓小平同志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过去的落后受制于发展，未来的崛起依赖于发展。做足做透发展的大文章，一要勤干事，二要都干事，三要不出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紧绷住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不放松是必要的，发展中意识形态斗争不能放松。政稳则国泰，国泰则民安。政治稳定是开展好所有工作的前提，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倘若失守，现在所有的建设成果俱将付诸东流。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