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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瑞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实践指导之若干哲学与战略思考

作者:田瑞昌   来源:红色文化网  

  (上篇)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资本论》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石。而任何理论之成为真理,都必定是一定时空条件下,即时处社会经济诸多条件下的科学抽象与定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必须与时代条件包括不同国家各自的条件相结合。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变化,去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没有意义的,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于是,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道路上,就不能不发生顺利与挫折、正确与错误的探索与争论。核心与要害就在于,如何认识与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不同时代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可以说,过往到今天的一切争论,正是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上发生的分歧。无疑,这里的情形十分复杂。有的是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事业的仇恨与丑化;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对“理论与实际结合”根本原则的认识不得要领,或以时代变化为口实,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科学性,淡化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仍以原来的时代条件来定义解读新的形势发展,思想僵化,不知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181920世纪。

    我以为,理清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指导,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辨析

    第一,关于暴力革命学说

  这是马克思主义阐述的重要原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极重的分量。无疑这是科学真理,因为这一理论原则,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社会矛盾的力量聚焦点,反映了世界被压迫劳苦大众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的无产者要求解放的呼声,也反映了当时旧政权腐朽黑暗、资本主义统治的残酷,只有砸碎旧政权,才是唯一出路的正确诉求。可以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正是对那个时代条件下解决社会向前发展问题的正确战略引领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总结与概括。

这里,当时与后来的争论,我们省去枝枝节节,可以看到三大时期的争论:

(一)共产主义运动初期,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与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放弃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的激烈争论----这里不去详述,历史已将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的修正主义钉在耻辱柱上。

 (二)俄国开启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开创了一国数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的伟大圣举。人们应当知道,马克思当时是主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成功,至少在主要发达先进国家同时取得成功,“一国数国不能单独取得胜利”。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被认为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论的突破发展创新。

  正是在列宁主义旗帜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不仅在帝国列强争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了新生的苏维埃人民政权,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政党同时得到了空前的壮大发展;而且,在法西斯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催生了中东欧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尤须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在中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摧枯拉朽,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真乃“东风压倒西风”,“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那么,回过头来,今天人们应当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本来,这里是存在巨大争论的,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道路之争,也有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苏联指导之争。而实践证明,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道路之争,列宁斯大林是正确的;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苏联指导之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

    这里,不论是列宁斯大林坚持的“一国数国首先夺取胜利”,从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的战略,还是毛泽东领导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发展道路,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学说;二是必须与时代条件和本国国情正确结合。这里,从哲学的角度看,说到底,真理是时空条件的科学抽象和反映。没有任何真理是可以不受时空条件制约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结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运用,就必能走向胜利;否则,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走向失败。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阐述引领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道路,应当说到上世纪初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取得了共识的,并影响和推动了五大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问题在于,后来世界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苏东解体,中国也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争论,我们下面再谈。

    这里要谈的是,人们能不能因为今天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去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和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呢?或者说,人们可不可以抽去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而假今天的时代条件以代之,去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而放肆地进行诋毁污蔑攻击呢?

    这里主要不是分析苏联变天的教训,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苏联的变天就是从否定苏共的光荣革命历史打开突破口开始的,尤其大肆诋毁污蔑斯大林和人民英雄和革命先烈,甚至连丹娘卓雅这样一位影响鼓舞中国一代人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一面旗帜,也被肆意践踏----当然,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篡改和涂抹的,俄罗斯人民正在重新觉醒,必还历史以公道。

    我这里举前苏联的例子,目的在于对照我们中国自己。人们可以从红色文化网和其他网上,看到一股诋毁污蔑人民领袖毛泽东和革命先烈之信息恶流,是何等的波涛汹涌啊!

    从“告别革命论”的喧嚣,到高华等一批学者,包括一些报章如《炎黄春秋》,打着学术研究的名号,玩弄各种伎俩,著书立言,竭尽编造歪曲之能事,肆无忌惮地丑化伟人毛泽东和为中华民族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人们不能不想,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和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幕,是不是苏联变天的前奏?中国人民要不要警惕,要不要采取行动?

