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发展史上看，能否搞好反腐败是决定国家能否强盛和可持续高效益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重要的政治工作。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决定表明，惩治和预防腐败已经列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重点[1]。完成这个战略重点的任务，必须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很好地研究和实行有足够效能的战略战术，并在实践中随时完善。
我们在许多部门、行业和地方的调研中发现，反腐防腐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各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卡脖子的问题。任何行业、任何单位，都必须首先把反腐防腐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保障。反腐败搞不好，就是玩都玩不好，例如中国足球之所以成了臭脚，就是因为其管理层的腐败，这是侦破判刑的一些案例已经证实了的。反腐防腐涉及各行业各部门各方面，同时各行业各部门的良好协调也必须首先搞好反腐防腐；反腐败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多方面大协调，大协调也需要反腐败。这就需要政治学及行政管理学联合相关的各门学科共同研究反腐败这个重大课题。例如需要运用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从整体关联上提出反腐败的战略要求和各种应该研究的课题，提纲挈领地组织各门相关学科交叉协作研究，并把各种课题研究及其成果衔接起来，为反腐败提供系统化的科技支持；也需要运用大协调学衔接各部门各方面的努力，良好地统筹运作，形成足够强大并有实效的反腐败力量和健全的社会反腐机制，从源头和根本上有效实现反腐防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为此，我在运用大协调学进行了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供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首先要确定反腐败的战略要求，怎么才算研究到位、工作到位？
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的研究表明：纪检监察系统及反腐防腐工作，相当于人体中的免疫系统，对其功能要求和机能建设必须从整体健康运作的需要出发[2]。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达到经济社会健康运作整体的要求，才算达到了战略要求，才算工作到位；能够对此提供足够全面有效的科研成果支持，才算研究到位。
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战略要求，必须研究制订系统化的主要指标：
1、要把查处政治腐败放在首要。维护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政权，才能从根本上反腐防腐。迄今纪委和监察部门对经济腐败案件比较重视，但对政治腐败案件很不重视，只是把贪污几百万以上的腐败案件作为重大案件立案细查。我们的研究认为，必须首先重视查处政治腐败案件，严肃地彻底查处政治腐败案件，才能维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才能更好地查处经济腐败案件、学术腐败案件、科技腐败案件（假冒伪劣产品都是由于品质恶劣的科技人员的协助），才能使中国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全社会正面临着严重较量，要么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战胜各方面的腐败，从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走向富强；要么被腐败分子们搞垮，走向衰退。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热爱祖国的正直的人，都应该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应该协同作战！
2、反腐败出成效的关键是要打碎腐败势力，撕破他们的关系网，拿掉或断掉他们的靠山。否则，腐败势力繁殖扩大，连成片，就会分裂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3、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重要讲话中的指示。切中要害。我们调查的情况表明，大腐败分子和中小腐败分子往往是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如果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就不能清除大腐败分子的社会基础，就难以击溃并进而清扫腐败势力。
4、反腐防腐工作要能促进并参与健全决策机制科学化。各种决策和政策的制定都要能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科研成果，都要能有利于社会经济整体的健康运作和可持续发展，都要能足够地避免非科学因素的干扰。都要能避免以损害整体长远发展的利益，满足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的问题。
研究发现：决策和政策及各种管理工作中的非科学因素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多，发生的腐败案件就越大越严重。科学和腐败是对立的，腐败分子最害怕最讨厌科学，因为决策和管理科学化了，一切按科学化的程序办，想搞腐败就没机会了。科学化必然会杜绝腐败分子以权谋私的机会。从大局看什么叫腐败？以损害整体长远发展的利益，满足个人私利及局部利益，就是腐败。
5、各种项目尤其是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投标，都应该达到信誉好、质量高、背景可靠、如期完成、效益好等基本要求。目前一些地方的政府招标、采购的最终成交价格比市场价格都高，性价比都低于同类商品，这就使政府招标、采购、指定宾馆等廉政措施变了味。打着廉政的幌子搞变相腐败，是最遭百姓嘲弄的伪君子或假廉政的行为，严重损害政府形象。这是应该着力研究解决问题。
