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起研讨网络时代的国家治理。我是位老干部，按照一位老首长的说法：“退休了，好好休息，过去的事不记，现在的事不管，将来的事不想”。但是，这个题很有吸引力，我发个言，抛砖引玉，就算当次义工吧!讲的不对的，大家批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主席就这个问题作了重要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次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的一次飞跃。

　　一、长期执政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举措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科学高效，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兴衰，关系到执政集团的成败，尤其是能不能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更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治理体系和能力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 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农业社会，自然力是生产力的基础，包括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由此产生的长城、烽火台、 狼烟、驿站、郡县府治、察举孝廉、科举取士、府议、衙参、朝议、金殿对策、风议谏议以及贤君、能吏、孝廉等，都是那个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产物。 在工业化时代，机械力是生产力的基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社会分工逐步扩大，电话、电报相继出现，单靠一个人的智力，无法对社会情况作出全面判断，无法对 社会实施有效治理，因此，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以及军队司令机关应运而生，领导者借助庞大的机关和管理层次，才能更好地实施治理。现在，社会已进入网络时 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学科门类成积数分化，人们的意识和需求更加多元，影响国家治理的要素空前增加。特别是网络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被广泛应用， 信息传递不断加快，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个性化、多样化随时展现，有人形容，现在已进入自媒体时代，即：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的主体。过去领导能控制舆论， 现在一条信息，领导和群众同时获取，再用过去那种下情上报、上情下达的方法，已经过时。比如，一所学校出现风波，过去都是逐级报给领导，领导开会研究，制 定解决办法，再通知到其他学校。现在往上报时，领导还没看到，其他学校已经知道，再去发通知已经晚了。因此，网络的发展，既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机遇。我们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治理体系和能力是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如集中统 一、令行禁止、重视礼治和德治等等，但是，我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工业化起步较晚，小生产的影响广泛存在，这也会使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重人 治、重权威、家长制、一言堂，以及决策中存在的随意性、偶然性、局限性、片面性、盲目性、意气用事等等，都是这些不足的表现。在网络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 们只有积极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治理体系能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治理体系和能力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不竭动力。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的水平如何，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是否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在当前，就是要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执政党是负责决策和制定策略的，政策对，事业就发展;政策错，就出现挫 折。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切身感受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当年的大跃进，改革后的自由化问题，这些年房地产的折腾，鼓励买汽车优惠又限号限行，以及养猪杀 猪的恶性循环，等等，几乎一个政策管不了三年。因此，我一看到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就感到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 的重大问题，抓到了关键处，抓到了点子上。因此，第二天在人民网的访谈中，我就谈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真抓好这个问题，我们 党长期执政就有不竭的动力。

　　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促进治理能力提高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包括法律法规、思想道德、价值体系、思维观念、机构设置、决策办法、监督反馈、领导方式等方 方面面，我们今天研究的主题，是网络时代的国家治理，也就是说，怎样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对信息技术支撑手段，讨论的还不多，实施办法也很少，有必要多加讨论，研究办法。现在，各级党委、政 府及机关各部门，都有网站、自动化办公和电视电话系统等，但是，怎样利用信息网络建设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平台，横向联通党委、政府、群团组织及其所属各机 关部门，纵向沟通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和基层群众，并逐步实现点对点互联、互通、互视，凡是政务公开的部分，都可在这个平台进行。比如，领导调研，既可以 带工作组深入基层，也可在这个平台上，随机点选某个基层的干部或群众对话交流，这样得到的情况，可能更真实;讨论某些问题，既可以集中起来开会，也可利用 这个平台上，与相关人员一起讨论交流;至于大量的会议、贯彻讨论和汇报，相当多的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

