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有悖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来，一系列反腐倡廉举措的出台和关键领域改革的扎实有序推进，如八项规定、公车改革、养老保险并轨等等，凸显了党和政府反对特权的决心。

　　一、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危害极大

　　早在35年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之一；干部搞特权，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果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他还分析道：“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由此可知，特权是指政治上或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即“制度许可范围之外的特权”，特权是由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不合法、不合理或不正当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在法律规定之外，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权利占有和分配不公正基础之上的。

　　特权既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也是腐败产生的根源。特权的基本特点是以权谋私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具体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公共资源的非公共占有、公共利益的非公共获得。一般平民谋取自身的合法利益不是特权，是应该保护的基本权利；法律政策许可的特殊工作职权和贫困者获得必要救济也不是特权，如自由裁量权、临时处置权、外交豁免权、获得救济权、特殊荣誉权等，但这些权力（权利）的行使必须有严格限制，一旦被滥用也会成为特权。

　　特权现象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存在。例如，在政治领域中，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享受种种福利特权；在经济领域，强势资本肆行无忌侵犯劳方利益，一些垄断行业和公共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个人化；在社会领域，一些领导干部的亲属享有特殊的就业、教育、医疗等权利。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享受福利特权以及谋取“法外特权”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领导职务消费过度化。包括公务用车超标及私用、各种公务娱乐、公务接待超标等。二是领导利益代际继承化。领导干部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资本和人脉资源，使自己的子女在从政、经商、就业、晋职、上学等方面享有更多机会和优势。三是领导特权泛滥化。突出表现在职务待遇终身化、医疗待遇特权化、交通出行特权化等方面的问题。四是领导干部特权趋向经济利益化。有些领导干部把公权力变成自己的私器，把党和政府赋予的职权转化为自身的现实经济利益，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特权现象虽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这少数人都是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影响力大，相互之间的攀比效应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会严重地破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加剧社会矛盾，严重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而且会导致党的威信、政府公信力下降，并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存在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家，漫长的皇权专制历史和悠久的官本位文化传统，对滋生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官本位文化传统就是崇尚为官，为官者尊，为官者高，这种思想会很自然地使领导干部产生优越感。为官者似乎天生就比普通百姓高一等，行使特权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正因如此，有些领导干部对自身的定位不准，不是时时刻刻想着服务人民，更多的是耍威风，讲排场，比特权，谋私利。虽然官本位文化陋习受到人们的唾弃，但这好比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有的人一方面骂当官的贪，另一方面自己又想着当大官、当贪官，他们是因为自己分享不到特权带来的好处，才痛恨特权，反对特权。这些封建传统文化的残渣，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在某些地区、单位和个人中发生作用。

　　从现实来看，我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要继续完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防范和惩治腐败的法律和政策，对于规范公权力和反腐倡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法律和政策在防范和惩治腐败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习惯于用行政命令代替法律制度，用行政处罚代替法律惩处。此外，当前我国法律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和宽泛；一些制度还存在地方和部门本位主义等等。缺乏有效的监督，法律和制度就容易成为一纸空文。事实上，我国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的制度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过去在党内监督中，同级纪委难以有效监督同级党政领导，查处案子要受同级党委同意，如果同级领导不同意，案子就查不成，造成纪委的监督权大打折扣。近年来，党中央对中纪委内设机构和监督权限进行改革，新设了一批派驻机构。同时，加大巡视工作力度，既有全面巡视也有专项巡视，即对地方巡视也对军队巡视，大大改变过去党内监督缺位、不到位的问题。

　　三、反对特权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党风政风明显改善，特权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丝毫也不能放松。

　　第一，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反特权论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年伊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出版。对于特权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角度来思考。他指出，特权现象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也将严重损害社会活力，影响党和国家的进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特权现象的危害性、变异性、破坏性都有十分深刻的把握，并提出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特权现象的蔓延。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对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面临的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对反特权现象的坚强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特权的思想，是我们反对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斗争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第二，要严格区分和界定特权现象与非特权现象。反对和克服特权现象、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正确划清特权与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力和特殊权利的界限。特殊的权力或权利有两类：一是特殊工作职权，由于特别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权力，如国家元首特有的国家代表权，外交官享有的外交豁免权，等等；二是特殊权利保障，即基于人权或基本权利而产生的权利，如对一些特殊群体给予的特殊照顾，包括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给予妇女、老人、小孩的特殊保护，等等。如果没有特别的工作职权，公共利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没有特别的权利保障，共同体难以得到有效维持。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设立特殊权力和特殊权利是合理和正当的。但是，也要设定严格的边界，否则这些正当的权利也有演变成特权的可能。对于特殊工作职权和特殊权利保障，必须设定严格的限制条件、范围、时限、准入要求等等。只有将特权与特殊工作职权和特殊权利保障划定严格的边界，才能有效地反对各种特权现象，并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减少公权力的寻租空间。公共权力直接插手经济活动领域，极易失控并引发权力的寻租活动。要从根本上治理权力寻租，必须从公共权力的约束方面着手，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削减自由裁量权；掌握审批权力的部门要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要充分发扬民主，对政府权力的功能边界进行界定，完善公共权力的科学配置。此外，还要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为改革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第四，完善法治体系，有法必依、严格执法。杜绝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就要坚决禁止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一方面，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平应成为社会公平的底线，法律必须得到敬畏和尊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逐渐将所谓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数目减少，属于法律范畴的制定法律，属于市场范畴的让市场自己调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严格约束，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在依法惩治干部特权腐败的问题上绝不手软，这是对法律的敬畏，也是取信于民，重塑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第五，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党内没有不受监督的党员，自觉接受监督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尽的义务。反对腐败、反对特权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全党共同遵循的准则。例如，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力求使准则简单易记、重点突出，容易让领导干部入脑入心。要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强化对重点行业、重要岗位的监督，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抓紧解决当前党内监督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健全党内监督的长效机制。

　　第六，要借鉴各国反对特权的有益经验。在反对特权问题上，一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新加坡和香港被认为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一方面，它们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和惩罚制度，用强力手段使公职人员不敢以权谋私。新加坡和香港都设立了公正且严格的廉政审查机构，其正式职能就是与特权者对抗，一旦发现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则根据法律从严惩罚，使特权者在人身权利上丧失自由，在财产上倾家荡产，在名誉上身败名裂。因此，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让公职人员不敢腐败。另一方面，它们给予公职人员较高的报酬。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廉政做得较好的国家，其公务员往往是高薪的，政府工作人员必然是体面且处于社会中上阶层。我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具体情况与新加坡、香港有较大的区别，未必能直接照搬它们的经验。但我们应该加强对各国反腐败、反特权的研究，学习、借鉴它们的有益做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表明我们正在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来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形成一整套让领导干部不敢搞特权、不能搞特权的体制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坚决同党内一少部分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作斗争，对利用职权从事违法违纪活动的，一经发现必须从严惩治，形成对“法外特权”强有力的威慑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