另外，提前完工并不值得提倡，提前完工自然可以节省工程承建商的资金、时间和机会成本。但往往是在偷工减料、降低质量、加大劳动强度、疲劳工作等等为代价取得的。为了保证质量而延期完工则是应该提倡的。更重要的是，项目建成后的运作效益不得低于国际同类项目的平均效益，否则就该追究当初决策失误中的非科学因素及腐败问题。
6、要能消除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反腐败的顾虑和干扰（包括诱惑和贿赂），能有效支持各单位反腐败的斗争，能有效保护检举人。研制或引进及时有效的侦查手段、技术设备，建立了侦察和检举腐败的队伍和工作机制，建立方便群众检举的多种及时地有效途径，能够把腐败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至少不能让腐败分子结群造势至很难消除的状态。
7、要能严厉禁止扣压人民来信和拘留上访群众的行为，要专门研究制定法律和纪律并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保证信访工作的社会效能。对每一封群众来信都要登记编号，限期答复，对多次来信反映没解决的问题，要组织干部下访或者联系当事人来面谈。为了保证效率和社会安定，可以要求群众不要越级上访。但要规定超过时限没能查处的问题，群众可以再往上一级政府上访，直至国家信访局。但是，对举报腐败问题的上访要特别开辟绿色通道，允许并受理越级上访，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检举腐败者的安全和顺利到达。要研究制定确实能有效防止扣压人民来信和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人或向被检举人透漏信息的多项措施。保护信访群众，才能震慑腐败分子和腐败势力。要实施立案追究制度，对群众反映和检举的腐败问题，要限期侦破、核实和查处，并要及时把查处结果告诉群众。
8、要能够做到凡是对腐败分子的举报，都能及时立案查处，不能拖到让腐败分子能进行下一个腐败事件的时限。为什么许多举报信长期不能受理、没有答复？为什么不如在网上发帖子有效？为什么会发生重案轻处的问题？都需要认真调研清楚，采取有效的自治措施。
9、纪检、督查、组织、纠风等部门，都要有主动出击的战斗举措，不能仅仅等靠检举上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说：“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哪怕离开原岗位了也要问你的责！”“别总是希望发文件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文牍主义。…，关键是敢不敢、愿不愿意把这个责任真正担起来！”[3] 近几年中央主动下派巡视组，取得了一些成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但是还很不够，还是让群众感到找不到、隔得远。还要念及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很忙，很难拿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义务投入反腐败工作。这就要求专门从事反腐防腐工作的部门主动工作，自己组织多种形式的微服私访、布线布控、侦查、检查、了解民情民意，找知情人了解情况，动员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
10、组织人事部门对已经发生腐败案件的单位，要采取大换血或在短期内逐步换血的人事调动措施。不能让腐败残余势力长期危害该单位的工作甚至得到发展壮大，不能任由腐败分子利用他们的关系网或人脉资源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延续他们的腐败势力。
11、要搞好纪检监察部门自身的反腐防腐。打铁先得自身硬。要研究建立一整套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系统化的防腐机制。凡是重案浅查轻处、举报长期不予立案、把举报信转给被举报人或向其透漏信息的情况，都要及时追查并处理纪检工作人员以案谋私的问题。
12、要能及时且充分地树立勤政廉政模范，要结合机关效能建设，考量各级干部勤政廉政等级，并要在名利和退休以后待遇上体现出来。既要使大腐败能被及时查处，也要使小腐败不划算，得不偿失。
13、党政干部反腐败要和社会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偷工减料、造假售假、违章拆迁等违法经营活动结合起来，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一是许多腐败干部都参与了社会违法经营活动，必须结合起来才容易彻底查处问题。二是社会查处违法经营工作及活动的许多有效的技术措施，例如投诉和举报电话、网络反映、首接负责制等等，值得反腐败工作借鉴或参用。三是这种结合更容易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问题，能直接树立反腐败工作的威信。
14、要足够地宣扬诚实劳动光荣、勤政廉政光荣的伦理意识，从中小学教育及语文课本入手，培育勤廉文化；在大学课本编入预防抄袭剽窃及诚实做学问的教育内容；在党校教材中加入勤政廉政、反腐败的内容。要使反腐败意识深入人们的灵魂，成为自觉行动。
15、要主动领导人民群众反腐败，要营造良好的反腐败氛围，引导形成强大的反腐败舆论和反腐文化。要营造能让坏人臭、好人香的舆论，要让腐败分子羞愧难当，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6、要及时地充分吸收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有组织的系统化反腐败工作。要建立各方面相互支持的足够有效的反腐败社会机制。要能够及时解救受腐败势力压迫的抵抗腐败的正派同志和被腐败分子打击报复的检举人，并能从中选拔培养反腐败力量。
抗日战争的英雄是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并锻炼成长的，反腐败英雄和专家也必然且只能在反腐败斗争中涌现和锻炼成才。
17、要建立必要且足够的国际协作，能够及时追回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追回赃款和赃物。还要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地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工作机制。