　　这个平台，既可以提高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干部的工作水平，同时又能极大地促进社会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促进思维习惯转变。过去，由于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局限，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是点状的，领导者通过对点的 认知，进行概率思维，指导工作;社会联系不够紧密，各地的差异性较小，了解几个重点，就可以指导面上的工作;领导者因为分工的不同和地位优势，个人的知识 和经验积淀，一般要比下边多，掌握的信息要比下边早;再加上由于层次管理的需要，有情况要逐级上报，作出决策再按级下达，信息反馈由领导者掌握，在这种条 件下形成的思维习惯，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时代的需求。大家知道，在网络时代，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个性特质充分展现，人们可以不分民 族、性别、年龄、贫富，通过互联网，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互通信息，交流思想，获取各方面的知识、经验，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见解。一个火星可能引起一片大 火，一个偶然事件可能引发一次社会动荡。在这种条件下，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一定要转变，真正跟上网络时代的发展，实现概率思维到网络思维的转变，考虑问题、 掌握信息、制定政策，都要全面、稳妥、缜密，做到横要到边、竖要到底，既考虑到大的方面，还要照顾到个别地区、个别群体的特殊要求，增强全面性、系统性、 预见性。同时，要像普通群众那样融入社会，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诉求，做到了解情况快、决策快、反馈快。各级干部通过运用领导工作网络平台， 可以更好地促进这种领导思维方式的转变。

　　二是促进治理能力提高。网络时代，对党委、政府和各级干部的领导能力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传统的治理能力已经 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提高新形势下的新能力，既需要联系网络时代的特征进行学习，更需要亲身参与网络环境，运用领导工作网络平台进行实践，这种在 使用中促进能力提高的方法，可能更快速、更有效。网络时代，情况瞬息万变，亲自参与网络运用，才能更好地提高掌握情况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现在，相当 多的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和措施，领导者只有亲自浏览，才能更好地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决策的能力;当代网络信息的 内容非常丰富，历史与现实、天文与地理，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应有尽有，各级干部认真学习研究，联系自己面临的情况进行综合提炼，就能更好地提高 科学预判的能力、把握规律的能力;当代社会，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不断高涨，党委、政府决定的落实情况，很快会在各种网络上反映出来，哪里落实最快、最 实?哪里落实遇到问题?原因在哪里?各级干部只要运用网络，就能了解到相当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情况，这对提高他们的贯彻执行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肯定有积极 的作用。现在我国的上网人员越来越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有，有人统计，互联网用户已达8.83亿，其中有院校师生、知识分子、普通群众，数量更大。各 级干部通过网络，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他们的动态，知道他们的愿望，采集他们的意见建议，用于自己的工作改进，这对干部联系群众，集中群众智慧的能力，肯 定大有帮助。

　　三是促进治理体系改革。我国现行的编制体制，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并带有农业时代的痕迹，有许多优长， 但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横向分工过细，社会上有一个行业，机关就要设置一个部门管，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这样，机构必然 越设越多(如我军过去以步兵为主，后来炮、装、工、化，电子、陆航的出现，增加电子对抗部和陆航部，现在又要增加网络、航天);第二，综合部门太少，科学 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学科分裂越多，交叉性越明显，在管理方面越需要高度综合。但是，现在机关的综合部门太少，就是办公部门、研究部门，而且基本是为领导 服务写稿子的，这样，党委、政府决策，只能依靠业务部门进行，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通常由业务部门拿出方案，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提交党委或政府讨论决 定。部门由于业务的局限，很难统揽全局，再加上部门利益的影响，所以它提出的方案，难免有片面性、局限性、随意性，而被征求意见的部门，多数走了过场，这 样的决策实施后，难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这就造成了党委、政府决策朝令夕改，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问题。比如，强调刺激消费买汽车，是工业或商 务部门的事情;要求限号摇号，是交通和环保部门的要求;鼓励养猪，是商务物价部门的意见，要求杀猪，是农业部门的意见。另外，现在机关的设置是，业务部门 与部门是同级的、固化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样，在需要解决交叉和综合问题时，就必须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设立各种委和领导小组，这无疑又使机构进一步 庞大，机关行文必须以党委或政府的名义，各种委和领导小组协调的东西，不能以党委和政府的名义下发，这样还需要开个会或领导签署的联合行文解决，这就造成 了会议多、文件多、领导事必亲躬多。第三，纵向层次过多，现在，地方有国、省、市、县、乡，军队有军、师、旅、团、营、连、排，遇事要逐级上报、逐级下 达。而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信息传递快，实时即达，只有扁平化的体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编制体制改革，但是，受传统观念、利益格 局的影响，改革效果总不理想。通过要求各级干部学习网络知识，熟悉网络时代的特点，运用领导工作网络平台，开展工作，横向部门很自然地联接到一起，相互贯 通;纵向部门顺畅的交流信息、商讨办法，冗余的层次会突出显现，这对横向部门的精简、综合，纵向部门的缩减，逐步实现机构综合化、体制扁平化，将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机构的大量精简、合并，人员的精简，将会是大幅度地，小政府、大社会的实施，将会顺畅得多。

