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打印页面

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成为中美文化冷战对抗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生普遍升学困难，许多青年转向内地求学，这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迁往香港，又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载于2015年第2期《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东亚和东南亚政策面临重新调整。总体而言，遏制政策依然适用于亚洲，但地区热战、反殖民主义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亚洲冷战形势更为复杂，需要以更为谨慎的方式来推行亚洲冷战政策。“自由亚洲委员会”（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准非政府组织”，1967年以前亚洲基金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从事“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1]在美国政府总体冷战战略的指导下，亚洲基金会从1951年起就在亚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并对这一地区的中文高等教育倾注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亚洲冷战的最初十年，香港是亚洲基金会活动的重点区域，华人是亚洲基金会的重点目标群体，而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则是亚洲基金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曾论及香港中文大学的美国背景，其中探究最深的当属香港岭南大学周爱玲博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庭康博士，他们均从不同角度谈到亚洲基金会在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但这并非他们论述的重点。[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在著作中提及香港中文大学建校前多个成员书院曾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但论述或不尽不实或有所隐晦。如谈及“流亡书院”①时，多强调“流亡”知识分子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创校；在提及美元资助时，又多强调美国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介入。而对中央情报局与亚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与孟氏教育基金会②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提及，因此，并没有客观评价美国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利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的亚洲基金会档案对于上述问题做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1945年以后，赴香港的内地难民人数激增，1949年以后又形成一流动高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向美国政府汇报时提到，“共产党夺取大陆后不到两年间，约有7.1万中国难民涌入香港”。[3]这其中2.5万名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外引人瞩目，成为美国上自行政机构下至私人志愿组织关注的焦点。当时负责美国对外信息与宣传活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决定对迁往香港的知识分子进行“有选择地救助”，因为这“对美国在政治、情报和心理战领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3]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决定拨款25万美元“有选择地帮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实际上就是指知识分子，并进一步确认“该援助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和远东的整体目标是重要的”。[4]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以官方身份介入中国“难民”事务。这一方面源于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接受美国官方的公开资助，以免被贴上“亲美”的标签。不仅是香港，遍观整个亚洲地区，美国政府与当地的接触并不顺利，“常会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5]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港英政府不愿刺激中共，“不愿为共产主义侵略提供合法性”。[6]因此，美国在香港的“难民”救助项目大多是通过民间团体、私人组织和半官方组织来完成的，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教会世界理事会、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③等。

③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是最早和最积极地援助香港“难民”知识分子群体的私人组织01952年，由美国众议员周以德牵头成立。最初靠私人募捐和基金会捐助，1953年则以合同方式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帮助安置在香港“有学识和资历的”中国人到中国台湾或东南亚国家、美国和其他地区。

亚洲基金会也是援助“难民”知识分子的组织，但它的视域远不限于此。亚洲基金会的活动是有明确目标导向的，旨在“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7]作为半官方组织，亚洲基金会对美国的政策和自身的任务有清晰透彻的理解。①在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并不都是成功的。短期内欲使东南亚各国政府走上亲西方（亲美）的道路并不现实，反共才是优先政策目标。正如这一时期美国亚洲政策文件所强调的，美国必须“扶植并支持中国内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权的控制”。[8]而亚洲基金会则将自己的目标定得更明确，除了“寻求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还致力于“破坏滋养共产主义的土壤”，[5]这成为后来亚洲基金会大力赞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据。

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时，陆续自内地迁至香港的十余所中文书院正处于困境中。钱穆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境况：“新亚这五年来，永远在艰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简陋，图书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们永远没有正式的薪给……学生们大多数交不出学费，半工半读，老挣扎在饥饿线上来校上课。”[9]亚洲基金会最初注意到的是青年学生问题。在其看来，亚洲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正是青年人。在香港，共产党支持下的书院和报刊试图使学生成为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力量。而那些离开内地不愿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不仅无法继续学业，生计亦且存在困难。毋庸置疑，这些青年人或许就是“自由世界未来的领袖”。[10]上述观点在美国政府内部亦不缺乏支持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在讨论援助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就有人提出，“从长期来看，资助未来的中国领袖要比制造一批重型轰炸机重要得多”。[11]应该说，为香港本地和滞留香港的青年人提供教育机会是亚洲基金会决心援助中文书院的第一个动因。