18、对腐败的清查程度及速度，要达到或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表现出社会主义反腐败的政治优势。凡是非法所得、腐败贪赃，都必须追退回来。
以上只是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战略要求主要指标的粗框架的认识，还应该随着研讨和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二、要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研究制订求实效的反腐防腐战略
大协调学的研究认为，反腐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地理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系统地展开反腐防腐的战略战术研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社会生产力顺利发展。
从世界史来看，任何社会的健康运作都需要相应的反腐防腐工作来保障。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常运作，都需要搞好反腐防腐。国家振兴、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文明都离不开反腐防腐工作的保障和改进。反腐防腐若不到位，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持续繁荣富强，甚至会亡党亡国。现代国家之间的发展效益竞赛，也是反腐防腐成效的竞赛，因为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阻碍发展严重的地方，往往就是腐败最严重的地方或反腐败最不得力的地方。
从国内各省市反腐防腐的成效比较来看，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在处理腐败案件时，都是采取把所有涉案人员“一锅端”彻底清除的方式，这样，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没有历史包袱，轻松上阵，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彻底纠正上届腐败的领导班子造成的种种错误，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解放原来受腐败团伙及其势力压迫和阻挠的社会生产力，使整体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安徽、河南、江西、山西等经济落后省份，处理腐败案件却往往不够彻底和迅速。往往对涉案程度较轻或受贿、贪污较少的干部，经过廉政谈话和轻微的处分，让其继续留在领导班子里工作。美名其曰：“要对犯错误的干部给出路”、“治病救人”、“有利于领导班子的延续性”、“有利于新任领导了解历史情况，同历史衔接”，等等。这些涉案较轻的腐败干部受到轻微处分继续留任后，感到已经没有再被提拔的希望，也就没了上进心，只是更狡猾地利用职权谋私，且更难被查处。对新来的一把手，都采取“好事不支持，坏事不反对”的消极对策，致使新任的一把手，即使较正派、想干事也难以干成事。整个单位甚至整个地区被弄成不死不活的状态，严重丧失领导机关对社会经济应有的效能。甚至还会萌发更大的腐败案件。
这些做法，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甚至连续影响几代领导班子正常工作。什么叫“给出路”？“给出路”不是让已经被查处的腐败干部继续当官。让他们能利用自己的劳动技能工作，靠正当劳动吃饭，就是“给出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是封建社会皇帝封赏的权贵等级的官员，犯了品质问题的错误或腐败案件，就不能且没资格继续当“公仆”了。如果让他们继续当官，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人民就会降低对我们党的信任。因此，让涉案人员留任，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反腐败必须彻底，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把腐败案件的各类涉案人员都清理干净，才能使反腐工作见实效。打而不死，清除不净，就会遗祸无穷。反腐败必须要具备这种战略眼光，才能实时研究制订各种有效的反腐败战略战术。
三、要更加重视重点领域、关键部门和重要工作中的反腐防腐
必须在经济领域反腐防腐，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运作的系统，必须在各重点领域、各关键部门和各种重要工作环节都加强反腐防腐的力度，才能保障社会经济健康运作和社会生产力有效发展。
例1：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在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反腐防腐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对这些重点领域腐败案件的评判和立案标准，不能简单套用经济领域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不应该以贪污多少钱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抄袭剽窃、压制和迫害人才、侵占拔尖人才职称指标、阻扰科技创新、制造假文凭、代考、代写毕业论文等，虽然没有直接贪污多少钱，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危害更大。
例2：品质不好的科研人员为贪图私利，帮助违法经营的企业研制或推广“苏丹红”、“瘦肉精”、有毒的各种食品添加剂，虽然没有直接杀人，却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造成了许多人的病痛和死亡。
例3：负责干部和人事组织部门以权谋私，受贿2万元提拔一个处级干部和受贿10万元提拔一个处级干部，其违纪违法性质和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一样大，都必须严肃查处。