    笔者十分赞赏《红色文化网》上的许多痛斥诋毁丑化人民领袖和革命先烈的文章----这是人民发出的怒吼,是正义的呼声。

    但是,我们要不要问一问,在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长期以来为何会有这样一股阴风逆流肆汹?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所谓的“理论路线”之争吗?不,理论路线的争论,至少还要有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旗语,这些“逆流”有吗?他们不是明明白白地公然打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向人民发起的进攻吗?可以毫无疑异的认定,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恶流凶涛,是敌对势力向人民发起的“反攻倒算”,是要为历史上骑在人民头上的豺狼虎豹“帝官封”的统治翻案。

    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一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为何会允许这种敌对势力肆意横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否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一定语过去用的过滥,没能完全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出过“冤案”,致使今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便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铁证如山,也不敢实事求是的追责问罪呢?

    那么,请问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吗?人民民主专政,何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依法治国”的国家现代治理,也肆意歪曲,鼓吹“依法治国”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能再讲阶级斗争。完全是胡诌。西方就不讲“阶级斗争”吗?应当知道,“依法治国”的现代治理,就是要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我以为,从接受过去“左”的教训角度看,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思潮的人和事,对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问题,今天必须放到法制轨道上加以规范和解决。

    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人民起来做斗争------只靠几家网站发发文章,批一批,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更需要国家层面采取行动,需要党的舆论引导,需要国家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可以说,这是一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江山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可小视和慢待。

    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南京大学教授高华诋毁毛泽东应依法惩处》,网上有过千的点击率,得到过广大网友的认同。问题在于,这并没有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回应。

    因此,笔者建议,凡是有人大政协代表资格的“志同者”,应联手提出议案,提请人大立法,设制“诋毁开国领袖、人民烈士罪”的条款,“红色文化研究会”也可以发起这一行动。

    那么,这样一来,是不是对历史问题就不可以研究了呢?不,凡是举证真实的研究,皆受到保护。而对无中生有,胡编乱造,肆意诋毁的,就必须严惩。如此,才可使敌人无缝可钻,才可使人民的江山,乾坤朗朗。

   (三)毛泽东开启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时代”。

    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这个时代的演进形态,期间的争论,可以说远比前两个时期更加复杂。

    我们可以大略的缕一缕这里的头绪:

    一是,关于暴力革命学说与和平过渡的争论。人们当该记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场大论战,中国党发表“九评”,虽然文中保留了“和平过渡”手段的可能,但主要是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道路的。而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一少”论和法国的多列士、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提出的“结构改革”论,是主张“和平长入”、“和平过渡”道路的。

    孰是孰非,邓小平后来在中国与苏联修好时,对当时来访的苏共领导人的说法,以“过去我们都说了一些无意义的话”作了了结。我不认为邓小平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而是很难一一道清。-----你能说今天还要搞世界的暴力革命吗?不能。但你又能不能说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的原理错了呢?也不能。你可以说,赫鲁晓夫的“三合一少”是投降主义,但你能说今天的“和平发展”没有“和平竞赛”的因素成分吗?

    二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探索,暴力革命学说与和平过渡论,都未能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是灵验管用的,实践证明这两条路皆走不通。

    人们不应忘记,在文革前半期,我们党对世界是主张“输出革命”的,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还提出过“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路线和战略,支持各国的游击战和武装斗争,把矛头指向了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当权派,结果处处碰壁,丧失穷朋友,孤立了自己。须知,文革的发动,也是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之惯性思维的结果(后面再解)。-----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照搬运用暴力革命学说指导世界革命所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

    那么,赫鲁晓夫和多列士、陶里亚蒂的主张又如何?苏联的演变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而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也早从当时欧洲和世界舞台的大党,沦为几乎无声无息的小党,在人民中失去了影响力,亦实为可悲。

