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永：把党的伟大精神牢固立起来
我们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锤炼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党的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和强大信念支撑，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克敌制胜的传家宝。党的伟大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我们党历经磨难建立丰功伟绩的历程，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的历程，就是不断锤炼形成伟大精神的历程。党的伟大精神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懈追求。党的伟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客观规律为依托。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注重立规矩、讲纪律是我们党伟大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自觉传承。要从六个方面弘扬光大党的伟大精神：一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把坚定理想信念立起来。二是“不畏浮云遮望眼”，把实事求是精神立起来。三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把改革创新精神立起来。四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把以人为本精神立起来。五是“责任重于泰山”，把敢于担当精神立起来。六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把艰苦奋斗精神立起来。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3月6日）
侯惠勤：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与此极不相配的是“官场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成为从严治党的第一难题。究其原因，不能不看到哲学话语权的严重丢失这一源头。事实上，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在当前需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二是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三是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反对所谓“宏大叙事”、力推所谓“细小叙事”的非意识形态化渗透，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解构危害极大。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何怀远：再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实化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形成的基本世界观、基本历史结论、国家观念、阶级观念、政党观念、政治伦理、英雄形象进行了肆意歪曲和践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基本范式形成了严重冲击，以致人们以各种形式津津乐道于生活品位、格调、富贵而回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学者侈谈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而讳谈阶级、阶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私有制、剥削、无产阶级成了现实作品的忌语，戏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创新理论成了“学者范儿”，一些火爆的“讲坛”中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席之地。今天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精神道德的基础正在被“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庸俗化；我们的不少官员“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的不少所谓的“家”成了无耻之徒、庸人，他们可以不信共产党人而信日本人的说教，贬损自己的祖国而美化欧美，俨然成了杜勒斯期待的“世界主义者”。抵制和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任务。第一，大力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程教学，确保高校教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论水平，真正让我们的生长型人才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历史，提高辨识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水平。第二，完善制度机制，净化风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图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宏观上、根本上的巨大优越性和微观上、具体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同时存在着，我们只有完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才能使历史虚无主义的惑众行为失去市场。第三，我们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要利用新兴媒体，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虚伪性。西方国家侈谈博爱，他们的政治家却精心设计纵使社会主义国家青年“变质、发霉、腐烂”的战略规划；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却疯狂监听本国和他国人的私密通信；他们到处挥舞人道主义大棒，却在南联盟、伊拉克等地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被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为“文明的榜样”，却用享乐主义人生观将人变成“消费机器”，将社会生产机制构建为“西西弗神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11日）
徐焰：解放区战场是抗战“中流砥柱”
中国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举行阅兵式的消息，加热了有关国共两党抗战贡献的讨论。国内舆论场长期有一种声音，竭力赞颂国民党正面战场，贬低甚至抹黑解放区战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亵渎。一是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对抗战做出了贡献。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起坚持了14年，1937年以后又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战时间最久，国内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支军队和广大民众都做出了贡献。不过仔细而论，当日军侵占东北而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在沈阳沦陷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党派中最早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正式对日宣战。1935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通过西安事变得以停止内战形成一致抗日的共识。若无中共方面这些努力，南京政府还在“先安内再攘外”而内战不息，哪里会有全民族共同抗战？又何谈抗战胜利？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国民党虽丧失半壁江山还毕竟是全国性政权，保持400万以上军队，得到过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的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二是游击战是一种高超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当局当年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和“坐大”，此说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胁，长期以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能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局面。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近些年一些人对正面战场上的22次会战津津乐道，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则持轻视态度。八路军、新四军在最艰苦的时期军民一体打游击，华北敌后200余县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毙日军6000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持久战的方针，习惯于正规战的许多人曾不理解，却能在抗战中积小胜为大胜，将日军拖得疲惫不堪。三是两党抗战表现决定人心向背。解放区战场越战越强，最后发展到100万军队和1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侵华日军的后方变成又一个前线，名副其实是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若是没有这些奋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逆流就会更加泛滥，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后期表现日益消极，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这又是当年国内舆论纷纷谴责的事实。正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表现决定了人心向背，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权更换，当年中国人民的这种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3月5日）
[英]沙学文：中国国企不能盲从西方价值观
中国的国有企业打破了传统的国有企业模式，成为我们所见到过的最为庞大的国有企业，在海外也处处彰显其存在。几十年来，中国国企一直试图模仿外国企业社会责任，但成果有限，也缺乏明确的方式方法。企业社会责任事关一家公司的价值观，当这家公司为国有时，企业的价值观便是一国政府的价值观。中国不能盲从西方价值观。在西方价值观的指引下，西方公司以最贫穷大众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了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西方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次贷危机实质上便是价值观危机。在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们抵押了不确定的未来。中国有自身的价值观，一定要通过中国公司表达出来。道德表达上的模糊感只会让外国人把中国公司往糟糕方面想象。此外，我们也不能忘了外国媒体的反华偏见。许多中国公司想要通过雇用外国人或与外国公司合资的方式来绕过这一点。但外国人并不是傻子，他们不会忠诚于中国的价值观。中国需要本土自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哲学，并确保责任感、道德以及良好管理深植于中国的现代和传统价值观中。共赢并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实际成果。价值观是无形的社会成果、期望与梦想，是中国价值观能够为当地社会带来何种额外的助力。缺少了价值观，实际成果无法持久。中国国企在海外缺乏当地民众支持将会给中国利益带来风险。作为中国的道德权威，中国共产党应该制定行动清单。最初的项目可以包括：社会指导原则、良好的道德、良好的管理、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支出、清晰透明的沟通。在我看来，这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和行为准则。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这一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归根结底是有关于人民，而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优势。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