例4: 研究政策或理论的社科人员，为图私利故意发表迎合某些利益集团或企业利益而危害国家宏观协调和长远效益的文章或咨询意见，以其偏振作用造成国家政策或规划失误，甚至致使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事务中吃亏。就必须用其专业领域的方式审查和辨认、查处。
例5：政工干部以权谋私，受贿把劣迹斑斑、名声狼藉的人“评选”上报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甚至刚获得荣誉称号就被逮捕法办；使人们在嘲笑这类没有先进事迹、没有先进思想的人渣时，也使党的形象受到贬损。真正勤奋工作而有重大成就的同志由于不曾巴结政工干部而被故意压抑，树不起来，甚至直至累死了也得不到公道，也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害，也应该查处有关责任干部和政工部门。政治工作必须做到“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否则就是失职。
例6：政法机关、纪检部门、法院、检察院的腐败干部以权谋私、以案谋私，损害法纪尊严，也不是单纯用受贿多少钱就能衡量其危害的。对这些要害部门和重点领域的腐败案件，更应该严肃查处，并应该研究制定同各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对应的评判标准。不能用经济标准一刀切。
四、要注重对规律的研究和运用
科研成果的价值，基本上有两条：一是发现了新的客观规律；二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的办法。对反腐防腐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性较强，实践性更强的重大课题。要使这种研究的成果确实能在反腐败中发挥实际作用，还能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就必须注重对规律的研究和运用。发现了新的规律，就可以用来寻找解决或预防问题的新的办法，展开新的实践；在新的实践中既可以完善新的办法，也可以发现新的规律。
对反腐防腐规律性的认识，可以从研究古今中外政治实践中得到，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仅仅15年就亡国了呢？既有秦始皇实行强征暴敛、重税，把本来该种地的劳力过多地抓来为自己修建超大规模的秦陵、皇宫和国力难支的长城，怨声载道、官逼民反等原因；秦二世任由宦官主政，指鹿为马，逼迫官员说假话，也是自毁江山的主因。逼迫官员说假话的腐败政治，自然不能取信于众，必然会速朽。靠谎言、假话维持的政权必然是腐败的政权，腐败必然会被反腐败的正义力量推翻，也必然是短命的政权，因为谎言和假话随时都会被戳穿。这已经是历史多次证明了的铁律。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盛世，主要成因之一都是反腐防腐十分严厉有效。由盛势转为颓势，也都可追究其腐败的原因，例如唐末、晚清的腐败问题都很严重。腐败势力是怎么形成的？反腐防腐是怎么奏效的？有哪些规律可循？都值得认真研究。
还可以从微观上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发现一些反腐防腐规律。因腐败大案被判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和道德模范雷锋都是孤儿，都是在党的关怀培育下生长的，出生年月也接近。为什么雷锋能成为道德模范？为什么王怀忠成了人民的罪人？比较他们的成长轨迹、对比各种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即可得到许多发人深醒的规律性的认识。
应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进行勤政廉政建设，才能提高自觉性和有效性。
五、要从抓党政机关效能建设入手，带动健全制度、理顺机制，实现长效地反腐防腐
近10年来，福建、北京、上海、天津、安徽、浙江、江苏等省市，展开了党政机关效能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勤政廉政也起到了良好的牵动作用。我们反腐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能，保护并发展社会生产力。抓好党政机关的效能建设，有利于健全勤政廉政制度，有利于树立执政为民的党政形象，有利于培育靠劳动成效吃饭、靠正当本领吃饭、以勤廉为荣的社会主义新人，有利于营造让人们舒展技能、尽心地扎实工作、良好协作的发展氛围。
正常地高速运转的机器噪音最小，越是不能有效运转的部门及单位人际关系越复杂、矛盾越多。内耗是制约各单位健康发展的普遍原因，也是腐败或亚腐败的土壤。必须从提高党政机关效能出发，理顺利益机制，营造健康发展的氛围，健全制度，才能从源头搞好反腐防腐。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 。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质变色。必须正视现行制度中的各种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才能逐步健全制度。
对每一个腐败案件的查处总结，都应该努力从中揭示和查找其制度不健全和缺乏反腐防腐机制方面的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制度、建立机制提供建议和参考。从而逐步健全我们反腐防腐的制度和机制。法国作家雨果说：“刽子手的工作结束之后，思想家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对已经执行死刑和判处后的重大腐败案件的材料，在过了保密期限后，应该主动邀请研究反腐败的科研人员来查阅，供他们认真研究。要能从中找到制度上或机制上有待健全的缺陷，并要提出健全制度和完善机制的建议。例如，目前的体制划分就需要很好地研究改进。大协调学认为，应该从有利于提高可持续发展整体效益出发，研究哪些事务该由块块管理，哪些事务该由条条管理。纪检机关改由条条管理，有利于克服纪检机关难于监察同级或上级党政领导干部，当然也要建立防止他们以权谋私的机制，防止他们同地方干部勾结或阻扰地方政府正常工作。对监察机关也要监察，条块要建立相互监督、共同为党和人民负责的机制[5]。
