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新闻界，两种新闻观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遇到了严重挑战。在一些新闻舆论阵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话语权占领着制高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语权被置于边缘化的地带。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党对媒体的领导权。一些人打出的旗号就是新闻自由。他们竭力否定社会主义媒体的党性原则，大肆宣扬媒体是第四种权力、是社会公器。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一切媒体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坚持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所有媒体都归属于党的旗帜之下，接受党的领导。 党对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领导具体表现在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等等。这些基本原则，正是新闻界内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端痛恨之所在。他们在他们控制的某些舆论阵地上，集中所有能量，试图推翻党对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领导。

　　党管媒体，最根本的是按照“内容为王”以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确保媒体传递正能量。导向把握好了，内容就称得上拥有真正的王者地位。导向正确，利党利国利民，是党和人民之福；导向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是党和人民之祸， 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一切从业人员的共识。为了抗衡党的正确舆论导向，一些自由化倾向严重的“公知”、网络大V、意见领袖千方百计另立他们的导向，以误导社会大众。近年来，一些新媒体操纵“议题设置”，就是他们对抗党的正确导向的把戏。“议题设置”这一西方传播学的概念，是通过对某个负面事件，尤其是突发的负面事件的刻意炒作，着力扩大其“负面”、“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激荡的弥漫社会的舆论氛围。其矛头直指党和政府，目的在于让党和政府在社会上丢尽脸面，陷入被动、狼狈的窘境。如果此类事件频发并屡屡炒作，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必然引起怀疑。久而久之，这个执政党被推翻、政权被颠覆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此类被炒作的事件通常只是一些个案，并不代表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但经过恶意炒作，其气场就大大膨胀。广大不明真相和事理的公众受到此类炒作的影响、渗透，就会在不自觉中用炒作者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某些个案的是是非非，顺顺当当地被炒作者牵着鼻子走，顺着炒作者的指挥棒加入指责、辱骂党和政府水军队伍的合唱中去。尤其恶劣的是，某些事件是无中生有，纯粹捏造，但当着某些媒体（往往是某些新媒体）在炒作某些事件，即设置某项议题（或议程）时，往往得到社会上许多纸质媒体的以及广播、电视的响应，大家纷纷跟进报道。然后，此项事件又回到新媒体上继续炒作。如此一轮一轮地持续炒作，不断发酵，迫使党和政府穷于应付，搞得十分被动。这就是“议程设置”运行、发酵的路线图。2013年初发生的“南周”事件是“议程设置”的一个典型案例。《南方周末》是以其《新年献辞》中把中国梦归之为宪政梦挑起了事端。后来，本是他们自己在修改《献辞》时多处改错了字，竟反咬一口，捏造是省委宣传部长把文字改得文理不通，还改错了字，完全是倒打一耙，恶意栽赃。南周事件的一些主要人物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长期策划下精心制造了这起事件，旨在挑起全国舆论，大家都来喧嚷党的宣传部不能管媒体，不能管媒体发什么稿件。但是事态的发展不在他们预先做出设置的意图之中，他们没有得逞，最后反倒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这场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人们从中悟到了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士是如何为另立舆论导向，设置议程，同党的舆论导向唱对台戏的。

　　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公知”、网络大V，意见领袖操纵的议题设置，都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紧密配合、相互策应、逐步发酵起来的。一个国内的议题设置往往迅速演变为一个国际现象，其突出特点是集中对准党管媒体的原则。在南周事件发酵过程中，美国跳得最凶。美驻港、穗领事频频与南周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密谋策划。美国务院发言人三天内两次点名攻击中国的新闻管理，指责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由此，人们也想起了八年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时任美国务卿赖斯曾不止一次发言，美国本土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也连连刊文，露骨攻击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此类案例还可以举出很多。大量事实告诉人们，我们和境内外敌对势力舆论战中的一个纠结不休的着重点就是新闻自由。

　　美国仗着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这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指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国内有些人对这条修正案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新闻自由在美国国内其实只是一纸空文，它的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骗术，来忽悠别国人民。其实，一切自由都有一定边界。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没有边界的绝对自由的国家，美国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在国内实施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自由，从来都是以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作为取舍新闻的标准。在美国，你攻击和诬蔑一下开国领袖华盛顿看看，试试攻击垄断资本集团的老板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国内一些人对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顶礼膜拜时，美国2011年岁末经过奥巴马签字生效的《国防授权法案》却规定，联邦政府只要怀疑某人在过去或现在参加过某些“可疑组织”……只要你是美国公民，不管你是在南极还是北极，美国的陆海空三军都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根据“国家安全”需要拘捕你，而不需要经过法律上的正常程序。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倡导的新闻自由！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则干脆把国内外记者成天“软禁”在军舰上，得不到任何除军方“喂”给以外的任何信息。对那些例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提问的记者，也是多方给予显性或隐性限制。从这些所作所为，人们不难看出美国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月19讲话中说：“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其实都有意识形态底线，也都有利益集团规则和政党倾向，没有什么完全独立的媒体。”这句话点到美国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新闻自由在美国眼里，同普世价值、美国式的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一样，是用作对国内外公众实行洗脑的一种武器。多年来，美国向那些它所急欲颠覆的国家大量倾销、输出这些武器，这方面的例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在我国，《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被美国誉为“最自由媒体”，也绝非偶然。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之间的营垒、阵脚都是分外鲜明的。当下，一个一个极为严肃的争论点摆在我们面前。他们攻击我们的政治家办报原则，难道我们能够让某些“公知”、网络大V、造谣大V、汉奸大V、意见领袖来办报吗？他们攻击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难道我们能把媒体办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服务的所谓“公器”吗？他们攻击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难道我们能随着他们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用局部真实、个例真实来掩盖否定全局真实和本质真实吗？他们竭力倡导私人办报，多年来，这方面他们有过充分的表演。大约四年半前，由李锐、胡绩伟等20余人签署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公开信上，曾经明目张胆地鼓吹私人办报，并推荐《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作为试点，还说什么这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方向。《炎黄春秋》则不断刊文，鼓吹报刊私营化不遗余力。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媒体变成一支抗衡、牵制党和政府的第四种力量，而党和政府则成为他们案板上可以任意剁、任意切的一块肉。可见，新闻自由是开放报禁的突破口，冲过了这个突破口，就可以向开放党禁的纵深挺进，执政党被推下台，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严重挑战，我们要有自己的对策。这里提出以下若干点，挂一漏万，以资参考。