迁至香港的教授和学者特别是知名教授和知名学者，是亚洲基金会关注的又一重点目标群体。在美国看来，这些中国学者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无法比拟的。他们在文化冷战中的价值非同小可。当时，亚洲基金会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自由民主这样的漂亮话”并不适合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宣传。[12]美国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却得不到对等的回应，这是因为亚洲人一直担心美援会破坏其自身文化价值观和自由。因此，“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13]特别是“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中国学者使其安心教学与研究，“不仅可以继续传统中国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10]总之，对亚洲基金会来说，扶助中文书院，借助中国学者的智慧来打这场文化冷战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

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亚洲基金会的视野不只限于香港。这一时期，美国正面临更为严重的东南亚华人高等教育“困局”。传统上，东南亚华人学生在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后，一般会选择赴中国大陆继续高等教育。新中国政府亦实施了非常积极的吸纳侨生政策。在美国看来，中国政策很明显是希望“将海外华人拉到大陆一边”。[10]从冷战对抗的思维出发，此时，只有一个“健康”的、综合性的中文高等教育体系才能为“竹幕”之外的华人提供除共产主义之外的又一选择，[10]从而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不过，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吸纳侨生的能力非常有限。东南亚侨生“越来越受共产党诱惑而转向大陆求学”。[10]因此，亚洲基金会关注香港中文书院，除了想解决前述学生和知识分子问题，更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整个东南亚华人学生的高等教育问题，即“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将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借以扭转华人青年到大陆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局面”。[14]

从逻辑上讲，美国推行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的最终目标是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当时，诸如美国新闻处、国际合作署这样的美国官方机构的确在亚洲从事以此为目的的人员交流项目、图书和图书馆项目、英语语言培训等项目。但在政策实践中，争取中间文化力量，特别是在亚洲这样西方文化和价值观难以快速融入的地区，塑造反共文化力量几乎成为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

亚洲基金会甫一介入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问题，就意识到自己在香港的活动必须小心谨慎。1952年年初，亚洲基金会决定要资助新亚、崇基、珠海等数所中文书院，但具体的形式还有待商定。恰在此时，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在香港的公开活动招致港英政府不满。亚洲基金会香港代表詹姆斯·艾维一再向港英政府保证亚洲基金会的活动方式是不公开的，“只是私下里与一些有价值的团体和个人合作，支持他们的努力”。[5]考察亚洲私人组织后，亚洲基金会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援助项目最好能够具有当地特征并由当地人发起，“这比打上美国标签更容易获得当地民众和政府持续稳定的支持”。然而，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尚缺乏资金、有经验的领导者以及获得认可所需的合作沟通能力。于是，亚洲基金会决定帮助建立类似组织。[10]实际上，亚洲基金会是要为自己寻找或者干脆组建一个隐蔽组织，“让所有的美国援助都隐在台后，实际事务则让亚洲人出面”。[15]

1952年9月，孟氏委员会（后更名为孟氏教育基金会，以下统称为孟氏教育基金会）组建起来。从“孟氏”这个有着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名称上可以读出亚洲基金会的深刻用意。孟氏教育基金会的公开目标是要保证香港中文书院的“稳定和有效”。[10]孟氏教育基金会主席布克礼在一封信中点明了教育基金会的职责，即扶植中文书院的发展，加强它们的教育项目，支持上进努力的学生，、使其接受可以服务于未来“自由中国”的训练。[10]在一份报告中，孟氏教育基金会表示：“如果不能阻止华人学生落入红色中国的陷阱，他们将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摧毁民主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的武器和弹药”。[16]可见，孟氏教育基金会的理念基本上就是亚洲基金会的理念。

组建初期，亚洲基金会帮助孟氏教育基金会争取到了几位知名华人学者和教育家加盟。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和知名历史学家、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在其中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17]1953年，著名教育家、珠海书院院长唐惜分也加入进来。[10]李应林和钱穆是否知道孟氏教育基金会经费与中情局有关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很清楚孟氏教育基金会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亚洲基金会。[10]孟氏教育基金会元老级人物李应林病重后，由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长布克礼代理主席职务。布克礼虽然不像李应林一样在华人知识分子中卓有影响，但他同时活跃在香港的几个学生组织，身兼数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孟氏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名单亦不断增加，后又有香港教育署官员尹耀声、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香林、雅礼协会代表郎家垣和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学院院长阮康成等人加入。[16]