纪检监察系统和反腐防腐机制，相当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对社会经济健康运作与发展非常重要。人体的免疫系统若不健全、若出了问题，每天都会产生的异常细胞即癌细胞就会迅速增长扩大，就会聚集成恶性肿瘤，就会进而扩散，最终致人死亡。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高效益发展，必须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严肃查办各种违纪违法案件，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要研究建立党员反腐败责任制。共产党员要勇于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为社会进步而斗争。唐朝诗人贾岛《剑客》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古代侠客都是为人民群众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获得好名声的，共产党也是为人民打天下获得人民拥护的。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能抵抗腐败的诱惑和侵蚀，还要在反腐败斗争中为党树立形象，为党挣得荣誉。要像战争年代要求每个党员在战斗中都要力尽责任一样，现在也应该要求每个党员为党和人民力尽反腐败的责任。
要根据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特点，制定其严格而具体的党员反腐败责任制。比如：发现腐败问题时，必须坚决斗争或及时检举。对腐败问题既不斗争又不检举，就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就是未尽责，就应该受到党纪处分。胆小怕事、讨好腐败分子、甚至参与腐败，就该劝其退党，就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
六、要积极吸收各国反腐防腐经验，不断改进战术；要积极查处退休干部在职时的腐败问题，让腐败分子有后顾之忧
从制度因素来说，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比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的困难更多。因为在封建社会你不欺压别人就得受别人欺压；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就得被别人剥削。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做既不欺压、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欺压和剥削的劳动者。这是光明正大地工作和身心健康生活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反腐防腐工作的根本优势。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搞好反腐防腐，否则，就难以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发达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发达，首先是反腐防腐机制能处于足够地健康运作的状况。例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就有反腐防腐的先进机制的保障，有许多先进经验可参考借鉴。真正的威力在于要实现凡是腐败都必查必纠。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小官员们以权谋私成风，弄得农民不想种地，工人不想做工，教师不想教学，科研人员不想认真科研，只有当官的想当官，那是很危险的。社会实践证明，反腐防腐是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客观要求。有多种多样的剥削，腐败是性质最恶劣的一种剥削。任何形态的社会协作都经不起腐败的侵蚀。消灭腐败，社会才能正常运作，经济才能有效发展。有多种多样的腐败，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是管人才和科技的官员腐败，因为它破坏第一生产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为什么比较健全呢？这是因为资本的贪婪性使社会人普遍是“人性恶”的人，普遍带有“原罪”，必须把他们都当作恶人来防范和治理。法学家在此法理认定的基础上，研究制订法律，当然必须周全、严密。这是保障社会协作运行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里，也有值得社会主义学习的知识。例如严查、细查已经退位、退休官员在位期间的腐败问题，就是一个有效的先进的经验。社会主义也要有健全的法制，才能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才能保障和提高社会协作成效。
尽管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对已经退休的干部在职期间发生的腐败问题可以不再追究，也没有这样的不成文的口头约定。但是，国内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使腐败干部在退休以后就不再受追究，甚至在位期间已经被立案而没有彻查的腐败案件，也往往因其退休而不了了之。致使有些腐败分子采取拉拢行贿纪检人员等手段，把案件拖到退休以后，逃脱查处。有些群众议论：“反腐败只不过是当官的在官场争斗的一种方式，一旦腐败官员离开官场，交出权力了，不同其他官员争权了，也就没人再跟他斗了。”这些议论当然都是误会，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尽快纠正这类实际问题，就很难消除这类议论。
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难度也能理解，因为腐败干部当权时利用权利编织的关系网很难破解，知情人慑于他们的权力也往往不敢举报。但是，当腐败干部退休了，容易查处了，纪检部门却懒得去查处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包庇了腐败分子。横观各发达国家，对退休官员在职期间的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都很大，甚至对退休总统的查处力度也丝毫不减，且更认真。在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对汉奸伪军常说：“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对汉奸伪军有很大的震慑力，使不少伪军收敛不少。现在反腐败，也要让腐败分子有后顾之忧。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才可以迫使他们不敢肆意横行，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彻底查处已退休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才能迫使在职的潜在的腐败分子不敢腐败，或者收敛一些。要足够地加大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才能有效地预防腐败。我们现在反腐败，必须要像当年打击日伪军一样同仇敌忾，彻底消灭，不留后患！
