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亦有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达致良性互动，成为这些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手。然而，面对 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选择遏制中国的路径时，他们已不再更多采用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政 策。因为，对中国的“刚性遏制”，只能强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反西方倾向，无助于达到其 “教化”中国的目的。“刚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弃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转而选择“柔性”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就 是西方遏制中国策略之首选。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之一。

一、“中国崩溃论”：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 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论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说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探讨，未 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虚假繁荣，不久将崩溃。章家敦曾在中国上海、香港生活，对中国 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因此其观点获得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及学者的认同。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国会还就此专门召开听证会。2002年1月，美国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撰写的《中国梦》出版，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此论助推了“中国崩溃论”的政治性转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 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 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垮台。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效应对，成为国际经济摆脱低迷困境的“引擎”。

　　2013年至2014年，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 区间。但是，这也使“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富人移民国外、压 制异见政治人士、官员腐败、官员木讷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将导致中国“崩溃”。前些年，沈大伟曾对中国发展持乐观肯定态度，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在中国 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崩溃论”，一反其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和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中国崩溃论”罔顾中国的发展实绩，向国际社会绘制了一幅中国行将“崩溃”的虚幻图景。而这种虚假“镜像”又以数据为支撑基点，以章家敦的华裔 身份为亲历性佐证，以名家学者的学术之名，极具欺骗性。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二是对西方国 家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形成对华不利的政策，进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经 济下行压力增强的当下，外资的减少将阻滞中国的经济发展。四是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利于中西方民众交往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 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中国崩溃论”缘何被西方屡屡抛出

　　2001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一些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症候，西方就会抛出“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即将 “崩溃”。 因此，“中国崩溃论”，可谓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言说，虽然屡被证伪，但总是会被西方不断利用。西方热衷于讨论和宣扬“中国崩溃论”，主要有以下原因：

1、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成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的“牵引机”，令世界各国瞩目。2009年，成为全 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使目前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 速，7%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济增速一直较低，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陷入经济低迷，至今未有显 著起色。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诸多国家的积极响 应，纷纷加入，彰显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做好接受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出现了自我“身份焦 虑症”。“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还是世界的主导者吗?”这些疑问，冲击着西方国家所谓的自尊。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曾被其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向当今世 界的中心地带位移，焦虑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忧惧自身中心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和挑战”。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 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这使西方国家陷入对待中国的矛盾心态。因此，他们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掩盖其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发展缺乏自信 而陷入的迷茫和惶惑。

2、西方意识形态偏见

　　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在西方取得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习惯以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自居，“西方中心论”应运而生。 “西方中心论”将其现代化进程普泛化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范式，凡是不符合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都被指 涉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凡是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都被定格成专制政体和所谓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逆子。“维护‘民主优势’论的正确性，即西式民主 是繁荣的前提，发达国家都是西式民主国家”的狭隘心理，使西方国家惯于以西方的视角审视外部世界，总是以西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为坐标，评判非西方文明实践。 这使西方的判断难免囿于视野的狭窄而出现偏见。这种偏见已固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基因”，影响着西方国家“自我”对“他者”的认知。

　　西方对中国引入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给予肯定，但对中国不照搬其政治模式，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开创出迥 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目前，中国更加注重推进渐进式民主即增量民主和协商民主，并未对西方民主进行激进式“横的移 植”，使西方寄予中国政治改革“休克疗法”的愿望更难以实现。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贬损为专制政体，不认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 设道路，自然会妖魔化中国。