    三是,是谁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代?世纪伟人,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人可能不赞成笔者的观点,认为开辟这一时代的是邓小平同志。无疑,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问题在于,我要指出的是,打开国门,化敌为“友”,联手美国,反对当时的苏联霸权主义,同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联合中等发达的第二世界国家,反对第一世界美苏霸权主义,不是伟大旗手毛泽东吗?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毛泽东作为反帝旗手,在笃信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头脑中,何以能够化解出“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新思维新战略?难道不是毛泽东又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吸收“输出革命”包括“文革”的教训,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发展创新吗?有人说,改革的道路不是毛泽东开辟的。不错。但是我以为,如果毛泽东不是已处暮年,不久离世,相信这种时代必然,决不会逃脱掉这个智慧头脑,从不僵化、从不迷信的思维逻辑的法眼的。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很多学者、专家、网友,以毛泽东建国后的建树贡献,论证没有毛泽东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完全正确,完全赞同。但是,笔者还是要说,没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没有毛泽东打开的封闭国门,没有毛泽东同“死敌”握手言和,又能有后来改革开放战略政策的启动与推进吗?是的,我们应当相信邓小平也有这个胆略。但是,历史同样不能假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是伟大的历史伟人毛泽东,呜呼天地,圣哉,人们自己思索。

    是的,经过邓小平的发展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又经过实践发展,到今天我们党已将毛泽东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战略,升级转化为“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追求和实现世界共同繁荣进步,打造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战略。

    这里,笔者有两大问题,需要提出来探讨。

    一是,自然科学的探索,允不允许失败?如果不允许失败,那么会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吗?

    我要问的是,在自然科学探索领域,有没有发生过,对由失败走向成功并对人类做过重大贡献的伟人,如居里夫人等,进行恶毒人身攻击的丑恶现象呢?没有,绝对没有。那些不怕失败,百折不回,最终取得成功,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只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如此,人们当然有理由问一问,为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中,却不允许有探索实践的挫折失败呢?毛泽东说过,敌人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在伟人毛泽东的引领下,失败弯路走的是最少的了。尤其,即便发生了实验性的挫折失败,伟人毛泽东则又能很快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如我们指出的,文革后期他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很快就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且果断采取行动,与美和解,推动“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战略施实。可以说,毛泽东比当时任何人站得都高,看得都远,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水平,比任何人都高明高超。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无可否认。

    那么,在文革后、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实践家、理论家、战略家,进行恶毒攻击诋毁污蔑的丑恶现象呢?为什么一些人仅因“文革”探索失误(有些人不认为是失误,那是另一问题),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对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进行全面的无耻玷污和恶毒攻击呢?这个问题,是可以用“学术逻辑”解释的吗?显然不能。

    无疑,这是国际国内反动敌对势力,为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相互勾结,所设计所操控操弄的一个阴险毒局。我还要说,还要问,那些跟着国际敌对势力的调子唱、脚步走的忘恩负义之辈,不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吗?又,我们党和国家,应不应该用法律的现代国家治理手段,对这股“反攻倒算”的逆流,给予迎头痛击呢?在涉及国家人民根本命运的问题上,如何来得半点模糊与含糊?!盼盼期期殷殷切切也。

    二是,暴力革命学说的新运用新转化----和平发展战略,绝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斗争形态的之必然转化。

    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起,世界就已进入一个国际风云变幻,新旧力量分化重新组合,大分化大改组,两极单极多极的种种演绎发展的新格局。这里,我们依序做些探讨。