要认真研究改进反腐败的技术手段和战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话、传真、手机短信、微信等现代通讯手段，为举报人提供方便和保护。也要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一样设立举报奖励。中纪委和监察部还可以考虑在群众容易找到又安全的地方设立举报信箱，并派专人定期去各地开锁取信，防止检举信件被地方官员通过邮局扣压，此举也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
七、要主动发现和组织深受腐败分子迫害、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同志，形成有效的反腐防腐社会力量
各种腐败分子都很重视培育他们的接班人以延续其势力，他们利用长年编织营造的关系网，提拔他们一伙中的年轻人或他们的后代，继续维护甚至延伸他们的腐败势力。他们培育“接班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比我们许多正派的领导干部大得多。
许多单位，往往把最怕得罪人、胆子最小、最势利眼、最善于巴结献媚，甚至曾参与腐败至今没查清楚的人，安排担任纪检组长、监察室主任等。群众说，刚直不阿、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对腐败分子嫉恶如仇的纪检干部太少，希望除了在电视剧中也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如此状况的纪检队伍若不彻底改观，很难成为反腐防腐的有生力量，甚至连提醒注意廉政的作用都不能尽力，个别严重者反而给腐败分子通风报信、阻扰查处腐败案件。
犹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必须依靠和组织对敌人有血海深仇的被欺压的民众，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反腐防腐也必须依靠和组织对腐败分子痛恨的被欺压的干部群众，才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腐败成灾的地方，越容易找到反腐败的力量。关键是我们要主动发现反腐败的积极分子，把他们组织起来对腐败分子展开有效的斗争。还要从中选拔培养反腐败的各级干部。还要宣扬廉政文化，营造反腐败声势，同仇敌忾，齐心合力摧毁各种腐败势力、撕破腐败分子的关系网。迄今树立的先进典型中，没有一个反腐败的英雄，也没有能抵抗腐败势力侵害或拉拢的道德模范，这同中央领导坚决反腐败的指导精神距离太远。我们需要名正言顺地树立和扶持一大批反腐败英雄和抗腐败的好同志，才能取得反腐败的胜利。我们要打赢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就必须如此决策。
有无反腐败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反腐防腐成效有很大的关联。例如，同样研究反腐败问题，对腐败分子有刻骨仇恨的科研人员和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评奖的人，对研究成果质量就会有不同的效能追求。怎样发现真心反腐败的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同志，怎样组织全社会的反腐败力量，也是反腐防腐的重大战略问题，也需要展开系统化的研究。
据中纪委通报，２０１１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960461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35934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6]。这既是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的成绩，也表明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任务重。在某些腐败成灾的单位里，腐败分子的胆子都很大。有些是半公开地搞腐败，有些则是明目张胆地搞腐败，有的腐败干部甚至公开扬言：“越腐败，越没人敢碰！”真如唐朝曹邺《官仓鼠》一诗所描述的“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对这类被顽固的腐败势力统治的单位，必须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去彻底清除腐败势力，重新组建能勤政廉政的领导班子开展工作。必须要像制定和维护交通法一样，制定和维护保障人民群众信访权利和信访渠道的法规。还要像鼓励举报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对举报腐败分子问题的人们给予奖励。
