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的废墟上
经济学家难辞其咎
2010年12月27 日，一名北非突尼斯小贩以自焚来抗议政治之不义、经济之不公、生活之疾苦，一把火不仅把整个阿拉伯地区燃点起来一场“阿拉伯之春”，同时也让深陷债务缠绕 的欧洲人，来了一场觉醒运动，美国人的矛头更直指华尔街，高呼“受够了”！占领金融地标的行动，蔓延全球。
只是，当人们期待春天来临之际，寒风却骤然而至。
中 东多个地方血腥冲突未停，叙利亚内战似没有尽头，伊斯兰主义的崛起令不少人惊讶；而占领行动的声势亦逐渐远去，欧洲人继续深受削赤打击，并再次滋长出法西 斯式的民族情绪；美国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不断印钞来掩盖问题。全球仍然面对高失业、高通胀、贫穷化、粮食短缺、气候变迁等困扰。这剧目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 结局仍未可预见。
专家学者对此苦苦思量，记者企图寻根问底。可笑的是，同时也是专家学者和记者，误导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在雅典专访雅典大学知名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现为希腊新财长），他便认为近年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确难辞其咎。
他 举了个例子，当地震发生时，地质学家会马上采用科技探测原因，收集数据，然后向外解释。我们或许一样质问地质学家的预警能力，但这始终涉及大自然的力量， 只要大家汲取教训，提高探测技术，进一步了解及预防天然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便不会太过责备地质学家。可是，经济学则不同，它早已成为一种宗教，又或有 关人等特意把经济学从科学变成宗教，促请大家去膜拜之。瓦鲁法基斯指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视利伯维尔场（指强调市场自我均衡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编 注）为民主必备的条件。可是，这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反之，如果资本不受控制，它到头来可以与大众利益作对，破坏民主。
新自由主义危机
利 伯维尔场本该有其可取之处，但目前流行的利伯维尔场论，可以总结为近年引起极大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它虽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它所受到的广泛讨论，也只 局限于学术界和社运圈。主流媒体，尤以华文媒体，仍没有真正的讨论，又或很快便将之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难于以事论事，令一般老百姓也无法解读所身处的危 机，只能随波逐流。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下能得以迅速散播，除经济领域不受束缚外，非经济领域亦迈入市场化、私有化，例如文化事务、教育、医 疗以及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等。因此，为什么我会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我们息息相关。就如其他的主义一样，当成为国家层次的主导思维和政策，便会潜移默化地塑 造我们的价值和生活形态。
如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是从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开始，从自由放任的美国，到福利主义的欧洲，熊熊烈火，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一并跌进火海里。原 来，与欧美在政治制度、信仰、文化、历史、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北非和阿拉伯地区，在经济上一样奉行新自由主义，并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令社会动荡不安。至少牵 头带出革命的两个北非国家：突尼斯和埃及，媒体指这完全是一个有关独裁的政治问题。但当我在现场采访时，当地人民却表示，他们除了反抗独裁政治剥夺了他们 的自由发声外，他们所反抗的还有金权政治所带来的经济不公，民不聊生，遂振臂一呼，要夺回被剥削的自由与尊严。
他们的诉求，与深受金融危机 困扰的欧洲人何其相似？！金融独裁与政治独裁说穿了有何不同？哪里出了错？不管是美国、欧洲，又或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甚至亚洲国家，无论是民主或非民主 体制，新自由主义都带来了相类似的危机。金融全球化令我们远离实体生产，迈向泡沫经济和大债时代。
记录“绝望者的希望”
阿拉伯世界的专制，固然值得反思；但，在欧美，民主又是怎么一回事？过去一味只用经济增长来衡量成功与失败，这是否令我们漠视了潜藏的问题，使得新的独裁有机可乘？
有趣的是，国际主流媒体在是次金融危机和北非革命的角色，可堪玩味。在他们的报道下，欧债爆发全由于福利主义之错，北非动荡全因为没有民主之过，因此，媒体 也跟着所谓专家和欧盟高层走；就中东地区的冲突，更是顺水推舟来个一刀切，把那些只顾夺权而靠拢西方的武装反对派，也一律称为民主斗士。
究竟还有多少媒体背负着隐藏的议程，与政商利益捆绑在一起？不过，独立媒体的兴起，却又成为商业媒体和官媒以外的另一道风景。
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与经济之战，其实也是一场媒体的战争。
（原标题：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