　　四是促进监督反馈及时。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监督，但是监督的机制相对滞后，总的情况是各级党委、政府自己 决策、自己执行、自己反馈、自己监督。觉悟高的，反馈情况的真实性可能高些，监督自己可能严格一些;但是觉悟低了，就做不到。往往信息反馈朝着有利于自己 的角度倾斜，统计数字总是朝着有利于证明自己决策正确的角度去说，朝着有利于证明自己要上的项目正确的角度去说。监督也经常走了形式，以至于有人说：我们 的统计水分太高，监督也出现了“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群众监督不敢”的现象。现在中央派巡视组监督，这叫第三方监督，它与被监督的实体没有利益关 系，实施起来就有力得多。随着网络的发展，社会透明度越来越高，党委、政府运用网络领导工作平台，实施政务公开，用人情况、大的工程项目、大的经费开支、 民生重点，上级、下级、群众都能随时点阅，一目了然，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提出，这必将大大提高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

　　五是促进工作作风转变。我们党历来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是，脱离群众、不从实际出 发，唯书、唯上、不求实的现象依然存在，热衷于开会、讲话、表态、发文件的状况仍有市场，表态快、调门高，上级的文件还没学，自己的会议还没开，早把表态 和贯彻落实情况的文稿写好了。如果拿出部分精力，科学地运用领导工作网络平台，只要不保密的，上级的讲话，各级可以同时聆听、同时领会，各级只要联系本地 区实际，提出相关要求即可;各级的讨论落实情况，上级从网上点击会场视频，就可以看到，究竟他们讨论了没有?态度真诚不真诚?落实措施得力不得力?都能清 楚地看到。而且，随意选择地区或部门的会场，想做弊也来不及，这样得到的情况更真实，也避免各级层层开会、层层写报告，滋生大量的形式主义。领导了解下级 或基层情况，既可以去视察、走访或暗察，也可以随意通过视频链接与各级交谈、对话、沟通了解，甚至可以点击链接到乡镇村庄的农户，进行走访谈心，这样得到 的情况可能更真实，党委、政府在领导下去前事先安排，包括看哪一家、说什么话都预演好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这对改进作风的巨大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三、在统筹规划中推进领导工作平台建设

　　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各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联系实际，制定了落实措 施。但是，怎样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讨论还不够深入，认识还不够深刻，举措办法也不多。而信息技术是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 要手段，加强了这一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一是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我感到，要推进这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必须深入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 思想认识，明确重大意义。现在，各国政府、军队都很重视以技术为支撑，加强网络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军队的数据链、C4I、一体化指挥平台都已具备相当 的规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各国在这方面还没有代差，如我们从现在开始，加强这一建设，有可能像弯道跑车，能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

　　二是要制定标准，搞好设计。近几年，各地政府、各类机关的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方兴未艾，智慧城市的建设， 也在快速起步，积极性是好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但是，也存在着自选标准、自立烟囱、分散建设、互不联通的缺点，亟需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加强顶层设计，指导 各地区、各机关参照统一标准建设，以利国家建立统一的网络运行平台。避免将来各行各业的标准各异、烟囱林立，难以打通或花费高额费用打通的局面。

　　三是要加大投入，持续发展。以技术为支撑，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网络平台，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现在国家调整产 业结构，扩大内需，不少经费找不到出路，这也是一项新兴的产业，而且是高技术产业，又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建设，搞好了，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还可以技术 输出。应该建议国家加大投入，保证这项工作持续发展，创造出新的成果，这比大量的资金投入公路、铁路、机场，甚至搞重复建设好。

　　(作者是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上将，昆仑策研究院顾问;本文为作者2015年3月19日在昆仑策研究院“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研讨会上的讲话;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