要敢于组织群众和干部对腐败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会，要像批斗恶霸地主和黑心资本家一样批斗腐败分子，要把他们的腐败的思想意识批透、批臭。要引导群众营造强大的反腐败声势和舆论氛围[7]。也要根据形势需要，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主动组织有序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清除腐败势力。有同志担心发动群众搞运动会造成社会混乱，其实，只要认真总结以前搞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化地组织，就可以把正义的激情引入有序运作的轨道，在前进中改革完善制度，在健全制度中改革前进。况且当腐败势力激起的群众反抗已经达到干柴烈火的程度，如果共产党不主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运动，自发的群众运动也会星火燎原。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非常严重。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否则消防员到场后会按兵不动，看着大火吞噬一切。1973年，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由此推动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这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对贪腐的“零容忍”使香港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与之相应，香港廉署也走过了从最初被质疑到很快确立强大公信力的过程。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你”是身处香港社会的每一个人，“ICAC”则是香港廉署的缩写；“你”的廉洁自律及对反贪防贪的积极参与，加上廉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共同构成了香港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营商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立反贪机构并不难，难在如何从体制深层到具体运作，构筑强大而可持续的反贪公信力[8]。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更应该依靠人民群众，主动组织人民群众改进社会。有序地组织群众运动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党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新中国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就保障了新中国的健康发展。共产党要永远站在腐败势力的对立面，永远捍卫正义、公道和人民利益。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永远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提高社会经济整体效益。
能否有效地反腐败，不仅决定着执政成效，也决定着执政党的生命。反腐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执政党执政生命的根本。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明白这一点，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应该在反腐败问题上做得更好。必须在党的大力领导下，组织关心党的健康发展的正派干部和群众广泛参加的反腐败人民战争，在反腐败中不断前进，在反腐败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才能实现可持续高效益发展。这其中，充分地研究反腐败战略战术应该展开研究的若干课题，组织各门相关学科专家与党政干部协作[9]，展开既分门别类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系统化的研究，是这个伟大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任务。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来源：求是理论网，2013年02月25日
2、赵营波，世界可以建设得更美好——再论大协调学的推广应用，未来与发展，2003，2.
3、王岐山，渎职者离开原岗位也要问责，京华时报，2015-01-17 02:11:1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5、 赵营波，健全工作机制，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效能，咨政，2006年第20期；《与省长谈安徽发展》文集V，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6、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01-07 08:26:08
7、王传利，建设廉洁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中华魂，2013年2期上半月
8、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29.htm 百度百科：香港廉政公署
9、赵营波，领导者与专家在宏观决策中的合作，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12. 入选《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并获优秀论文奖（1999，1.）
作者简介：赵营波，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员，文学笔名“苍桑”，主要从事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自1977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正在修改第四本专著《大协调学与统筹运作》（70万字），已列入出版社计划。拥有国家专利一项。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大协调学会筹委会主任、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研究会顾问、全国三家杂志编委、安徽省政府津贴专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大协调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每天有76，000多个网站介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已发表《茶叶》、《人生之歌》、《焓的幸福》、《世间的惑与不惑》等诗歌散文百多篇。