    1)在毛泽东在世时期,其战略是,依托第三世界,分化敌人,结成最广泛的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当时的最直接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北方大国陈兵百万于我边境的入侵。这是在新的形势下,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赢得和平发展的环境和时间,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战略。据现在的报道揭秘,毛泽东是准备好了一场“中苏大战”的。事实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充分准备,以及“珍宝岛事件”苏霸的挑衅,中国的英勇抗击,最终化解了那场危机。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这一新的发展战略。需要问的是:这还是马克思说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暴力革命学说”吗?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话”来套现实,结果,要么不是马克思的论述预见有失,要么就是苏中两大国的共产党都走错了路,两者必一也,当然这是愚见。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决不能照搬照套。形势告诉我们,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能以理论裁剪现实,而要从“客观存在”来解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就是,当时的苏联已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以不平等的欺压态度对待别国,这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这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应起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而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分析预判,这时世界上已不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斯大林时期、中国革命时期的“暴力革命形势”。因此,毛泽东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锐利眼光,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新战略。这里,一方面是要求维护世界和平,求得中国社会主义的稳定与加快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也可以理解为建设好“根据地”;一方面,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针锋相对,坚决消灭敢于来犯之敌,并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通过运用这一发展战略,来推动世界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转变。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世界形势的发展不是由此而在不断推进转化吗?

    笔者为何要对此做出解读,因为今天世界形势的演变,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而且,后来涉及国家战略的许多争论,也无不与这个“起点”相关。

    概括起来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必须善于正确地与客观形势结合。暴力革命学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转化为新的斗争形态。所以,不论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还是照搬照套,用“经典”去剪裁现实,都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

     2)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发展战略。邓小平继承的是毛泽东开辟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新时代的战略,所不同的是,由于苏东瓦解,世界走向单极世界,其具体斗争策略,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但本质并无不同。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在新的时代和具体国情条件下的科学运用与发展创新。

    这是毛泽东那个时代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梳理及有关争论,留待下节探讨。

    这里要探讨的是,怎样理解中国的内外发展战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与延伸。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战略,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期间的争论,既十分激烈,延长的时间又长,直至今天依然在继续。纷纷扰扰,归纳概括起来,属于错误倾向的主张,大的方面不过是两类。

    一类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发,主张走西方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行“全盘西化”和“私有化”,由此延伸推行的是融入“西方阵营”,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走,以美国模式为效仿,唯美国马首是瞻,实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和平演变”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类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有定义和原有社会主义模式出发,质疑和反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质疑和反对改革开放,质疑和反对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继续闭关锁国,在对外政策上主张与西方大国“对抗”的路线。

    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这场争论,不管多么纷扰复杂,名目旗号不管怎样繁多,透过其外表的语言宣示,其错误倾向,都可以从以上两条诉求上找到他们的归类。

    当然,有的是直言不讳的了,如有的直接宣传“殖民主义有功”,说什么“殖民主义早200年,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其实,改革开放后到今天中国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诋毁污蔑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的恶流,就是殖民主义西化思想的表演。

    再一种直言不讳的,就是直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将邓小平理论指责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这也是不对的。

    是的,前面我们说了,关于马克思的公有制学说,我们后面讨论。

    这里要讨论的,对外战略,或者说国际发展战略。人们可以去查查邓小平的《九二南巡谈话》,那里除了社会主义本质、经济体制改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论述以外,讲的就是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提出的就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方针,试问这难道不是对毛泽东开辟的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吗?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邓小平时代比毛泽东时代又有了许多新特点。这个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高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又要防止“苍蝇蚊子飞进来”,“抵制精神污染”,刚柔并济,合作斗争,斗争合作,推动世界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强盛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对这一发展战略,前面我们已经做过解读,它是马克思“暴力革命学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运用的“新形态”。它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来推动中国和世界的繁荣进步。须知,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一命题时,还只是提出至少争取有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可见,暴力革命学说和手段,那时并未完全退出我们的思维范畴,今天也不能说世界大战已绝无可能发生,“武装斗争”,“武装革命”,仍然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另一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说由于中国和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人民的觉醒,包括发达国家人民反对战争的呼声,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新旧力量的博弈较量已终止,它也不过是转换成了“没有硝烟的战争”(邓小平语)。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又该怎样看待我国精英界存在过的争论呢?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把握“斗争与合作”的平衡,斗争求合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这其间存在的错误倾向仍然是两类,一类是否认正常的合作,如当初我国参加世贸组织谈判和加入,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皆被批判为“投降主义”;另一类,就是以“把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为理由,过分妥协退让,有的甚至以“做老二之道”,“韬光养晦”就是要以“唯美国马首是瞻”,鼓吹放弃斗争,宣传和主张投降主义。