从相关档案中可见，亚洲基金会与孟氏教育基金会之间有严格的协议以规范两者的关系。这些协议除了指定前者拨款数额和后者经费用途外，亚洲基金会还要求孟氏教育基金会每月提交报告，写明“基金会的主要发展，每个项目的进展，以及基金会与项目的财务状况”。[10]如前所述，亚洲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两者关系和具体的项目进行大力宣传，以免其被贴上“美国标签”而削弱影响力。[10]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的具体内容前后略有变化，但几个核心项目一直没有变，包括学生奖学金项目、教职员资助项目、学生公寓项目、图书馆项目和新亚书院额外奖学金项目。[10]这些项目逐年扩大，涉及领域更广，如增加了孟氏教育基金会大学教科书项目、海外奖学金项目等。第一批接受孟氏教育基金会资助的有8所书院，即光夏、广东、华侨、新亚、珠海、崇基、文化和香港书院，后来又加入广侨书院，共计9所书院。

孟氏教育基金会创建后的前两年主要致力于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资助，以便稳定香港的中文书院，与左翼支持下的中文书院及知识分子进行对抗。孟氏教育基金会学生奖学金项目以学期为单位，向所有中文书院在籍的15%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第一期提供给212名学生奖学金，后因中文书院学生总数增长，第二期获得奖学金的人数也增至265人。[10]孟氏教育基金会教职员资助项目分为“配比教授资助”和“讲座教授资助”，年度预算为2.55万美元。其目的一是为了促进“自由中国人”的高等教育水平；二是通过提升教授质量以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赴书院就学。[14]学生公寓项目则是给那些无处居住或“居住区域有共产主义组织者活动的地区”的学生提供住宿，约有80名学生常年接受该项目资助；而孟氏教育基金会图书馆项目资助下的图书馆在很长时间内是香港唯一一个中文公共图书馆。[10]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间，亚洲基金会为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中的学生奖学金项目、教职员资助项目和孟氏教育基金会运行管理拨款4.04万美元。[18]

1954年以后，中文书院渐趋稳定，亚洲基金会已经不满足于无差别的或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资助。在拨付1954年9月1日至1955年8月31日间的经费时，亚洲基金会向孟氏教育基金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第一，学生奖学金项目不再倾向于那些“生活急需的”学生，而是要用于那些“显示出能够成为未来自由中国领导者的学生”；第二，图书馆项目应当致力于“增强对自由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上述时间段内亚洲基金会对孟氏教育基金会的拨款金额为6.23万美元。亚洲基金会对政治目标的强调也反映在其对“孟氏学生”①的其他安排上。1953年下半年，亚洲基金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为“孟氏学生”开设了课外课程，并开展领袖培训项目；[10]1955年，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中心筹备成立，其主要目标仍然是发掘“孟氏学生”的潜在领袖能力。[14]

亚洲基金会扶助孟氏教育基金会成效显著。短短数年间，孟氏教育基金会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长期的本土组织”。[10]亚洲基金会曾想帮助孟氏教育基金会改变资金募集方式，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但因港英政府的反对而作罢。港英政府认为，只要孟氏教育基金会或多或少的依赖亚洲基金会，就可以“控制”其活动。[10]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洲基金会针对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华人的项目经费约为65万美元，其中香港华人项目占到76%；它在香港项目（华人项目为主）的全部经费预算约为58.5万美元，其中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就占15%。[19]

亚洲基金会资助下的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目标明确，投入不菲，成为支持早期中文书院生存的主要助力。在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的支持下，1951~1952学年，8所中文书院在籍学生人数为772人，1953年则达到1400人。[10]1954年前后，9所中文书院全部在籍学生人数为2000人。更为重要的是，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把香港9所主要中文书院有机联结起来，书院领导层和知名教授因加入孟氏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或各种专门委员会而频繁接触，书院学生因同住公寓或共同使用图书馆而熟识起来，各种颁奖礼、会议、研讨会和课外活动促进了书院间的交往。关于各书院结成一体的酝酿就是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进行的。孟氏教育基金会在总结成果时难掩其兴奋，宣称一所“无形的大学”已经创建起来，由9所书院组成，为超过2000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10]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书院的援助先是致力于解决学生和教师问题，使中文书院稳定下来，接着又力图实现美国与中国文化冷战的政治目标，即重点培植反共群体和反共思想。与此同时，它的目标和视野却始终是区域性的，欲使香港成为中文高等教育的地区中心。与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美援文化”或“美元文化”占据上风的评估不同[20]，亚洲基金会将亚洲文化冷战形势看得异常严峻。除了断言“共产主义正不惜任何代价控制整个东南亚的汉语文字领域”外，它还担心中国借语言和文化的便利吸引海外华人，“在总体上加强了对海外华人‘母国’意识的召唤”。[21]盖源于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亚洲基金会对中文书院的资助策略为之一变，决意推动各香港中文书院的弱弱合并与强强联合，使“无形的大学”最终变成有形的中文大学。