3、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相对于其他国家综合国力和物质生活的比较优势，西方自恃其自身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认为其文明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主要贡献，代表人类社会 发展的唯一方向;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适性的文明模式;东方发展受益于西方文明惠泽，是对西方文明学习模仿的结果。这种思 想经过五百余年的培育和积淀，在西方人的潜意识里，早已固化为心理优越和思维定式，进而发展成极端的霸权思维。西方习惯于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和人类救世主的 姿态俯视全球，主导并制定国际体系规制。但凡不符合其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路径，都被其视为异端而沦为对立面。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相异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强国必霸之途。中国关于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世界繁荣的积极力量。遗憾的是，中国采取的有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西方一些国家友善的回应，反而将中国假想为现实和未来的“敌 人”。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发展、共赢，构建和谐世界，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被西方意识形态幻想为其追逐全球霸权的“障碍物”。在西 方视域中，中国既然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阻碍者，就应该被涂抹上“污蔑性釉彩”。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持续外溢下，只要西方将中国视为其拓展霸权的对手，中 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誉就可能遭受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损毁。

4、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

　　西方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范式，自从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以来，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现实社会主 义国家，或明或暗地采取敌视、演变和消灭战略，试图将人类社会制度架构转型为资本主义单轨制，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然而，西方并没有摒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仍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臆想为对立物，意欲进一步削弱社会主 义的现实力量。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出现，彰显着社会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却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景象。只 要世界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会放弃冷战思维， 一定会继续污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空间。

三、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崩溃论”

　　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使妖魔化异质国家的行为成为其习惯性偏好，以至中国常常沦为他们的丑化对象。对此，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对自身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应对“中国崩溃论”。

1、保持定力，将“中国崩溃论”视为“成长的必然烦恼”

　　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一再表明，后发国家在由弱转强的进程中，一般都会遭遇既成大国的遏制。任何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席次靠近既成大国的新兴国 家，都将被既成大国假想成对立物。新兴大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一定的活跃性，这将被既成大国视为威胁，即使新兴大国 不断表明其无意挑战既成大国的地位，既成大国出于巩固既有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仍然会将新兴大国视为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与敌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意 识形态等多维手段，丑化新兴大国的国际形象，制约新兴大国的崛起。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遭受英国、法国等既成大国的恶意排挤。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大量收购美国等既成大 国的知名企业，引来美国的应激性反应，即使日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追随美国，且被美国视为其在亚洲的战略盟友，仍然遭到美国的强力挤压。日元被美 国逼迫升值，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俄罗斯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展现昔日的“大国风骨”，同 样遭遇了美国和欧盟的打压。中国当前遭受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排挤，恰是当年美国和日本崛起进程中遭遇压制的现实翻版。因此，对“中国崩溃论”，应该保持从容 淡定的心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把“中国崩溃论”当作发展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成长的必然烦恼”和“发展成本”。

2、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是破解“中国崩溃论”的利器。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是不存在问题，但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就会崩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清醒认识，并进行了有效治理。近年来，中国政府有意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措施，主动将经济增速从高速降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经济质量和效益都在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鉴于中国 经济总量的巨大，即使经济增速稍稍下降，其规模在世界上仍然十分可观，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调速换挡，一定要保 持定力和信心。

　　中国当前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内驱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致力于政府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针对经济下行压力，采取诸如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轴，增加公共支出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经 济稳定增长。只有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才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有力回击，使其不攻自破。

3、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传播媒体

　　当今时代，谁拥有强大辐射力、影响力的传播媒体，谁的传播能力就强，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目前，具有重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传媒几乎都是 西方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BBC和《纽约时报》等。西方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性传媒密切相关。中国主流媒 体，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无论从拥有的受众还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跻身国际一流媒体行列尚需努力。建立中国的国际性传媒，建构中国国际 话语的生成和传播介质，将使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际话语平台，这既是中国及时应对负面国际舆论的前提，也是中国引导国际舆论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4、 提升设置国际性议题的能力

　　西方主流媒体主导并在持续强化国际话语权，不会轻易放弃对国际议题设置的垄断地位。这就需要中国主流媒体主动作为，积极设置与中国相关、对中国 有促进作用的国际性议题，掌控话语导向并大力宣传，使话语异向服务于塑造中国良好形象、扩大中国国际影响。设置国际性议题要将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议题与中国 的道路、制度与贡献相结合，需要精心谋划，先声夺人，大造声势，从而营造于我有利的浓厚国际舆论氛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新疆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3XJJA71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