    显然,这两种主张都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学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形态”的发展战略的背离和背叛。

    笔者曾写过一文,对“韬光养晦”之“做老二之道”,就是要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谬文”,鼓吹“投降主义”做过揭露和批判,不再细述。

    这里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提出,不要去争当共产主义运动的头(那时,是针对苏联瓦解而言的),而是要养精蓄锐,治好创伤,练好内功,一心一意谋发展,甚至提出了就是世界大战打起来,也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但这决不等于、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斗争,放弃反对霸权主义。

    笔者在这里做个大胆的判断。在邓小平之后,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而且由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断深化改革,使我国经济总体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功不可没,功高当歌。

    但又应当承认,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问题上,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又显得过于“偏软”了。尤要指出的是,这期间曾发生两大震惊中外、牵动国人心弦的事件,一是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一是在我海南岛附近海域发生的撞机事件。这两大事件,美国并未受到严惩,而以我们的退让妥协告终。可以说,由此更助涨了美国包括后来日菲越的嚣张气焰。而由此更连带了国内的舆论和发展走势,那段期间国内的主流媒体,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皆是一片不能“硬”的声音,要珍惜“战略机遇期”的鼓噪。

    这里人们不能问问,这两大事件,如果是发生在毛泽东、邓小平时期会怎么处理?毛泽东的大气雄天,美国敢于动手吗?邓小平7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就组织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美国又可否在邓小平面前放肆?遇到这种欺压横蛮,“头上拉屎”,焉有不反击之理?“纸老虎”就是“纸老虎”,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惜,那一段时间,中国人显得“太窝囊”了。不仅如此,国内的有些人,看到美国和西方的势张,对中国道路的信心动摇,不仅西化势力趁机反扑,而且主流媒体也是一片“眉美颂西”的叫喊与表演,许多富商甚至包括党的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在内,竟出现了一股“移居国外热”,一些人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各行各业,八仙过海,道(盗)显其能,乌烟瘴气,群魔乱舞。

    试问,笔者所述情景,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与当时我国对外战略的软弱偏失,没有关联吗?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在“新形态”下的发展战略,出现了误读。合作,不是不要斗争,实际上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新表现新常态。只不过在今天它的特点,更多的是表现为国家利益、民族权益、文化价值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决不能丢弃;但是它的原理必须与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唯如此我们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僵化的头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那样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失败。

     3)关于习近平时期的发展战略。这个时期,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的国际发展战略,又有了新的转型和极大的发展创新,这个时期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新秩序,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维护世界和平,共筑世界繁荣和人类进步的发展梦。

    那么,今天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在当代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呢?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经过毛泽东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已转化为新时代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发展战略。可以说,邓小平时期和今天的习近平时期,都是对毛泽东开启的伟大新时代的理论战略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这个新时代理论战略的奠基人;邓小平在继承发展中,在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我国能有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构建我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制,侧重点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今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疑,它仍然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角色”与斗争方式,有了新的转换,新的发展。它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它仍然要坚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等“四个全面”布局发展。但是,它已不仅仅是着眼于“韬光养晦”,“治好内伤”。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要在发展自己的同时,走向世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走出去的战略,如何做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又同时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新秩序,就是必然的唯一正确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亲诚惠融”的友好睦邻,广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战略----新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建设“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以及连接新兴国家和世界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中非论坛”、“中拉论坛”、“中欧论坛”、“中美对话”机制的建立-----新一轮的中国发展、区域发展、世界发展,正展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的勃勃生机。