1956年初，亚洲基金会评估认为，在孟氏教育基金会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联合的条件。[15]对于书院实质上的联合，亚洲基金会有两步设想：其一，将资源相对匮乏和教员严重缺乏的中文书院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长期规划。除新亚书院和崇基书院外，9所孟氏书院里的7所（后来又有1所非孟氏书院加入）协商合并为一所联合书院。其二，联合书院一旦成功合并，“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将迎来一个建立协调和整合体系的机会”，这一体系将由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组成，即成立一所中文大学。[16]

由于协商合并的8所书院中有7所是孟氏教育基金会的成员书院（仅平正为非孟氏书院），所以协商的过程比较顺利。不过，还是有3所书院在最后关头退出，所以联合书院由5所中文书院组成，分别为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亚洲基金会认为退出的3所书院有碍其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与孟氏教育基金会签订下一年协议时，特别规定孟氏教育基金会对中文书院的支持一般而言是指崇基、新亚和联合3所书院，“建议孟氏不再资助那些撤出联合书院的机构”。①

1956年10月，联合书院正式成立。董事会主席蒋法贤在书院成立大会上特别邀请亚洲基金会代表艾维发表讲话。[22]其后，联合书院成为亚洲基金会的重点资助对象。1957财政年度，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上的拨款总计为12.28万美元。其中，联合书院得到的资助为2.95万美元，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得到的资助为5.63万美元。[23]孟氏教育基金会项目亦包含对联合书院的资助。1956~1957学年，孟氏教育基金会教职员资助项目提供了3个讲座教授职位和7个配比教授职位，一年共计支出1万美元。[24]在经历1959年“蒋法贤辞职事件”的震荡后，亚洲基金会加大了对联合书院资助的力度，成为联合书院稳定下来的重要力量。②

②香港中文大学筹建的过程并不顺利。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内部首先出现意见分歧，港英背景的蒋法贤被指责太过亲近港英政府而与崇基书院院长凌道扬和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产生矛盾。接着，蒋法贤又遭联合书院董事会大部分成员的抵制，不得不辞职。“蒋法贤辞职事件”引发教师辞职和学生离校潮，联合书院一度陷入危机。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Asia Foundation Records，Box P-170，Hong Kong Program，Education, Schools&University,United College.

1957年，崇基、新亚、联合3所中文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目的是促进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并代表3所书院与港英政府协商成立一所中文联邦大学。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秘书长是新亚书院教授王书林，[25]主席则由3所书院院长轮流担任。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一半以上的花费由亚洲基金会提供，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协会管理运行，包括秘书长的工薪和特聘英国图书馆馆员的薪酬。亚洲基金会明确说明其资助条件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和其秘书长要在3所书院的教育发展合作以及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中承担主要责任。[25]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亚洲基金会涉及中文书院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继续依托孟氏教育基金会，提升中文书院教师的素质；二是竭力扶助联合书院，使其能够达到港英政府规定的大学标准；三是帮助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统筹3所书院的入学考试和学位考试，[25]支持其与港英政府谈判和协商。对于亚洲基金会的作用，其自我评价是：它“是推动中文高等教育变革的关键因素，在影响成员书院和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面扮演主要角色”；[16]“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援助，中文大学的成立还要推迟许多年”。[25]

要客观全面地评估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影响并不容易。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有人将其归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即“中文大学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和教育理想的大学”[26]；有人将其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港英政府对中文高等教育态度的转变。无论如何，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立绝非一方之力，一时之功。从已有证据来看，美国官方和民间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足以与前两者比肩。而在所有援助香港中文书院的美国官方和民间组织中，亚洲基金会虽然不是单笔援助最多的机构，但它在书院间的沟通互联作用、推进书院联合的长期努力以及对香港中文大学形制与精神立场的塑造，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①

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影响力通过其对孟氏教育基金会、联合书院、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的资助即可见一斑。若要更加具体一些，则要谈及“美援文化”留在香港中文大学身上的某些深刻烙印：文化自由的价值取向、现代教育理念的渗入以及逐渐转向区域化的办学方针。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真正影响或许应当归结为：名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实为宣传美国“文化自由”观念；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