　　一、始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松手，同时要善于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战。在舆论战中，我们不能迷信舆情，尤其是不能迷信网上舆情，被网上舆情的某些假象牵着鼻子走。我们的主媒要善于主动设置我们自己的议题，把那些受到由“公知”、网络大V、意见领袖们设置议题蛊惑的受众吸引过来。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真理在我们这边，只要敢于披露事实真相、讲清道理、辨明是非，广大受众是会跟着我们走的。

　　要敢于澄清社会上散布的那些扰乱人们思想的种种谣言。现在我们的主媒也设有澄清谣言的专栏，以民生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居多，这方面的澄清自有必要。但对某些重大政治谣言则往往讳莫如深。近年来，一些人编造什么毛选不是毛泽东写的，五一节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毛主席拥有一笔巨额稿费等等极为恶毒的谣言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影响极坏。要敢于通过正式、权威渠道正面澄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谣言制造者在阳光下无所遁其形。

　　二、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习近平同志不止一次指出，网络是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网络问题不解决，将成心腹大患，要使网络清朗起来。当前，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严重污染我国新闻舆论和精神领域的重度雾霾源之一，严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网络舆情安全。在当下网络管理中，频频发生对某些负面舆论听之任之，不予删除，而对某些经扬正气的正能量舆论则动辄任意封杀的事情。网络管理要像执行新环保法一样，对污染源看准看清，敢于对负面舆论动真格的，真正成为杀手锏，而不是棉花棒。

　　三、切实抓好新闻队伍建设。要培养一支真正的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头脑的具有坚强党性原则的社会主义新闻队伍。当下，中国新闻队伍从主流来说，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斗力的。但队伍中也确一些人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了。有相当数量的记者、编辑、在政治观、新闻观上同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或貌合神离。表面上，他们可以顺着你的舆论导向发新闻、写评论，但一转眼，在博客、微博上却参加网络大V、意见领袖设置的议题起哄，指责党，攻击党，肉麻地大肆吹捧美国政要。奥巴马上台以来，《南方周末》、《随笔》、《同舟共进》以及一些都市报，写过多少文章，拿出多少版面，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另外，赖斯、希拉里等这些美国政治明星也都受到某些中国媒体的热捧。

　　我们还看到，这些年来，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已经拜倒在赵公元帅帐下，完全堕落成金钱的奴隶而不能自拔。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风靡城乡；版面、标题可以明码标价；收视率第一、可读性第一、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成为新闻报道的指挥棒。任何严肃新闻都可以进行娱乐化包装。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是新闻记者堕落成金钱奴隶的典型。陈永洲被长沙公安部门拘留后，新快报竟连续三天用特大字号刊登“公安放人”字样，并置于头版显著位置，以至国家新闻广播出版总局、全国记协、二十余家报纸、三大网络和许多社交网络都相继起哄、发声，迫使公安放人。直至陈永洲在狱中招供了自己如何向他报道的企业索贿受贿，这场闹剧才落下幕来。对于陈永洲这样一些记者中的败类，应当坚决严肃处理，并永远开除出新闻队伍。

　　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新闻从业人员。总编辑、部主任、记者、编辑、必须分别培训，全员覆盖，不使遗漏一个。要进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首先是必要的理论教育，但此类理论教育不能空洞说教、泛泛而论。特别是要注重运用导向正确和导向错误两方面的典型事例进行对比教育，就事论理，使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度，把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此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要年年持续进行，每次培训都要精心策划，认真安排，不能走过场。当然，也不能设想此类教育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要特别关注新闻院系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有590所高校设有新闻院系，教师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当前，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令人堪忧。他们的言行不可避免地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面貌塑造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去年，《辽宁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指出的当前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完全符合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的状况。他们在课堂上挖苦、嘲笑、指责党和政府，极尽其能事。他们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的《新闻学概论》作为教材，即使采用此书作为教材，他们在教学中也往往塞进大量私货，讲出一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来。这种情况必须坚决纠正。对其中特别恶劣的，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永远不能执教。

　　要认真整顿新闻教师队伍。对其中大多数成员重在教育。要组织他们分期分批轮流到城乡实际生活、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学习、工作，参加实践锻炼，提高作为人民教师的基本素养。要认真地改革目前高校新闻教学体制，坚决革除那种不塞私货，不在国外发表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就不能晋升、提职等直接影响到教师饭碗的恶制。

　　四、要清理媒体，尤其是媒体各部门、各频道聘请的嘉宾、专家、作者队伍。当下，媒体的一些重要栏目、频道聘请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嘉宾中，有不少是宣扬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宪政的急先锋，如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樊纲等人。而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刘国光、卫兴华等等始终被冷落在媒体大门之外。前不久，一些媒体先后正面报道了刘国光的事迹，但应付报道后便草草收场。显然，这些报道是上面派下来的“遵命新闻”，并非出于某些媒体的本意。对谁热、对谁冷，就是极为鲜明的导向。希望有关领导部门对这些状况进行一些调研摸底，切实拿出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