    三是,这还是马克思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理论与战略吗?这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前面已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代条件结合。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列宁时代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今天“合作共赢”,改变世界的不平等的旧秩序,同样是世界人民谋求发展进步,祈求生活幸福的必由之路。

    四是,那么这里的问题,“革命精神”,“斗争武器”,是不是就要“束之高阁”了呢?不,绝对不是。今天的“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斗争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

    首先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与美国“坚持冷战思维,谋求独霸世界”的战略,是不是“针锋相对”?是不是新旧力量的大国博弈?而更在于各自实施起来,会不会发生对抗与斗争?无疑会的。可是我们不是说“不冲突,不对抗”吗?是的。但这是标示我们的战略意图走向,以昭世人;同时,也标示我们决不主动挑事,努力用我们的诚意去化解危机,主张通过谈判的政治手段解决分歧,甚至包括与美日建立预防危机的沟通机制等;更在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决不等于,决不意味着放弃军事斗争的准备。习主席已多次宣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的意志坚定不移,绝不动摇”,“任何国家别妄想中国人民会吞下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苦果”。习主席要求强军、做好打仗的准备的指示昭昭,践行履履,鼓舞了全国同胞,也警示着敌人。-----这是韬光养晦吗?这不是敢于斗争的仗义雄天吗?如果我们还是过去的那个“窝囊样”,会有举国一心,同仇敌忾,九州豪迈,并令世界朋友尊敬和敌人的不敢妄为吗?

    其次是,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尽管今天我国的发展战略,已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尊重,西方世界甚至有些美国学者精英,也建议不要围堵中国,主张共同发展----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但是由美国财团大资产阶级背后主使的美国霸权,决不肯甘于“衰落”,绝不会平等对待别人,绝不会愿意建立多级共赢世界。美国发家与独霸世界的历史,就是不准世界任何其它国家挑战它的“老大第一”的位置。欧盟、德国、日本都曾是、今天有的仍是美国的“铁杆”跟班,但是这些国家都曾因有超过美国的趋势势头而遭到美国的狠狠打压。日本的十年停滞就不说了,德法曾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目的是打击欧元强势),但“单边主义”那时得逞了“胜利”了,最后德法当时的国家元首,战后又不得不跑到美国去“叩头”修好。什么叫“亚洲再平衡”战略?----奥巴马、希拉里、历任国防部长,当时他们是多么凶汹啊!今天呢?“亚洲再平衡”的军事部署虽未停步,但已显“后劲不足”;明明是遏制围堵,却“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像小孩子说瞎话一样,硬是装傻说“再平衡不是针对中国”。为什么?难道不是“习大大”的运筹帷幄,既讲和平发展,惠蓉周边,改变区域态势;又敢于斗争,蔑视霸权,巧斗魔顽,勇搏天下的结果吗?-----听听今天外交部、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的言语堂堂,正气挥洒吧!这不是一种很大的改变吗?这里,难道不是“斗争求合作”,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体现吗?斗争还将继续,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第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你搞“亚洲再平衡”围堵,我搞“一带一路”,设立亚投行,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惠济天下。曾几何时,连美英两国“特殊”铁的关系也动摇了,在英国的带头下,参加“亚投行”创始国达到57个国家,涵盖五大洲,美日成了孤家寡人,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请问这不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发展战略的伟大的阶段性的胜利吗?我们还可以问问,今天的敢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与和平,影响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吗?

    第四是,斗争远没有结束。“没有硝烟的战争”,恐怕已远超过邓小平那个年代。美国已在做战略转型。一方面,他在沿用过去的“老套套”,利用和依靠他的军事实力,扩大军事同盟,围堵中俄,南海波涛,香港占中,乌克兰危机,都是“冷战思维”、“炮舰政策”的继续----有人说这是“冷战”的变异“凉战”;一方面,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到希拉里的“巧实力”,一脉相承的是,美国霸权的“软硬两手”兼施,以军事实力做后盾,大打高科技战争,网络监控遍布全球,文化渗透于各国,在世界各地挑动制造动乱,大搞“颜色革命”,以控制全球,维护其霸主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战略背后所隐藏的是,以维护美元储备货币结算美元霸主地位为目的-----他今天已主要不是靠占领别国掠夺资源,那种老牌殖民主义的侵略手段,而是通过美元的流动输出,瓜分侵夺世界所有国家利益的“新殖民主义”----从本质上说,人们应当可以这样定位。