①亚洲基金会对包括中文书院在内的目标群体施加影响的手段和方式需另文撰述，这里大致归结为：通过选择性资助来引导目标群体走向；运用“增值效应”，通过提供初始资金和动力，引导更多资金向某一方向流人；利用广泛的人际网络，带动并维持某一援助的风向和潮流；必要时隐藏于幕后，以使政策目标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前面提到，美国亚洲文化冷战的总体目标是要引导目标群体反华亲美，但冷战前期亚洲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美国将反共的目标放在了首位。通过选择性资助，亚洲基金会不断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方向，引导华人群体的态度和兴趣，引导香港中文教育的发展走向。新亚书院从一开始就得到亚洲基金会的特别对待。在亚洲基金会眼中，新亚书院的标签是“由华人社会知识界居领袖地位的知名学者牵头，其学生在反共斗争中表现出积极地参与精神”。为此，新亚书院得到的援助较其他书院更加优渥。当时，新亚书院不仅享受孟氏教育基金会学生奖学金项目资助，还额外得到26个奖学金名额，新亚书院在籍学生总数不过百人（一说为90人），这使新亚学生获得资助的比例非常高。[10]新亚研究所是亚洲基金会又一重点资助目标。亚洲基金会为其提供了1.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之所以资助新亚研究所，是因为“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展开研究，可以使中国人认同这一传统文化，进而反击共产主义”。[14]但在更隐蔽的层面，亚洲基金会亦想通过支持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向所有华人展示西方“文化自由”形象，“转而激起华人群体对自由世界观念与项目的热情支持”。[14]换言之，鼓励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研究，短期目标是反击共产主义，但其深层的长期目标是借“文化自由”观念，借美国对文化的“宽容”态度，来展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所中文大学在香港的存在无疑是美国“文化自由”观念的最好体现。

然而，推销“文化自由”也并非亚洲基金会促进香港中文大学创建的全部动力。亚洲基金会所谓“保存中华文化传统”、“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背后还有更为审慎的冷战思考，即在中文院校渗透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改造，以助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所谓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对比美英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会发现，港英政府的政策出发点往往是殖民统治的稳固（香港的稳定、华人社区的影响力、不刺激中共，或多或少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出发点是深信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文书院的政策往往与其对中国、东南亚乃至对全球的冷战政策相关。

1954年以前，美国对于中共政权能否持久稳定是存疑的。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腊斯克曾经说过：“我们许多人都不相信中国政权能够长久”，因此，在中国边界之外储备一批受过培训的、有能力的中国人非常重要。这样，“当自由回归（中国）时，他们会成为中国人可以依靠的力量”。[11]香港中文大学书院联邦制的雏形是很早就确定了的，目的即为保持“流亡书院”的特征，迎合中国知识分子“唯有中国文化存活，中国才将存活”的认知。亚洲基金会支持新亚研究所的一部分意义也正在于此。[16]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亚洲冷战不可抑止的滑向另外一条轨道，中共政权不仅稳固下来，而且还对西方的制度模式提出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独立，东西方对抗以两种发展模式竞争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积极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从贫弱国家走向强大工业文明的样板，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的文化冷战目标不仅要宣传美国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技术能力的优越性，更要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美国模式的现代化理念。美国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内容。

在冷战的影响下，亚洲基金会名为支持中国文化，实为改造中国文化的政策趋向愈益明显。与冷战时期美国诸多心理战和文化冷战机构相同，亚洲基金会董事会由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有经验的外交官组成，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基金会的项目筹划与实施中，他们“不知不觉中成为中情局观点的传播者，为其预算提供合理性”。[27]在中国文化塑造问题上，为亚洲基金会提供思想源泉的是历史哲学家诺斯若普和国际法学家多尔西。多尔西尤其强调“应当更新中国传统和思想，使其与20世纪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残酷现实相妥协，给予其有活力的表达，以便使中国大陆以外和铁幕后的中国人最终遵从这一信仰”。[19]

亚洲基金会欲使香港中文书院和大学教育中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项目不胜枚举。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教育基金会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科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16]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供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使用。[14]其次，亚洲基金会资助新亚研究所的目的也并不单纯。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14]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28]最后，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为引导香港中文大学未来的走向，一方面为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重点越来越转向加强中文书院（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加强工程与科学课程的设备与设施。[25]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比如，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29]；对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①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的文化冷战目标不仅要宣传美国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技术能力的优越性，更要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美国模式的现代化理念。美国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内容。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比如，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29]；对于香港中文大学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办学方针，钱穆早在注解新亚书院时就曾指出，这是“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可见其视域并不局限于香港和内地。然而，美援机构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迥异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香港中文大学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只为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然而，在美援机构的干预之下，成立不过十余年间，香港中文大学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钱穆等一批中国学者辞职离开，书院联邦制在事实上解体，汉语作为教学媒介失去了统治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越来越靠近一所现代大学，但却越来越远离了中文书院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