    肢解南斯拉夫,两伊战争,中东北非动乱,是为了打击欧元;“亚洲再平衡”,在东海南海制造危机,是为了打击可能要建立的“亚洲自贸区”(不通过美元结算)-----货币战的延续,说到底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控的政变引发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欧俄走得更近,既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又圈住欧盟,将其死死困在美国的“战车”上,不得分离闹独立。美日欧,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利益。欧洲一些有头脑的学者精英政治家,在“两伊”战争时,有的就著文揭露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打击欧元的强势,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当时德法两国激烈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也正因为如此。但是,欧日与美国的经济军事联系,不是说割断就可以割断的,无奈而已,况且这些国家还要依靠利用美国的实力,图谋发展自己的世界利益。然而,他们的“好梦”不会太长久,英国率先并带动西方主要大国参加亚投行,就是这场货币战争、新的殖民反殖民主义斗争、旧国际秩序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斗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我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斗争正未有穷期。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实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抢占网络信息数字化航天等“看不见”领域的发展先机,推动“四个全面”发展布局的落实,并加速我军的现代化步伐;同时,以“王道”的治国理念,打造文化软实力,用中国优秀文化拥抱世界,将“合作共赢,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推及更实更远,分化敌人,友联世界。对美日同盟,要一手“硬”,一手“软”,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是要以“平等相待”的诉求去应对去化解;对日本,一方面要痛批它的军国主义思潮,一方面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努力构建“睦邻友好关系”----这虽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但应做这样的努力。

    问题分析到此,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当代发展与运用问题。

    我们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代条件正确结合。我这里要问的是,人们也可以去想想,今天的时代条件,适合运用马克思当年讲的通过暴力革命学说,去赢得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胜利吗?有这种可能吗?又有无依据列宁的“一国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战略,赢得胜利的可能呢?我以为,除非是疯子呆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做出“有这种可能”的回答的。那么,这是不是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学说”过时了呢?应当说,它的具体形态,今天已不适用。但是,它的革命思想,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是永远正确的。

    须知,哲学原理的基本形态是“特殊与一般”的认识存在。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时代条件作出的理论概括,具体的“特殊”条件虽然变化了,但它的“一般”----通过斗争的不同形态解放全人类原理还在。是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遥遥。但是,中国共产党今天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战略,难道不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学说与新的时代条件正确结合,提出的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正确主张吗?通过前面的分析,有谁能说,今天的大国博弈,今天的“无硝烟的战争”,不是“暴力革命学说”的现代转型发展与运用呢?

    无疑,认为今天只有竞争(竞争即是斗争)而无斗争,鼓吹“告别革命”----搞建设,当了执政党,就不要革敌对势力的命了吗?漠视和淡化客观存在于国际国内各个领域的激烈阶级斗争,跟着西方的脚步走,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同样,以暴力革命学说的旧思维,不从具体的理论结论中抽出“一般”,运用于新的时代条件,创新理论发展,而是墨守陈规,用过去的“时代条件”剪裁新的现实,“削足适履”,动不动就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投降主义”,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吗?与时俱进,不是空洞口号,它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解决新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是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带领中国人民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追求,已经放弃了呢?不,决不是的。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已。

    以笔者愚见,建议中国理论文化精英们,似乎都应来反思反思,其所发表的各种“高论”,其中有没有“旧思维”和“跟着西方脚步走”的痕迹?斗争正未有穷期,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长路发展的战略思考。迷信,是理论思维的大敌。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创新,同样需要理论制度文化创新。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和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并为未来筑牢发展的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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